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大棚 思索

苹果时代的“i奴”沙龙实录(上):在时空穿梭机里打酱油

【破土编者按】11月6号,破土主题沙龙《苹果时代的“i奴”》在北京举行,本次沙龙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教授,自由评论人郭松民老师,中国传媒大学张志华教授,《文化纵横》编辑部主任周安安老师参与,讨论数字时代的新奴隶制。应读者要求,破土将沙龙实录整理,分上下篇发表,上篇为邱林川教授的报告部分,下篇为讨论部分,将于明日(11月24日)推出,欢迎关注与讨论。破土主张开放视野、多元视角,欢迎观点争鸣,投稿邮箱:groundbreaking@126.com。

我毕业于北大,过来清华总有点打酱油的感觉。今天在清华,我确实要打点酱油:不是把液体装到瓶子里那个打,而是拿着棍子打、拿着思想武器打。这个酱油没有咸味,但它也是黑色的,它就是奴隶制。

奴隶制到底和今天的数码科技有什么关系?我二十年前在北大的时候开始关注互联网,那时对互联网的感觉是它代表最进步的东西。可为什么今天我会说它也包含最落后、最反动的东西,即奴隶制?

我要借此机会欢迎大家,特别欢迎工科的同志们。听说关注破土的好多是文科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电子废奴运动如果要成功,其实特别需要工科生加入起来,包括苹果公司的员工。我要特别欢迎你们。

首先声明,“i奴”这词不是我想出来的。它英文叫iSlave。Slave就是奴隶。“i奴”最早是瑞士绿色和平组织的创意,是社会运动中产生的概念,当时主要指富士康工人。今天我们对它进行引申,也指其他比较高端的人群。它的意思不光是科技对人的奴役,科技也可以是行动的利器,可能是做一张图,可能是想出一个新词——这都可以是非常有意义的。好像“i奴”这个词,让我们注意到21世纪的奴隶制,让我们有可能开始在词汇和思想层面上抵抗奴役。我因此要向这些有创意的行动者致以崇高敬意。用“i奴”这个词就是致敬的一种方式。

我是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但只有废奴主义者,促进社会进步的运动并不一定能成功。我们需要更广泛的连接才能更彻底地去反思、去超越、去抵抗新旧不同形式的奴隶制。

今天讲的是我一本新书的内容。书名叫《告别i奴》,副标题本来是《反思劳动、资本主义与数字媒体》,由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他们给我一个新的副标题,叫《一份数码废奴宣言》。我还没敢答应,因为我只看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从没想过,自己这辈子居然有机会写宣言。

在中文大学我曾教过七年的“比较媒体系统”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学的逻辑,就是要要么同中求异,要么异中求同。具体到新媒体研究,以前我在南加大的老师贝尼格(James Beniger名著《控制革命》作者)就曾提出,特别有意思的比较研究往往是故意地比较苹果和橙子,因为如果总是苹果比苹果、橙子比橙子,这样比的意义总是很有限的。今天我们就拿苹果和酱油来比一比,酱油就是奴隶制。苹果当然指苹果公司和它控制的庞大生产体系。三星或大多数智能手机品牌商其实也类似苹果。它们虽不是苹果,但也处于苹果时代,很多东西和苹果想通,特别在基本劳工的问题上面。这里用的就是异中求同的比较逻辑。

我这本书共有六个部分。我今天只讲三点。第一,什么是奴隶制?怎么定义奴隶制?为什么400年前的酱油今天还在发臭?第二点是非物质劳工,也叫消费型i奴,就是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奴役。第三是反对奴隶制的抵抗和废奴运动,它过去是怎么发生的?假如我们要开展21世纪新废奴运动的话,应该怎么去跟以前的废奴运动对话?向他们借鉴和学习?

今天在这里不是卖书,本来书也没写好,而是尝试给大家做一个苹果和酱油的比较。比较的对象是跨越时空的,所以这本书我把它定位成一部时空穿梭机:400年前的奴隶制和今天我们所处的苹果时代,它中间到底有怎样的想通之处? 我们会反反复复地在这两个时空之间穿越,而今天只不过是时空穿梭机的Beta版测试。欢迎大家登机!

