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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替考”就能维护“高考公平”吗

【摘要】打击“替考”,只是为了维护这种形式上的“高考公平”,让屌丝和“中产”能够在最后拼杀的战场上,能够“公平”地竞争,但是更大的“不公平”是在“高考”之外。“替考”的本质是用金钱来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花钱让自己的子女进入一个好幼儿园、好小学、重点初中、好高中,甚至通过捐钱读一个美国的常春藤名校,不也是用金钱来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吗?“替考”和这些行为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什么?




高考第一天,一起跨越湖北和江西两省的替考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替考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小到各种职业资格考试、自考,大到高考,人们对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2007年,安徽省砀山县发生高考替考未遂案,有多达41名在校大学生被雇参加陕西省洋县高考发生替考事件,由个别教师出面组织部分高二优秀学生参加替考;2008年,甘肃省天水市9个考点共发现舞弊考生31人,其中“移民+替考”考生15人。去年高考期间,河南省就曝出替考丑闻,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的占127个人。

“替考”这个事情是今天的中国才有的现象吗?非也。在1975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就曾经撰文批判过这种现象:“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联一所报纸在当时吐露出来的真相。当时的苏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兴行业。如“私人授课”业、“论文出售”业、“代人考试”业、“毕业证书制造业”。这些行业为什么能够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产生?这就不得不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红旗》杂志社认为,当时苏联已经蜕化成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变成了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有了大学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混个一官半职,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了大学,就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在这么强烈的诱惑下,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当时的苏联特权阶层要把自己的权势传给自己的子女,只有通过教育一途。他们的子女在教育问题上,相比于劳动人民已经享有很多天然的优势。如他们“可以雇请‘家庭教师’
,或者“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但是有些公子小姐们习惯了吃喝玩乐,不愿去死啃书本,就是考不上大学或者毕不了业怎么办?于是这些行业就应运而生了。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所以造成的结果是:“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联想到现在的中国,我们是不是感到有些似曾相识?在教育已经市场化、产业化的今天,苏联当年曾经出现过的这些现象,在中国一一出现。从“私人授课”到“代人考试”、再到“论文出售”、“毕业证书制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产业链。只要有钱,一切教育产品都可以购买到。教育市场化的结果是加剧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鸿沟,优质教育资源急遽向拥有更强经济实力的社会中上层集中,导致寒门子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越来越少。教育不仅不能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促成不同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而变成了社会阶级再生产的手段和工具。

这和当时的苏联极为相似,但是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苏联的特权阶层无法直接把他们的地位和特权遗传给下一代(这也是他们在八十年代末积极颠覆“公有制”的原因),所以大学文凭是他们的子弟进入官僚体制必需的敲门砖,没有大学文凭就没有一切,但是今天的中国就不一样,王健林的儿子即使是个傻子,也能直接继承他爹的财产,有没有大学文凭一点都不重要;第二,在当时苏联,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可以进入特权阶层的行列,寒门子弟如果能够考上大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命运的,而在今天的中国,寒门子弟即使考上了大学,也只是亿万打工者中的一员,文凭在金钱和资本面前,已经严重贬值;第三,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当时的苏联和美欧的关系并不像今天中国这样水乳交融,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子女送往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去读书——而如果可以在这些国家读书,就不用采取找人“代考”这样low的办法,因为捐款与录取是这些国家的潜规则,“只要赞助两万美元,一个学生就能被一般的博雅学院(Liberal ArtsColleges)优先录取。比较出色的大学,这个数目就达到了五万美元,而且学生家长需要许诺未来会投入更多的捐款。排名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十万美元是必须的。而到了前十名,二十五万美元只是及格线,父母往往要投入上百万美元来为子女铺平道路。赤裸裸地向学校提议以捐款来换取子女的录取。”http://edu.163.com/14/0326/09/9O8LMF8N00294IIH.html

找枪手替考这种事情,说到底是一个“拼爹”游戏。据媒体报道,如果考上一本院校,枪手可收入2.5万元,而如果考上985+211高校,最低层级的“枪手”也能拿到七八万元到十几万元报酬。这只是枪手拿到手里的钱,家长支付给替考中介的费用至少是枪手收入的几倍以上(至少十万以上),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支付得起这笔费用,说明家里边是有一定的积蓄——但又不会是豪富之家。因为豪富之家的子弟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送往国外读书了。说到底,只有这种家里有点闲钱,但又没有能力支付子女去国外读书的“中产”阶层,才会玩这种“替考”的游戏。

打击“替考”,只是为了维护这种形式上的“高考公平”,让屌丝和“中产”能够在最后拼杀的战场上,能够“公平”地竞争,但是更大的“不公平”是在“高考”之外。“替考”的本质是用金钱来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花钱让自己的子女进入一个好幼儿园、好小学、重点初中、好高中,甚至通过捐钱读一个美国的常春藤名校,不也是用金钱来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吗?“替考”和这些行为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什么?

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在被商品化和产业化之后,教育只是社会阶级再生产的一种手段。高考只是这种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的最后遮羞布,在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充斥着由金钱奠定的“不公平”的前提下,“高考”如何能是“公平”的?“替考”行为只是这种金钱逻辑渗透到“高考”的产物,它之所以被打击,不是因为它违反了“教育公平”,而是因为它试图扯掉这最后的遮羞布,让教育商品化的本质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

 

作者:林岛 来源:破土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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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独家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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