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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沙龙实录| 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漫谈(上)

【破土编者按】4月11号,破土主题沙龙《三个故事: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漫谈》在清华大学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凯风公益基金会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邀请了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北京大学的吴靖教授,《南风窗》主笔李北方老师。应读者要求,破土将沙龙实录整理,分上下篇发表,本篇为李彬教授的演讲,欢迎关注与讨论。破土主张开放视野、多元视角,欢迎观点争鸣,投稿邮箱:groundbreaking@126.com。

什么是新中国,什么是现代中国?任继愈先生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是古典的中国,成就了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基业;第二件大事就是近代以来,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一百多年来,我们致力于建立现代中国。在此语境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文化”(或者说现代文化)的经典表述,即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这样讲不免抽象,下面就通过三个故事来具体谈谈。
破土沙龙实录| 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漫谈(上)

(图为李彬教授,图片来源:破土拍摄)

白鹿原:为什么民国没有唤醒民众?

《白鹿原》是大家都熟悉的,小说开篇不久,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辛亥革命发生,民国成立,白鹿原上的紫水县来了一任县长,这个县长是贪官污吏,激起民变,发生了一场交农事件,老百姓从四乡八里,浩浩荡荡抬着农具,到了县政府,把农具扔到政府门口说,你欺压百姓,苛捐杂税太重了,我不种地了,把农具交给你、交给县政府、交给县长。这在现在就是“群体性事件”,是极其严重的社会矛盾。后来上峰彻查,查处了这个县长,派了一位比较开明的新县长,新县长到任后,第一件事情就访贫问苦,化解这些矛盾,去见的第一个人就是白鹿原上的白嘉轩。他说卑职决心在紫水县推进民主政治,彻底根除封建痹症。组建本县第一届参议会,监督政府传达民众意见。这些话在今天很好懂,可是这是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前后,白鹿原上的头面人物白嘉轩听了以后是什么反应呢?一头雾水不明白,什么民主,什么封建,什么政治,什么民众,什么意见?一堆的新名词,不知道这个县长在说啥。后来县长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换了通俗的讲法,一句话,让黎民百姓管理朝政,不是县长说了算,而是百姓说了算。可是说了白嘉轩还是不懂,百姓说了算,那是张三说了算,还是李四说了算呢?所以这番对话就陷入到这种鸡对鸭讲的窘境了。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国,实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政治变革。他的三民主义,用现代政治和理念,如主权在民,为现代中国拉开了历史序幕。然而作为现代国家,中华民国同帝制时代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依然照旧。因此辛亥革命没有解决基层问题,没有唤醒民众,这个认识已经是学界的共识。那么,为什么没有唤醒民众?

从白嘉轩的故事我们似乎找到答案,就是连白嘉轩这样的头面人物,对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的这一整套话语及其逻辑,尚且茫然无知,一般老百姓更是可想而知了。三民主义以民为立国之基,可是当时的民是个什么状况呢?在鲁迅的笔下,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是孔乙己,是祥林嫂,是闰土……

因此,现代中国国家建设,或者说政治革命,是离不开文化革命的,用现在很流行的话叫启蒙。五四以来,特别是经过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汇集了磅礴的力量,涤荡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这个叙述看似简单,比如其中有多少个祥林嫂,从戚戚惶惶的女人,一步步在精神上开始觉醒,成为自觉自立的新女性,成为《红色娘子军》中的女性,一种自立自强,创造历史的角色。这是漫长的革命。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篇经典的文章中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它的意义在这段话里得到了非常集中的概括。

什么叫旧文化,什么叫新文化,举个例子,抗战时期的国军从军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类似的这种军歌当时有很多,这首还算比较好懂的,还有一首国民党的宪兵军歌,那才是佶屈聱牙,到什么程度呢?用当时在国民党宪兵学校学习,后来到台湾做了记者的一代散文大家王鼎钧的话来讲,这种东西你读许多古文才能看得懂,而读了很多古文你还是听不懂。这就是旧文化。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抗战动员的讲话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一听就懂了,而且还很有气势。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军人在唱的歌是“革命军人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要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在这个对比中,我们看到一边是看不懂听不懂的歌词,一边是人民战士爱人民的嘹亮歌声,新旧文化之对比,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新文化对历史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知道这种新文化曾经达到怎样的一种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阵势,比如哲学社会科学,毛泽东的著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范文澜的、阳翰笙的、郭沫若的等等,这都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很重要的领域,而且都是影响深远的现代文化经典。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马可……马可可能大家稍微陌生一点,《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白毛女》都是他的代表作。