可能大家已经听出来了,我说的奴隶制是400年前的奴隶制。这和马克思经典论述的那个存在于封建制以前的奴隶制是很不同的。沃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从500年前开始讲起。那时,跨洋奴隶贸易买卖的主要是欧洲白人,直到大约400年前,也就是17世纪,才变成黑奴为主,且稳定下来,直到19世纪中的美国南北战争。这段时期,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是人类历史上奴隶制规模最大、最发达的时间,它发生在封建制之后,与现代资本主义是共生关系。换言之,没有400年前的奴隶制,就不会有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这个体系的核心叫“跨大西洋三角贸易”。那时欧洲人的船先开到非洲,购买黑奴并把他们运上船,再到美洲把他们卖掉,同时在美洲买当地产品,比如蔗糖。黑奴到美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生产蔗糖,然后这些蔗糖被运到欧洲变成钱。如此周而复始,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这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第一个经济模型,三角贸易的基础正是17世纪定型的奴隶制。所以我们的时空穿梭是从21世纪到400年前,而不是封建制以前的奴隶制。

为什么要重提奴隶制?这也来自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社会体验。比如近些年自称“房奴”的越来越多了,还有“车奴”、“码奴”。好莱坞除了拍《为奴12年》,还有其他的大片,比如斯皮尔伯格早年的《Amistad》,不单票房收入不错,还拿奥斯卡奖。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宰制全球这么多年之后,奴隶制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不同地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大家重新提出来。

到底什么是奴隶制?简单而言,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来。这些农民工进城了,到了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进入劳工交换市场。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本应是自由、等价的交换。不去这个厂打工,可以去那个厂,也可以离开。打完工,老板就发工资。这就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常态的雇佣劳动(wage labor)。然而,奴隶制的实质是不让工人有等价交换的劳务市场,剥夺他们选择的自由,强迫他们哪怕拿不到合理的工资,也要继续劳动。程度轻一点的叫被迫劳动(forced labor)。极端情况是,工人工作创造的价值,百分百都成为资本家拥有的剩余价值。这在马克思描述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它就是奴隶制。

富士康的学生工是典型的被迫劳动。他们也拿一点工资,但关键是,不在富士康工作满三个月的话,就没法拿到毕业证书。不管是学会计、学中文、还是学贸易,上了富士康生产线,都一样是做手机后盖的,都是重复劳动。他们还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但学生们的自由被部分剥夺了,这是毫无疑义的。

奴隶制是剥夺个人自由的一种极端情况。具体如何定义它?我从过去三年阅读的大量文献里浓缩出几点,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的维度,也包括来自法学的观点。

首先,17世纪的奴隶制存在于历史资本主义的有机体内。前者对后者不可或缺。看待资本主义要有历史眼光,要看到,它也会成长会衰落。但不管怎样,奴隶制往往与资本主义如影随行。

其次,不光资本主义有很强生命力,会生长会转变,奴隶制原来也有很强生命力,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最早的奴隶是囚犯、战俘。19世纪黑奴贸易被禁止,马上又出现新形式的奴役,叫苦力,即英文的Coolie,所指包括印度人被送往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东非、南非,也包括中国人,主要是太平天国产生的流民。前不久我在斯坦福大学听他们的历史研究项目,讲到150年前华人铁路工人一边建铁路一边要被鞭子抽打。那就是典型的奴隶工作状态。

但奴隶不一定最苦、最底层。哈佛大学的派特森(Orlando Patterson)教授在他的历史比较研究中特别强调一种奴隶,叫凯撒家人,拉丁文是familia Caesaries。他们就是皇帝的奴仆,好像当年大内总管李莲英,又有钱又有权,社会地位也非常高。皇帝离开京城,整个罗马都要听命于他。但别看你位高权重,下一任皇帝看不上了,立马杀头,不用任何审判,因为你只是奴隶,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基本的作为人的权利。

这和我们要讲的消费型奴隶有些相似:作为电子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好像自我感觉良好,但消费者的身份并非完整的人格,它也不过是一个依赖性的、物化的存在。就好像凯撒家人也只是另一种形态的奴隶,因为他们存在的价值完全依附在凯撒身上。有用时位高权重,没用时弃如敝屣。奴隶制形态千变万化。到了数码时代、苹果时代,它又在进行转型和突变(mutation)。这和观察过去几千年奴隶史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

