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中有别 新风

如果女性不想过母亲节呢?

作者:肖慧

 【摘要】随着公共福利的不断削减、传统大家庭和社区的消失,养育下一代子女也成为了核心家庭的私人职责。具体到家庭内部性别分工,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照顾家庭、养儿育女的职责往往由女性一力承担,也即家庭空间和生育劳动的性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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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母职?

撰文  |  肖慧

(作者系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

“母性神话”——即女性的最终生存目的是成为理想化的母亲,只有养育了孩子她才能有真正丰富的生命意义,否则无论怎么成功幸福,她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无法实现终极的自我价值——在当代社会的形成主要由两种话语力量塑造:一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本质化女性主义;二是主流媒体、文化产品对消费者的潜移默化,在此由于篇幅限制,我主要以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私人化写作为例。

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常可听到中国社会“阴盛阳衰”的惊呼。不少男性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妇女被解放过头了,“文革”中的“铁姑娘”更是“女性雄化”,阴阳颠倒的典型病例,完全失去了女人味儿,需要进行重新性别化。

更为吊诡的是,不少女性知识分子和作家也都对此种话语推波助澜,大力支持。她们认为虽然毛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通过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提高了女性地位,但男女平等并不是男女同等,否则便会造成女性去性别化、去身体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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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这一倾向,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刻意保持了与左派社会主义理论保持了距离,少谈劳动分工问题和结构性的不平等,而向自由派女性主义和本质化女性主义靠拢。前者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后者强调在两性的生理差异上生发出来的女性特质。中国女性研究的奠基人李小江的早期著作《性沟》、《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夏娃的探索》等都或多或少的有这方面的倾向,颂扬女性所特有的“天生”的感性、直觉、美感、爱心、和万古长青的大自然一样充满古老神秘的气息,从而将女性塑造为生命之源的“地母”形象,隔绝在历史之外,成为理性、逻辑、权力、科学、政治等所谓男性专属领域的“她者”。

这一理论流派认为决定女性本质的最大性别差异就在于生育功能,因此,母性常常成为女性的代名词,成为本质女性主义的重要旗帜之一,尤其在女性私人化写作盛行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得到了文学的浪漫化与推广普及。

被称为“中国最有争议的女性主义作家”海男1998年出版了《生命圣经——一个母亲在怀孕十个月中的絮语》,以抒情散文的形式记录一位待产母亲的每一天的变化,日常生活的点滴琐碎化成关于孕期身体的“柔软的、幸福的奥秘”,赋予女性生育经验以无穷的美感和诗意,歌颂永恒不变的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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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女作家池莉同年发表的《小姐,你早》则更富有传奇色彩。这部中篇小说讲述了三个离婚女人的故事,她们因为丈夫的出轨和背叛,而愤然走出婚姻,结成了一个女性共同体。这部小说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女性意识觉醒之作。

然而,有趣的是,文中主人公戚润物最初的形象是一个毛时代的“铁姑娘”,一心工作、不擅家务。戚在新时代里不断接受让她眼界大开的性别教育,开始关注和装扮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她的启蒙历程中决定性的最后一课是母性教育,超越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三个女人共同的生育经验被形容为超越一切语言和文化的身体密码,成为把这个乌托邦式的离婚女性共同体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感情纽带。

而另一位同样畅销的女作家毕淑敏的短篇小说《生生不已》则几乎是此次北医三院医疗事故的文学化翻版。故事讲述了一位中年女工乔先竹在上小学的孩子因病去世后,决定取出已在体内锈死的节育环,再生一个孩子。在作出决定的头天晚上,“火光映着女人的脸,像刷了一层金漆。女人就显得神圣。” 虽然,大夫考虑到她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劝她放弃,她依然忍受了一切痛苦和磨难,选择再次生产。描写乔先竹的孕期状况时,作家直接称她为女人,似乎将这位中年女工作为了一切女人的劳模代表:

“大病初愈,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愈,马上就进入制造生命的过程。她像一棵虬蚺的老树,还要挣扎着结果,就需竭尽全力。 孩子长脑子了。她知道。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脑袋变成了一个空椰子壳,浆水都流到孩子那边去了。   