新闻作品,如词学大家叶嘉莹先生在口述回忆录提到,中加建交之后她想回国,费正清的弟子龚忠武给她推荐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看了以后她说“我很感动”,没想到共产党这么了不起,共产党为了理想艰苦奋斗真是不容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当年《西行漫记》在世界上的影响,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清楚了。王维佳老师最近有一篇文章也谈到那个时代的进步报刊,他说工人报刊,不仅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传播共产主义理念,而且展开与工人生存状况和抵抗运动相关的调查,更可贵的是这些媒体都开辟专栏,让工人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农村同样沿着类似的方式,共产党负责组织农民运动的机构,主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农林报刊,宣传农民革命的墙报、传单、标语、漫画等等,到处可见。
破土沙龙实录| 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漫谈(上)

(图为吴靖教授和李北方老师,图片来源:破土拍摄)

再看几幅中央美院原院长、著名版画家古元的作品。减租会、调节婚姻诉讼、焚烧地契、初春等等,这些都是解放战争中常见的场景,即使是一个很家常的生活的场景,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现代的气息和现代文化的韵味,跟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文人画等等很不一样。古元的学生徐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古元,“他的这些作品没有旧思潮的腐朽气,也没有消化不良的西餐痕迹,是一种全新的代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部分人的思想的艺术,由于这思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它又是平易近人的艺术,这并非是某些聪明艺术家的个别现象,古元不是个案,而是一种以新的理念为依据的一批艺术家在一个时期共同工作的结果,这魅力不仅在于他独有的智能感悟,而且在于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文化革命意义。”

因此,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息息相关,要实现政治革命,就要有相应的文化革命,这二者之间又可以衍生出一些相关的概念,比如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政治解放与文化解放,政治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发挥了很重要的引领、启蒙或者推动作用,比如左翼新文化运动、左联、鲁迅,以及里程碑式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

上面的故事和艺术作品,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虽然他们衣衫褴褛、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却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种文化精神。就算是在长征路上,在篝火边,你会发现或者听到、看到,用德语背诵共产党宣言、用法语唱马赛曲、即兴跳俄罗斯的水兵舞的人们……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哪个不是大文人,既是大的革命家,又是大文人。这就是文化革命对政治革命的意义,这场文化革命对新文化做了一个定位,叫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新文化的方针叫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十六个字,它的宗旨如果概括一下,就是唤醒工农千百万,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恰恰是辛亥革命没有解决的问题,使每个人都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历史的创造者。

梁祝:革命现代性与文化领导权

第二个故事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最近网上有一个投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音乐是什么?结果排第一的是《梁祝》,得票几乎是一半;第二是《黄河》,得票不到20%。这个结果很有意思,《梁祝》创作于1958年,而《黄河》是文革最火爆的时候创作的。

《梁祝》体现了一种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形式和主题都是推陈出新;从形式上讲协奏曲、交响乐,这都是现代性的,同时又融入了民族元素,是古为今用;《梁祝》的主题是自由恋爱、反对封建,恰恰体现了现代中国革命一系列的价值理想,比如马克思主义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还有每个人自由发展等等,也包括西方启蒙运动中的自由民主博爱,当然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所确立的平等尊严政治。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内涵,都在《梁祝》中体现出来了。如果将《天仙配》《白蛇传》《西厢记》等与《梁祝》对比就会知道,前者所缺的正是革命的现代性。而这恰好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一步步推进的。裴宜理研究安源工人罢工时,提到当年李立三在组织罢工时的很有名的两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产生了一批类似的文化经典,比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长征组歌》《歌剧江姐》《红旗颂》《刘三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等等,更有代表性的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后来又有了《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当然最有精神感召力和美学影响力的还是《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导演是周恩来,整个作品从策划到每个细节,都是他亲力亲为的。

韩毓海教授说,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一个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解放出来,一个是从中国封建旧文化中解放出来,这跟任继愈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谈到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亲热的两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或许会对建国后一系列遵循这套逻辑的,甚至是过激的文化政治运动也能报以一种同情来理解了,比如批判胡风、武训传、红楼梦、胡适,甚至反右等。

文革期间的文化事项,样板戏、芭蕾舞、歌曲、器乐、舞蹈、电影、曲艺、话剧等,地下出版的小说、诗歌、知青文学,包罗万象。比如《北京喜讯到边寨》、《草原英雄小姐妹》、《战地新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很多文革音乐已经成为现在钢琴、小提琴考级的曲目;再比如名动一时的《烽烟滚滚唱英雄》《一条大河波浪宽》《让我们荡起双桨》,舞剧《沂蒙颂》里面的《愿亲人早日养好伤》,《闪闪的红星》里面的三首插曲,淑琴的《映山红》、合唱《闪闪的红星》、独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再如美术,家喻户晓的户县农民画影响非常大,描绘了一幅幅广阔天地、知青上山下乡、农村生活的画面。农民们工作劳动之余一边休息一边画。