第三,奴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对劳工实行剥削,包括剥削式地使用劳工的身体,占有他们的时间,也可能是使用或占有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卖肾买iPhone, 器官买卖在有的国际组织定义里,也是21世纪奴隶制的一种形态。比如菲律宾就有“器官农场”,整个村的人都靠器官移植为生。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化,完整的人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给我把肝长好、把肾长好、把眼角膜长好。说得不好听一点,人的价值变得跟猪差不多。这是极端异化而丑陋的。

这是否和数码科技世界有些许想通?不一定是个完整的人,可能是人体的一部分,即器官;可能是人生一部分,即时间。它被物化、被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这正是派特森定义奴隶制最根本的概念,叫“生而异化(natal alienation)”。马克思的异化主要还是在讲社会化大生产语境里的劳动问题。派特森则认为还有更根本的异化,且它是奴隶制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人的社会性被强行去除了。如果像马克思所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社会性的话,那么“生而异化”、被去除社会性的人就只剩动物性了。于是,人被异化成猪,彻底地丧失了社会性,这是对奴隶制进行社会学定义的关键。Natal这个字的拉丁语词根是肚脐眼的意思。“生而异化”就是你跟你的母体,跟你所属社会,所有的关系都被切断了。

今天的幻灯片是用红与黑两种颜色来组织的:红色代表血腥的奴隶制,黑色代表黑奴以及我们要打的这个酱油一样黑的奴隶制。黑色还是一种特别的颜色。所有色彩汇聚在一起之后,也变成黑色。从古到今,受到奴役的不光是黑人,也包括黄种人、白人,也包括少数民族、原住民。他们汇聚在一起抵抗奴役,所以黑色也代表团结与抗争。它包含很多成分,既有基层被压迫人民自下而上的抵抗,也有相对中产的废奴主义者自上而下推动变革。

我是废奴主义者,因为我没有长时间在生产线上劳动过。在座的各位多数估计和我类似。抵抗与废奴都反对奴隶制。它们也是奴隶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理解奴隶制,就不能光看到黑暗的一面,也要看到光明的一面。血红的镇压与黝黑的反抗同样重要。我们往往是在最无望的绝境中才能看到最伟大的人性光芒。

从这个角度看,一本有意思的书叫《黑色雅各宾派》,讲的是海地。它在独立前叫圣多明戈,是加勒比的一个岛,当年曾是法兰西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对法国的经济贡献远超其他殖民地。1790年岛上黑奴起义。1803年成功把白人赶走。这是人类史上极重要的事件,是第一次有黑奴建立自己的国家。

海地斗争成功有个大背景,就是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连脑袋也保不住了,怎么还有精力去镇压海地的黑奴?可见,抵抗或废奴运动在什么时候可能成功?经常是帝国衰落的时候。奴隶制的变迁往往与帝国兴衰是同步的。帝国膨胀时,它增长较快。帝国衰落时,奴隶制也开始分崩离析。黑色雅各宾只是自下而上抗争成功的众多例子之一。自上而下的废奴运动,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投身废奴事业,推动通过废奴法案,都是在帝国内部矛盾变得难以调和的时候,才有更高胜算。当然,奴隶制本身的增长和扩张和收缩,也会加速帝国间的竞争及地缘政治的变化。两者间是互动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就是文化。影响17世纪奴隶制的,除了地缘政治及军事力量对比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必须依赖霸权式的消费文化。也就是说,消费文化是奴隶制经济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体系的奴隶制要运转,就要依赖传播、媒介,要依赖书本、音乐。为什么英国人喝茶一定要加糖?为什么不加其他东西?道理很简单,因为白糖是美洲黑奴生产的主要商品。甘蔗园和榨糖厂的生产力再怎么提高,没有更多的人进行消费,也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所以必须要有霸权式的消费主义文化,让大家都去消费生产过剩的商品。从当年喝茶加糖的英国市民到隔段时间就要换手机的果粉,这一点又是相通的。

近年法律界对奴隶制也有很多讨论,其主要成果是2012年的《贝拉吉奥-哈佛奴隶制定义法学指引》。该定义关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不必过分介意书面上规定的社会关系,因为差不多在任何地方,奴隶制都是不合法的。经常看到21世纪奴隶制的情形,都以合法的形式,如雇佣关系,为掩护。表面上我们之间是自由契约的合同关系,但实际上我看不惯你,就动手打你;你发生工伤,我就把你扫地出门。这都是在实质的社会行为层面出现了“类似奴隶制的制度或实践”。实际关系才重要,书面的法律文书并不重要。认定奴役首要是看事实、看De Facto的具体情况。如此定义奴隶制有明确的未来指向,即奴役可能采用前所未见的具体形态。它在互联网空间里再度变形,因此并不奇怪。