孩子开始长记性了。因为她的心什么也记不住,好像一块写满了字的青石板,连个简单的直道也画不进去了。   

她的牙像被陈醋腌过。上下牙对撞的时候,就像两块酥皮饼磕碰,有渣子落下来。女人非常高兴,虽然从此她只能吃极软的东西。她的孩子开始长牙了。她知道牙并不是生了以后才长出来的,而是妈妈送给孩子的礼物。 女人觉得自己像一座老房子。骨头松了,头发一缕缕脱落,背也驼了,眼睛也花了,指甲凹陷得像汤匙,手脚一阵阵地抽筋……她就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多么健壮的孩子啊!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很懂事,知道把最好的养料毫不迟疑地供应给孩子。要是她感觉不到自身的虚弱,她就伤心了。那说明她的余力还没有贡献出来。 她的身体彻底背叛了她,她的血管和胃都只为那个发育中的孩子服务。她快活地想:“这个孩子才这么小,就这么有本事,将来一定能做大事。”

与海男诗意化浪漫化的待产母亲日记不同,这一段对于女性孕期生理状况的几近惨烈的描写,几乎就是一个婴儿彻底吞噬女性主体的恐怖故事,隐喻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楷模愿意为了生育而付出一切代价的母性神话。

因此,本质化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内在化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本质定义向内寻找。这个“内”既是家庭内部空间,也是女性身体内部生殖器官,更是一整套将生育劳动表达为优美崇高的内在情感的文化修辞。

小说最后,女工因为难产而死,但是,她被描写为庄严而神圣的地母,因为她牺牲了自己,从而实现了人类生生不已的理想:“在呼啸的风雨中,在辉煌的血光中,那个小小的婴儿——一个强健完美的男孩,肆无忌惮地哭叫着,呼唤着一个新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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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进入“后妇女解放”时代以后,这一类文学以及影视作品不胜枚举,将母职自然化、神圣化,作为判定女性价值的最终标尺,并被种种男权话语挪用,比如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就将恋爱婚姻与生儿育女视为女性“自然属性”,“是衡量中国女性生命意义的最基本的价值依托,因而是中国女性成就感与归属感的根本所在”。

同样,最近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任务重新成为女性职责的重中之重。《大国空巢》一书作者易富贤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鼓吹传统父系家长制和传统性别分工,批评中国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过高(暗示她们抢走了男性的就业机会),公然宣传充满男权色彩的反计生观点,如“就像母性是女人的本能一样,偏爱男孩是男人的原始本能,男孩是男人的人口’产权’的标志”,“女人专一其实是明确了男人对孩子的‘产权’”等等。

这一母性神话的不断发展壮大更是与新时期的家庭结构变化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私有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意味着家庭空间的私有化、阶级化、情感化:通过购买商品化的私密空间,实现一个完美幸福家庭生活的梦想。而改革开放后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生育率,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现代化的生育政策调整更是为家庭在孩子身上寄予厚望,加大情感和经济的投资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驱动力。

同时,随着公共福利的不断削减、传统大家庭和社区的消失,养育下一代子女也成为了核心家庭的私人职责。具体到家庭内部性别分工,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照顾家庭、养儿育女的职责往往由女性一力承担,也即家庭空间和生育劳动的性别化。正因为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社会经济和家庭结构的转变召唤着对两性关系的重新定义,我们才看到,八十年代以来,主流话语和西方里根、撒切尔执政后的保守思潮接轨,把“过度解放”的中国女性的重新性别化(或曰“母性化”)作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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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文化层面,大众文化和主流媒体将家庭空间与女性母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加以自然化和情感化的过程,不仅起到了潜移默化、规训女性自我想象的作用,并且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转型期大量女工下岗(美其名曰“让女人们回家”)提供了最佳借口。这一主流文化传播进一步强化了两性分工模式,将可取得报酬的职场劳动定义为男性的、阳刚的、在物质生产领域不顾一切积极进取的,而无偿的家庭内部家务和生育劳动则为母性的、阴柔的、情感的、甘愿为下一代作出无私牺牲的——我们以为自己所拥有的个人意志和选择自由其实是已经被意识形态规范化了的意志和自由。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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