复旦的倪伟研究了户县农民画的社会主义文化视觉再现,就是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对文化现象重新解读。其中他谈到了一些很有启发的观点,他说这场雄心勃勃的文化革命,目标在于创造一种与封建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迥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化形态,他召唤工农兵群众,希望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的担当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通过这种艺术和文化召唤出他们的主体性,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这种文化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它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是笼罩天才们的神秘光彩,好像只是天才人才能做的事情,正是艺术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上海的冯契先生在1991年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是为了人,也是由于人,为了人你就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由于人你就要通过人民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靠自己的脑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说把人民群众培养成新人,途径是人民自己培养自己,不能把群众看成阿斗,自认为自己是诸葛亮。

被压迫者翻身求解放,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意识的解放,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如果只是有了新的政治,新的经济,人民当家做主了,掌握了政权,可是人们的头脑依然装着旧的理念,那么旧社会是一定要复辟的。因此,最终要解决的是文化的问题,思想的问题,精神的问题。

破土沙龙实录| 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漫谈(上)

(图为沙垚老师,图片来源:破土拍摄)

《这边风景》:当代文化领导权旁落的反思

第三个故事是王蒙的《这边风景》,这是去年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这部作品是文革后期创作的,等到写完之后文革结束了,好像气候不对了,怎么改也改不出来,他索性就扔那不管了。前两年某一次收拾房间,他的子女无意中在柜子旮旯里发现了一包落满灰尘的文稿,打开一看觉得挺有意思,建议他出版,(王蒙)略微修改就出版了,出版以后很快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作品反映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期间,新疆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类似于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其中有段人物语言妙趣横生,颇有阿凡提式的幽默:

穆萨在马嘶人叫中照样眉飞色舞地讲着话,“不准不服从领导。”他挥着拳头,带几分威吓的口气。即使威吓也罢,他的讲话仍然汇入到整个欢快喧闹的声响里,像一个乱弹弦子的人在器乐合奏中并没有显出多么不和谐。直到不知道是哪个母亲带来的两个男孩子为争夺一个糖球而拳打脚踢,引起了围观的小友们的高声喝彩,最后孩子们的母亲“该死的!喂狗 的!”尖声痛骂起来以后,穆萨才竖起眉毛,猛然大喝一声:

“肃静!”

“今年的麦收要突出政治!你们听明白了没有?收麦子要突出政治。收麦子收得好不好是政治,明白了吗?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觉悟?气死我啦!”穆萨语出惊人,大家一怔。“主要是三个人,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是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一个是老愚公,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还有一个就是跃进公社爱国大队七生产队队长你大哥我穆萨……”

大家终于听明白了,于是一片哄笑,一致有节奏地高呼:“泡!泡!泡!”(吹牛!)

这段话栩栩如生地体现了维吾尔族人特有的幽默风趣。

王蒙在获奖感言里说,真正的文学,作家需要盯着的是大地,是人民,是昭昭天日,是历史传统,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是天与地,是人与人,是金木水火土,是哀怨情仇,死别生离,是工农兵学商党政军三百六十行产生文学。他所表达的无非是我们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这些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

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了什么人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到,为了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段话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再次重点突出强调,至2014年习近平的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又一次强调了这一点。

但是,网上一些媒体的宣传海报上,却写着所谓“文革桎梏下的文学《这边风景》”。如果你要没有看这个作品,光看这个画面,你又会想到什么?伤痕文学,电影《归来》,诸如此类。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甚至是潜意识的文化潮流,好像是自然而然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文化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巨大成绩。虽然民国确实有一些不世出之才,但从整体上讲,民国的学术跟现在的学术是没法相提并论的,换言之,现代的学术超过民国,比如汪晖、赵汀阳、韩少功、李陀、格非、张承志、张维等等。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文化自觉方面,可以看到明显的进展,比如习近平2013年的819讲话,2014年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的两办通知,2016年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了新文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进展和成就。

另一方面,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不少问题。2015年建军节,国防大学秦天将军接受玛雅采访谈到,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或多或少出现了温水煮青蛙的现象,我们听过很多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作报告,讲的基本都是经济发展,很少讲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我感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体制内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傻,一种是装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真傻的越来越少,装傻的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如果不尖锐地指出,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是第二个苏联,也就是亡党亡国。习近平819讲话里也谈到,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所以必须两手抓。现在的严重问题是软的一手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张炜所说的“全民性的精神恍惚”,指的就是失去了核心意识形态的支撑,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引领,除了挣钱过日子之外,人生没有了意义和目标,就会陷入了这种失魂落魄的状态。

