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中有别 新风

国际不再恐同日 | 走向社会主义的酷儿政治

作者:叶霎那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1990年的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患的名单上剔除。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性小众权益被主流社会认可。然而,在“自由选择”和“自由市场”的话语下,性/别少数成为可以被吸纳为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和世界公民。那些支持同性恋的跨国公司推行“多元和平等”的理念,却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通过剥削劳动者获利。面对低收入底层性/别少数变得越来越不可见,酷儿政治亟需重新审视历史中的性实践、挖掘被遗忘了的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酷儿斗争的方式,重新思考如何重建一个激进的、左翼的酷儿运动来解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中被多重压迫的社区和群体。

摄影:阿山

同性恋主流化是胜利还是妥协?

不可否认,近些年的性/别少数权利和解放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LGBT议题在主流媒体和大众文化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特别是苹果公司CEO库克出柜、2015年美国高等法院在50个州合法化了同性婚姻等大事件,为国际LGBT和酷儿运动带来了不少的正能量。但是,正如激进的酷儿运动者指出的,性/别少数解放运动力图重建性/别体系以及其背后所依赖的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目标,还遥不可及。 寻求被军队、核心家庭和主流社会接受和同化的政治,并不是真正的酷儿运动的胜利。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重建一个激进的、左翼的酷儿运动来解放在性别、种族、阶级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中被多重压迫的社区和群体。

酷儿,泛指一切僭越主流(性别)规范的人群、实践和理论

性/别身份在资本主义中的建构

正如很多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者指出的,性/别身份并不是自然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中被不断建构和改变的。当代同性恋身份兴起和资本主义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历史学家John D’Emilio 在《资本主义和男同性恋身份》一文中指出的,当代的西方男、女同性恋身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18、19世纪资本主义快速的发展打破了17世纪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造就出独立的靠工资生存的个体—自由劳动力,他们不再依靠家庭作为生计来源,因此摆脱了以生殖为目的的性,从而获得了更多的以寻求享乐为目的的性实践的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代同性恋生活方式、性身份、社区以及同志运动成为可能,并在二战后蓬勃发展。

资本主义看似为性/别少数群体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但事实上却是压迫性少数,特别是有色人种、移民社区、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源泉和罪魁祸首。正如 Martin Duberman指出的, 酷儿社区大部分是由工人阶级和低收入人群组成的。他们的阶级劣势本来就是他们的性身份、种族和其他身份的交叉造成的。这意味着创造更多的平等就业机会、优厚的工资、工会联盟、重组资源分配和颠覆不平等的经济制度应该是酷儿运动的目标。


Martin Duberman

但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很多在LGBT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功和进步,恰恰是建立在剥削其他被边缘化的社区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基础上的。例如,为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奠定基础的关键案例–Edith Windsor遗产继承案,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富有的同性恋阶级的利益,保证Windsor的巨额遗产可以合法传承,使特权阶级和国家共同受利。支持和赞助同性恋彩虹游行的跨国公司,一方面推行“多元和平等”的理念,却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通过剥削劳动者获利,并且无法保障他们对员工承诺的福利。美国军队虽然废除了“不问不说”的政策,但是LGBT军人在阿富汗庆祝他们的“自豪日”的同时却忘记了美军对其他国家暴力的侵略。在中国,2014年的《首届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指数调查报告》看似是商业推动LGBT权利和可见性的成功例子,但是调查涵盖的人群、问卷问题和调查传播途径证明调查只针对中产阶级和有消费能力的LGBT群体,不仅仅忽略的低收入底层的边缘性/别少数,还进一步为通过商业和资本这样的酷儿解放方式加码。

《首届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指数调查报告》

如今我们面对的资本主义体系—新自由主义,具有强大的延展性和伸缩性。它可以通过适应和包容多元身份来为了自己的利益服务。在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市场”的话语下,性/别少数成为可以被吸纳为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和世界公民,进而以“自由市场”为中心的逻辑和建立在此逻辑上的“自由”的假象被不断巩固和强化,只要这种“多元”不触及其根本体制结构和利益。正如西方LGBT群体中的流行语描述的, “To be gay is to wear Prada.”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彩虹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社会宽容和进步的假象,但实际上它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

国际左翼和社会主义酷儿运动

社会主义和激进的性/别平等解放运动有着很长的相互交织的历史。早在19世纪初期,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查尔斯-傅里叶就提出只有解放被压迫的同性恋,社会才能取得真正的自由。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废除了沙皇俄国的反鸡奸法案,成为欧洲最早的合法化同性恋的政权之一。即使在30年代斯大林对同性恋的迫害下,也有像Harry Whyte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坚持捍卫解放同性恋的社会主义道路。在50年代的美国,顶着麦卡锡主义下盛行的“紫色恐惧”(恐同)和“红色恐惧”(恐共),共产党员Harry Hay及同伴创立了同性恋秘密组织Mattachine社团 ,在共产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寻求与劳工、种族解放斗争合作的同性恋运动从而解放全世界被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体。