二、奴隶制的实质是“附属于所有权的权利(the powers attaching to the right of ownership)”。在当代社会法律条件下,所有权一般不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间接地通过某些具体方面得以实施。比如说拥有权(possession)是所有权的一个维度,我可以把你禁锢到仓库里,算是对你实施了拥有权。所有权还涵盖其他维度,比如我可以用你去进行交易,行使交易权。又如我可以通过交换、通过剥削, 获取不合理的利润,行使获利权。最后还有弃置权:当你没用的时候,我可以把你像抹布一样扔掉。

在使用第二条定义方法时,《贝拉吉奥-哈佛法学指引》强调要低门槛、零容忍。只要发现有人对其他人实施“附属于所有权的权利”之中的任何一种,就可被认定为是奴役。零容忍什么意思?这间房是禁烟的,你说我抽根烟无所谓,还有99%的空气都是好的,这样行吗?当然不行。只要抽一根烟、一口烟,这里就不再是禁烟的了。对奴隶制零容忍也是类似道理。

用这张图来做一点小结。只要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有17世纪奴隶制生长的土壤。它不断变化,和地缘政治、帝国兴衰发生直接互动关联。它有两条主要的支柱,一是异化,更具体的说是“生而异化”,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极端异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是抵抗,来自底层的抵抗,也包括废奴运动。异化和抵抗,既对立也并存。奴役的最终目的是用非正常手段进行剥削。为此目的,就一定需要建构特别的消费文化,让人们去买生产过剩的商品。这是从史学、社会学角度看到的奴隶制。而从法学视角来看,一是看事实性的具体过程,二是看是否行使了任何形式的“属于所有权的权利”。认定的标准是零容忍。只要一条犯规,就存在奴役。这样的分析框架,能放到苹果时代的数码科技领域里,能看到怎样的东西?

穿越沧海桑田,勾连400年。去年我在《社会》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今天的互联网就像当年的大西洋。具体到世界体系的层面,我们可以有三种基本的模型。首先是大西洋三角贸易的模型:欧洲的船到西非去买奴隶。它会带钱还有其它让人上瘾的的商品,比如兰姆酒。为什么是兰姆酒?因为它是制蔗糖的副产品。到了西非,完成交换,奴隶上船,兰姆酒和钱就留在西非了。黑奴被送到西半球,开始只是加勒比海,后来是整个南北美洲。他们在这里要生产出各种商品,特别是蔗糖。卖奴隶的钱和奴隶生产出的糖再被运回欧洲。本来欧洲人不怎么吃糖。14世纪英国国王结婚想买几磅糖,还要低声下气地求法国国王卖给她。普通人根本吃不到糖。但到了17世纪,中产阶级开始吃糖。19世纪末,包括普通工人在内,人们大量消费蔗糖。英国人均最高消耗量曾达到三天一磅糖,也就是基本上一天三两糖。如此大量的消费,依靠的正是霸权式的消费主义文化。这是17世纪奴隶制的基本模型。

21世纪奴隶制是怎样的?它从苹果开始,也可能是三星、小米,总之它始于高科技的“全球北方”、资本集中的世界体系核心区域。它们有点钱给富士康,或者给和硕、伟创力。研发成果去到“全球南方”,到深圳、郑州、成都,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这时输出的不再是人,而是人的劳动的结晶,就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它通过运输和交换,成为消费型i奴的生产工具,就好像奴隶从西非到了北美,成为生产要素一样。不同的是,消费型i奴在日常消费行为中完成生产,刷微博、微信,用百度地图,产生出的价值可能大于购买手机所花的钱,更重要的生产出UGC用户生成内容。这里产生的大数据变成了科技企业下一步生产的原材料。这些企业也会上瘾,不过不是吃糖上瘾,而是苹果对UGC上瘾。然后这个数码时代的三角贸易循环周而复始,越滚越大。