李陀前些年有一篇文章《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养了一批富豪、富商、富官,而且还养了一批小资精英,这批小资精英占领了文化领域各个层面的领导位置,占据了文化领域所有高地,所有咽喉要道,上游、下游都被他们控制了,都在这些小资精英的控制之下,所以不管国家和资本情不情愿,承认不承认,今天文化领导权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这个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了,所以我们看的电影,听的音乐,读的书、杂志等等,基本上都是被这样一批小资精英给控制了。“所思”在读书最新一期上又发了一篇文章,叫“欢迎狼的嚎叫”,讲到中产阶级文化包括与它大面积交叉,在中国被命名为小资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而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是必不可分的。她还认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学非但没有承担起为日渐失范的社会锻造新价值观的使命,反而穿上了个人主义的紧身衣,一路奔向了肉体的狂欢和精神的窄化、事物化,一面求财产,一面讲自由,并将它视为人性的固有因素,这大约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经纪人和文化人的底色。目力所及,是一个市场化消费化朝向中产阶级平庸的好世界迈进的社会,假以时日,大陆将来文化景观中,也许会出现李安侯孝贤这样的导演,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精致圆熟的艺术,包括令人叹赏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以审美的姿态进入中产者的日常生活,标志着他们的精神追求。

几年前的一个国庆节,香港有一幅先锋派艺术家的作品,被拍出了天价,然后国内的媒体一片欢呼,认为这是中国美术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标志性事件。作品描绘了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参加“最后的晚餐”,稍微有一点政治头脑的都不难看出这幅作品的鲜明寓意,浙江大学刘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幅作品对红色中国的政治讽喻完全不加掩饰,它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愤世性作品。而我们的媒体却是一片欢呼赞美,类似的情况已是屡见不鲜。

这样的乱象还有很多,正如《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帝王戏、宫廷戏、才子佳人泛滥成灾,恰恰呈现出一种文化病象,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身份,早在今天的文艺中模糊掉了,深藏的是一种虚假苍白的主体。而历史真正的主体人民大众,仅仅成为围观喝彩的道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上周日我在国家大剧院看到一个话剧,据说已经预热了好几年的《大先生》,让人瞠目结舌,从政治上讲可以说是赤裸裸地不加掩饰的历史虚无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如此丑陋,如此凶暴,青面獠牙、灭绝人性、整齐划一,好像中国革命就是干这些事的,不把人当人,不注重人的生命等等。《大先生》能登上国家大剧院,在这个过程中它经过了多少人?编剧、导演、演员、宣传、报道、资助,一路畅通,而且演完之后据说还要在全国巡演几十场……

台湾的散文家王鼎钧在回忆录里讲到,1950年代他在台湾搞新闻,台海两岸非常紧张,互相对峙,他们那边也是在反共,开研讨会,怎么创造好的作品表达反共的主题。结果当时有一个教授说,台湾现在创作这些反共作品是搞不好的,要想搞好的话将来得让大陆去搞。王鼎钧那时候不理解不明白,反共的作品台湾都搞不好,共产党的大陆反而能搞好?半个世纪之后,这位教授的话得到了应验。

所思在一篇批判《色戒》的文章中指出,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这股思想潮流,本质上就是“不讲政治”,不讲性政治也不讲时代政治,消解历史意识,高扬人性旗帜,认为人性具有先天的超越性,而政治必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只谈风月,不谈风云”,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恐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真正主流的政治,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二十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通过批判革命的暴力,表达个体的悲剧,来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搞了这么多幺蛾子,人性、审美、先锋、宏大,干什么,最后是为了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在人性的华美外衣下,既有的历史叙述被一步步颠覆和消解,在它的反面,一套新的历史叙述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悄悄建立。

这些问题好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有了深刻的论述,比如北大潘维教授认为,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和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也谈到国家与传媒人,或者推而广之,即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缺乏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他们现在只有利益认同,而这种利益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政治出现变故,那么这些文化精英就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在你的对立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

强世功教授指出,目前中国自然的领土还是自己的,可人心的领土差不多都成别人的了,政治支配权的最高境界是文化领导权。对这个问题韩毓海老师有更独到的分析,他说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文化形态,前面我们强调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政治解放、文化解放,政治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等,都跟这个逻辑一脉相承,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而争夺文化领导权主要的角色是什么呢?用葛兰西的说法,是知识分子,是有机知识分子。毛泽东当年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技术队伍,教授、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马列主义理论家等,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少了都不成。用两句话概括一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图片编辑: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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