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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郜艳敏不愿意当烈女,那该怎么办?

时隔九年之后,郜艳敏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只不过这一次,除了人贩子、家人、当地政府及宣传部门外,郜艳敏本人也成了网友口诛笔伐的对象。

河北省宣传部这种把丧事办成喜事的做法,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现在被“国学大师”和“当代大儒”们翻出来的那些“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让人感觉到满满“正能量”的故事。比如那个“卖身葬父”后来娶了七仙女的书生董永,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古代的“核心价值观”读本在歌颂孝子的“孝心”的同时,并没有去控诉这种让穷人连棺材都买不起的万恶的“体制”,也没有去追问这种把自己贩卖成奴隶的行为到底符不符合“人性”,社会的罪恶最终变成了“感动中国”式的温情剧

今天在电视荧屏上泛滥成灾的那些“感动XX”节目,无一不是这样的套路。“苦难”锻造出了孝心,培育出了爱心,锤炼出了一个又一个鸡汤式的励志故事。可是这些“苦难”背后的东西,便被轻轻放过,并且抹上了一层温情的色彩和神圣的光芒。在让人痛不欲生的苦难和绝望中品咂出快感来,是这些售卖“感动”的节目要教给普通老百姓的本事。这也是奉劝那些在苦难中心怀不满的调皮捣蛋分子,与其无谓地去寻求“改造世界”,不如返回自己坚强的内心,利用千载难得的苦难“机遇”来为大家创造出更多的“感动”和“眼泪”,从而培育出更多的忠臣孝子烈女节妇出来。

鲁迅先生说的好:“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郜艳敏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让无名肿毒变得“艳若桃花”、“美如乳酪”的经典范本。被拐女曾经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山村的穷困、教育的落后、政府的失责,都化为洒向山村孩子的“大爱”,把大家感动地稀里哗啦一通的同时,丝毫不愿意拿出解决问题的任何诚意。有关部门的无聊无耻无赖,掀起了舆论的怒火。

可是,希望培育出烈女节妇的,并不仅仅是有关部门。在这次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潮中,郜艳敏本人也成为舆论集中攻击的对象。原因就在于郜艳敏本人在此轮舆论轰炸中曾多次向媒体表示,自己只想平静地生活,不愿看到自己的家人受牵连。在她给媒体的信中说:

“感谢各界媒体对我的关心,感谢所有人对我的关心。在这里对大家说声对不起。抱歉。现在我想很平静的生活,希望家人不受伤害,因为我的全家人都病了,我希望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儿女们都能安心上学”

这就惹恼了各路满腔热血的正义人士。于是,剧情就迅速反转,变成各路正义人士讨伐郜艳敏的战争。

许多人认为,郜艳敏屈服了、退缩了、投降了,认为她染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把加害自己的人看成是恩人,认同并保护曾经的施暴者,甚至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圣母婊”来形容她。

一位法律学者这样评论道:“被世界踩在了脚底的华莉丝·迪里,因为抗争,成为世界主流的女性典范。而被世界踩在了脚底的郜艳敏,被迫屈服,成为中国主流的女性典范。”(《一个被买卖女性的伟大逆袭》http://dajia.qq.com/blog/474531064745598)

有的人发文章说:“在郜艳敏被拐卖这件事上,为虎作伥的名单里有河北省委、河北教育厅、河北省妇联、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100多万投票的河北人民。然而,在这个为虎作伥的名单里,还应该写上一个名字,那就是郜艳敏。”原因是:“作为一名女性,特别是有刻骨铭心被拐卖经历的女性,而且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有了点名气的女性,不是利用自己的知名度为其他被拐卖的妇女发声,谴责拐卖人口的罪恶,呼吁政府落实对妇女的保护,只希望过好自己的小生活,这种置身事外的选择何其的自私和冷漠,这是对女性的背叛。”

还有人觉得,她的病比斯德哥尔摩还要严重:“郜艳敏之所以被塑造,被美化,或许因为她在逃无可逃绝望中没有选择‘玉石俱焚’的反抗,也没有选择‘哀莫大于心死’的消极抵制,而是积极努力地适应,并且能主动配合。她之所以是‘典范’,就在于‘以德报怨’。不仅是有关部门加诸给郜艳敏的荣誉,更是给大家,包括你我的示范。正因为如此,这比斯德哥尔摩更冷更绝望。”(当你身处在一个逃无可逃的情境http://dajia.qq.com/blog/413447099658691)