第三个模型是新世纪废奴运动的模型。它也是一个世界体系,因为就像社会主义不可能一国实现,废奴运动也一样。它的起点是网络劳工。不同类型的工人组织起来,也有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创新。这些内容进入到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的生产环节,再运用到实际中, 产生有价值的新内容,叫WGC“工人生成内容”,而不是UGC。之后,工人生成内容进入工人阶级公共领域。注意,工人阶级公共领域有各种类型,有蓝领也有白领,有纺织、运输,也有其他行业。各领域形成之后再进一步互动,生成“数码连接行动” DNA(digitally networked action)。新的公共性就这样形成,并重新回到网络老公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这当然只是个理论模型,是需要修正的。但它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让我们去想象一个彻底根除奴隶制的社会可以怎么样达成。

生产型i奴今天就不多讲了。它包括富士康生产线伤的员工,但不至于此。根据国际组织FREE THE SLAVES的发现,目前世界上奴隶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是刚果。为什么?重要原因是刚果有大量的稀有金属,比方说钽。钽是一个稀有元素,所有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包括iPad里全都有钽。全球超过60%的钶钽铁矿蕴藏在刚果。但那里大片土地被军阀控制,他们用童工、用奴工开采矿产。那里的工作环境与电影《血钻》里描述的情形类似。开采“血钽”的刚果工人是传统典型意义上的生产型i奴。可能你手机里只有半克“血钽”,但它对电子产品是不可或缺的。它生产的时候很可能经过奴隶的手。而那些奴隶们在刚果的劳动状况——拿不到工资、病了就被人遗弃——跟40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当然,富士康工人的情况会有些不同,表面上是现代契约关系,有更强隐蔽性。但为什么发生连环跳?估计大家看过潘毅老师她们的书,也知道全国总工会前段时间对富士康管理制度的批评。北京电视台也播出过北京富士康保安当众殴打工人的视频。这些属于生产型i奴范畴的问题今天就不讨论了。顺便只提一句:“防跳楼网”这东西在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但它是16世纪奴隶船上的标准装备。2010年它在富士康再度现身,是典型的奴隶制返祖现象。

今天主要讲消费型i奴。这是美国人的漫画,乍一看是苹果商标,但实际是镣铐,奴隶佩戴的镣铐。大家都听过“卖肾买iPhone”的新闻,就是极端的例子。奴役不光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它在消费过程中也存在。

要更好理解消费型i奴,就需要进行一个跨越,从物理范畴的劳动跨越到非物质劳工的劳动。从生产到消费,从物质化到非物质化,我们进入到这个更大的领域,叫Free Labor,可译为免费劳工,而不是自由劳工。这个概念首先由特拉诺瓦(Terranova)在2000年的文章里提出来。她的意思是说,表面看大家好像是在网上玩耍,但实际上是在为网络公司提供免费劳动。

用中国网民的话来说,叫“全国人民聊天,马化腾挣钱”,或者叫“全国人民过双十一,马云挣钱”。本来马云、马化腾要提供这么多信息给这么多用户服务,是要雇佣很多人的。但因为我们在不断地点赞、转发、给他们提供各种大数据,他们就不用那么多正式员工了。成本下降,利润上升。“玩工(playbor)”创造的价值可以百分百转化为剩余价值。这是最表面的非物质劳工,也是最大范围的免费劳动。

非物质免费劳动过程中会出现一种情况。我叫它“数码器官走私”。这器官不是我们身体里的器官,而是体外的器官。我最早也是在北京听到IT界的人说,手机是我的“第五肢”,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在西方,研究大数据的专家有另一种讲法:你刷微信、微博,你每次网购、每次百度搜索,都构成你的“第三皮肤”。什么叫“第三肤”? 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层自然的皮肤。穿衣服是第二皮肤,不光为了保暖,也为了社会交往。

大数据是第三皮肤。它在很多方面比第二皮肤更加难以摆脱。你可以每天换不同的衣服。但你去年的搜索可能现在还在影响着你会收到怎样的广告,它的影响是持久的,是你不能随便去除的。这第三肤或第五肢,更像我们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不过它不是生物性的,而是社会性的有机体。它随着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地生长。从普通用户的角度,比如我搜索五道口三联书店的地址,是为了找到它,为了用信息达成使用价值。但从百度的角度来看,你获得的使用价值是次要的。重点是它的交换价值,即怎么把关于你搜索的信息结构化,再卖给比如优步的专车服务。从你获得的使用价值变成它积累的交换价值,而资本市场吹捧、追逐的正是这样的可以廉价甚至“免费”获得的交换价值。

这里还有一个根本维度,那就是阶级。刚才提到,菲律宾有器官农场。但为什么它在菲律宾,不在美国呢?美国人需要肾为什么要到菲律宾去买?为什么他们不就地取材?是因为这里有阶级关系。菲律宾曾被美国殖民,两国间至今仍有阶级上下的分野。在社会的内部,一般也都是低下阶层才出卖器官。当年轰动一时的那个卖肾的安徽小孩,他的父母就是纺织工人。为什么纺织工的孩子要卖肾买iPhone? 他的肾最后去哪了?买肾的人估计不是普通工人,而很可能是北上广的中产或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这是器官移植的普遍规律: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由底下阶层向高端移动。这个规律在“挖掘”、使用大数据时,也特别明显。

“穷玩车,富玩表,无产阶级玩电脑。”我们在玩的同时应当反思,为什么我们要免费地为中国首富们创造财富?为什么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肢体”,要成为他们的财产?为什么我们幸幸苦苦生成的这些“数码器官”要成为他们企业盈利的源头?为什么我们长年进行非物质劳动的成果要成为警察国家实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就好像斯诺登揭露出来的那样?

电子产品对我们进行奴役,最极端的形式就是网络成瘾。上了瘾的时候,你不刷微博、微信就不行。成了微博控、微信控的你,失去了支配时间的自由,实际已被奴役。你可能自己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了不起。但你可能不过是在争取成为李莲英。

免费劳工和当代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奴役。过去奴隶制之所以发生,往往由于物质上的匮乏与贫困。时至今日,我们是否被极度的富足而奴役?富足也可使我们的惰性、奴性不断增长。数不清的APP,带来无穷无尽的消费“选择”。信息超载的我们,不会也不想消费之外的事,更不会去动一下如何挑战乔布斯们、马化腾们的念头。因为我们已经成瘾。

成瘾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吃糖也会成瘾。兰姆酒、烟草都是当年所谓“新世界”奴隶制的产出,都是让人上瘾的东西。玩愤怒小鸟和刷微信,也不是一般的东西,也是会上瘾的。而且瘾君子们的行为高度个体化,在进行日常消费的同时,他们的社会性被分解、被移除。“生而异化”于是借助原子化的消费而发生。

这正是人类学家闽慈(Sidney Mintz)在《甜味与权力》里的经典论述。以前人们吃东西绝大多数时候是群体行为。当社会关系被个体消费行为重构,群体消逝,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也要发生重大变化。别以为个体消费是个人自由的选择。其实是因为有了奴隶制的“新世界”——它可能是西半球,可能是网络空间,可能是富士康——在它生产力大幅增加的同时,必须有另一个过程的发生,那就是消费必须同样大幅度增长,与之相匹配。否则这个世界体系无法持续。

理解消费型i奴作为新形式奴隶制的剥削过程,另一个根本维度是时间。时间也是马克思分析的着眼点,比如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分析剩余价值怎么产生。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一般讲两种时间维度的剥削。一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二是资本家要增加工人的工作强度。消费型i奴则为资本积累提供新渠道,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生产线,让资本对于世界的掌控达到新高度。以前常说“微博控”。这个“控”就是时间的控制。

再用一个苹果和酱油的比喻: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进行了一个计算。1800年整个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了数以百万计的奴隶。他们一共提供多少的劳动时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栖,一年下来一共可工作25亿小时。这是1800年的劳动总量。2014年富士康有140万工人,平均工作时间10到12小时。一年下来,总共可以工作48亿小时。什么意思?就是2014年富士康2014年拥有的劳动时间总量差不多是1800年大英帝国的两倍。

把这个比喻延伸到消费型i奴,又怎样的发现?Facebook在全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去年它有9.4亿活跃用户,算上他们每天的平均使用时长,一年下来总共是5876亿小时,相当于1800年大英帝国的235倍。所以别看你每次上Facebook好像用的时间不长,但汇总起来它的时间总量是非常惊人的。它的基本机制是通过大数据集腋成裘,再为大公司服务。这样的科技发展趋势与当年非商业的互联网精神正好相反。以前大家认为网络科技挑战商业媒体霸权,让传播变得更平等、更草根。但是现在的大数据,通过对消费型i奴的剥削,实际上是精英对草根的反扑。