这位“高校心理教师”顺便给郜艳敏指出了两条正确的出路,一条是“玉石俱焚”的反抗,一条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消极抵制。两种出路的结果是一样,就是“死”,一个是身死,一个是心死。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幸被拐卖到某贫困山村,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死殉之,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沦落到“斯德哥尔摩更冷更绝望”的境况。

在被卖到下岸村后,郜艳敏喝过农药、跳过河、吃过老鼠药,多次抗争之后,她最终接受了自己的丈夫,留在了当地。生儿育女,孝顺公婆,还当上了一名乡村教师,想在这个自己走出不去的山村,教一些没学上的孩子读书,重新寻找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当正义迟迟不能来到的时候,对于一个弱势的妇女来说,还能怎么办呢?“我觉得孩子们无罪啊,我不希望他们长大之后也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掉进‘放羊买媳妇’恶性循环的怪圈!”她也正是感于自己被拐卖的命运,所以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避免更多的女性重蹈覆辙。除了给自己的15名学生上课外,郜艳敏还开办了扫盲班,用礼拜天时间给村里的辍学孩子上课;教室四面透风,冬天来了,郜艳敏就把孩子们叫到自家炕上上课。

但是,正因为她身上永远撕不掉的“被拐女”的标签,她对更高人生价值的追求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就变成了对“施暴者的认同和配合”,甚至被人骂之为“圣母婊”。任由这些愤怒的正义人士隔一段时间就把她好不容易愈合的伤疤揭开一次,再用一根一根的木棍捅进去一遍一遍地在伤口搅动。

正义人士们对于“被拐女”们的期望,就像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对于“节妇烈女”的期望一样。丧夫之后,或者“死节”——以身殉夫,或者“死心”——形如枯槁,翻译成现代正义人士们的话语,就是“玉石俱焚”和“心如死灰”。

令正义人士失望的是,大部分被拐妇女的状态都会跟郜艳敏差不多,既不会“玉石俱焚”,也不会“心如死灰”。如果正义迟迟不能来到,她们仍然需要——活着,而且不是像祥林嫂那样,行尸走肉地活着,于是她们就变成了正义人士所批判的那种“主动适应”或“为虎作伥”的“主流妇女”。

人大政治系某副教授说“郜艳敏是奴性十足的诸多中国人的象征,被拐卖强暴不重要,自由不重要,有饭吃就行。”就像晋惠帝那句“何不食肉糜”一样,正义人士们的声讨中充满着上流社会对底层的隔膜和道德优越感。对于底层来说,生活实在是没有太多可“自由”的选择。如果“适应”是“奴性”的象征的话,那么她们唯一剩下的“自由”就是寻死的“自由”。正义人士们就像当年的柳妈一样喋喋不休地告诉祥林嫂,她被拐卖后不应该“适应”,不应该再寻找“生活”,而是“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玉石俱焚”之后,便是为中国打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细细品读这些充满着道德义愤的文章,猛然间发现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

其实,要消除拐卖妇女的现象,正义人士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像郜艳敏一样,去乡村支教,扎根乡村,呆它个十年八年,把“法律”和“文明”带到山区,让这些地方不再是文明之外的“化外之地”。

但是正义人士们显然认为,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足够了,那就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逼着郜艳敏变成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烈妇。某香港作家在微博上说:

“不强制解救郜艳敏,严惩买卖人口,将来还会有一千个一万个郜艳敏,每一个未能保护自己不被拐卖的女性都有可能沦落她的命运,包括你的女儿、妻子,你们的一生就毁了。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不要以为不可能。”

这些充满创意的头脑总是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继人贩子之后,正义人士们再次强制性地替郜老师做出了选择。我们可以脑补这样的场景,一群充满着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有为青年,在深夜愤怒地闯入郜艳敏的家中,把她装进麻袋然后强制性地带离山村,强迫她获得“自由”而且永远不能回去。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千千万万个被拐卖的妇女,让你的女儿、妻子的一生不被毁掉。

当舆论把炮口对准郜艳敏之后,整个事件就完全变味了。正义的祭坛上需要一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羔羊,然后郜艳敏就被抬上祭坛,用自己伤口的鲜血来满足这些嗜血者无处发泄的正义感。

 

作者:林岛 来源:破土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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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独家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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