当然大家也不要对科技完全失望。它通过时间来控制我们,但我们也可以善用数码科技,恢复我们的“时间主权”。这是伦敦政经学院维克曼(Judy Wajcman)老师的观点。有兴趣的各位可以去看她的新书《Pressed for Time》。

最后很快讲一下废奴与抵抗。前面说了,废奴是比较自上而下、比较中产的;抵抗则是自下而上奴隶自身的反抗。这里讲强调一点:其实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史学看就里两者可说是泾渭分明。但在现实社会里,比方说如果你去看《断锁怒潮》,是斯皮尔伯格拍的好莱坞大片,讲奴隶船的故事,里面既有奴隶抵抗,也有宗教人士及律师跟黑奴结合在一起,最后共同取得斗争胜利,让黑奴重获自由。抵抗与废奴在现实中结合起来,因为它们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反对奴隶制。

类似的过程在中国工人利用新媒体反剥削的抗争中也可看到。运用网络科技的抵抗不是最近才有。2004年就有三起重大实践,分别发生在陕西咸阳、重庆和深圳。深圳友利电工友的博客还上了《纽约时报》。工人用数字媒体进行集体抗争、维护自身权益,比中产阶级的厦门PX事件要早三年。工人也用视频,比如著名的青岛澳利威工会张军的工人播客。富士康工人也一样,他们拍集体示威、拍保安打人,再上载到网上。还有南海本田的女工,大量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让我们对劳工运动有新的想象,即数码媒体可能会让女工扮演更加核心的作用,克服工运内部的性别不平等。

去年在东莞的裕元厂,全世界最大的鞋厂,发生四五万工人的罢工。原因是老板没给工人按照法律规定购买社保。不知哪位工人写了这首“如梦令”:

官商勾结相通,

社保希望落空,

可怜打工人

几多青春葬送,

罢工!罢工!

运动正是高峰

手写的一张纸,贴了棵松树上。然后照了张相,通过微信传给大家。用社科院卜卫老师的话,这叫自下而上的媒体融合。它借用相对中产人群的废奴网络,传递到我的手机里。

不知大家是否熟悉这些中国工人的抗争。如果大家听起来觉得很新鲜、很伟大的话,我想告诉各位,其实和几百年来围绕大西洋的反对奴隶制运动相比,它还是微不足道的。莎士比亚的戏剧、雪莱的诗歌,都有选取当年的抵抗及废奴运动作为主题。有兴趣的各位可以从两本书开始,一是《九头神怪(The Many-Headed Hydra)》,二是《海盗经济学(The Invisible Hook)》。带着21世纪的眼光,大家会在以史鉴今的过程中发现原来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老问题,原来数码废奴运动要想成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16世纪的抗争学习经验教训。

最好做三点总结。第一,别看数码科技光鲜亮丽,它仍然被一片阴影笼罩。这个阴影就是奴隶制,就是网络科技产业向早年资本主义返祖的奇怪现象。科技也可能带来社会倒退,在奴隶制的阴影中徘徊。

第二,无论在装配线上的生产型的i奴,还是在大数据矿井里的消费型的i奴,两者都已日益成为我们数码劳工的主体。爬格子的也好,做手机的也罢,都是整个数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劳动者才是的经济主体,但是在网络空间里,我们看到他们被剥夺,看到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抗争。这里有非常严峻的现实和极端的异化,也有各种丰富而多变的解决方案。而我们可以用奴隶制的红线和黑线把它们勾连起来。

i奴似乎无所不在。我也听到有的同学说,资本主义多么厉害,数码科技那么强大,我怎么能打败马化腾呢?但换个角度,正因为i奴无所不在,正因为苹果时代已经涵盖了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它也是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让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开始采取行动,找到反对奴役的起点。

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作者:邱林川 来源:破土首发

About the author

邱林川

邱林川

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华传媒与比较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信息传播技术、阶级、全球化及社会变迁。著作包括《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移动通信与社会》等,其中部分已被译成德、法、西、葡、韩等国语言。他目前担任十本国际学刊编委,包括六本收入SSCI的顶级刊物,亦是《传播学刊》副主编。此外,他还与基层民间组织展开合作,并为国际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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