60、70年代,左翼同性恋团体的运动在美国蓬勃发展,例如淡紫色的威胁、左翼同性恋联盟和社会主义同性恋运动前线等组织,都把运动的目标设立为与其他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联盟,消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机制。再比如,Leslie Feinberg 是著名的坚持通过马克思主义在实现跨性别解放的运动者和学者。即使在今天,社会主义和左翼在美国被妖魔化和边缘化的环境下,仍有很多例如Queer Socialism这样的左翼组织坚持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斗争。

Leslie Feinberg,著有《石墙蓝调T》、《跨性别战士》。2014年逝世前留下了“赶紧革命!记住我是一名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遗言。

社会主义酷儿政治在中国的困境

左翼的、社会主义的酷儿政治在中国似乎是难以想象的,或者说是被边缘化了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刘奕德(Petrus Liu)指出的,是因为“酷儿”和“社会主义”在学术界和社会运动中被建构成相互矛盾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时期同性恋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对社会主义道德的腐化。这种建构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和权力争霸的结果,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权力关系对中国在性方面的影响。现今在中国,一种普遍的对性/别少数可见性的兴起和同运的发展的解释把改革开放看作是对性解放的原因,并把社会主义全盘否定为对性的压抑。

《酷儿马克思主义》

不可否认,在国家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60年代以及80年代的严打时期,性少数群体(包括异性恋的多元的性实践)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压抑和打压。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集权主义和激进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的区别。把酷儿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不仅仅忽视了激进的左派对性解放的各种斗争,还在另一方面强化了国际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新自由资本主义环境下的新形态,使女权主义和酷儿政治不能有效地评判国家对性的暴力,以及被“自由”外衣包裹下的对酷儿社区的二次压迫和边缘化。

走出这种困境,不仅仅需要我们对酷儿运动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度和多角度的研究,重新审视历史中的性实践以及挖掘被遗忘了的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酷儿斗争的方式,还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现今酷儿运动和学术界的知识生产以及其背后的国际不平衡权力关系进行反思。Petrus Liu的近期作品为这样的反思提供一个先例。在《酷儿马克思主义》(2015)一书中,他质疑新自由资本主义和homonormativity是当今中国酷儿研究和运动的主导趋势,通过例如对崔子恩等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同志作品的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读,挖掘有别于西方主导的酷儿运动的斗争和批判方式。

我个人的博士论文通过人类学田野研究和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中国性/别身份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复杂关系:文革时期进行男男性行为的人群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理念对抗红卫兵的暴力,公园渔场等男同性恋据点如何关注阶级和农民工问题,以及青年女权/酷儿如何进行从性别和阶级的多重压迫的角度开展社会运动和斗争。在这里我想举一个简短的例子。17岁的小P离开河南老家到北京打工,没有文凭和资本的他听说牡丹园是一个同志的聚点,很快公园的长椅和邻近麦当劳变成了他的“安身之所”。“点儿”上的几个老同志给他凑了点钱,让他洗了个干净澡,理了发,给他提供了几顿素炒饼,并介绍他到北京不同的人才市场,交给他求职的技巧。

小P在公园里不断认识到了他的同志身份,但这个身份不仅仅是个人的性身份,也和那种通过资本主义消费和高级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身份截然不同,因为对于他,“同志”包含了集体和社区感,以及对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差异和对底层同志的剥削的反思和批判。对于小P,他关注的事情和有消费能力去的起Destination 和Funky(北京知名同志酒吧)的同志不同,他不仅仅从底层的生活中获得了权利的意识(经济权和性权的交叉,包括如何保障自我的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并且拒绝被同化和“提升”到那种以消费为中心的同志身份中。现在,小P一边在一家餐馆做洗碗工,一边在“点儿”上做着艾滋病宣传志愿者。

相比起国际上和历史上的激进的、左派的和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酷儿斗争,现今中国的社会主义酷儿运动看似并无组织和规模。令人遗憾的是,主流的同运和性/别研究把大量的资金和精力花费在塑造社会“多元”和“包容”这样的理念上,通过著名人物(时尚界和商界的特权人物)和著名事件力争性/别平等,却很少反思“多元”和“包容”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这样的话语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下产生和运作,又如何边缘化了同志社区中的不具有阶级和教育优越性的成员。相反,这样的运动和研究不仅仅不关注还贬低底层同志,认为他们不具有社会参与性和权利意识,需要被领导被解放,却不会思考一个生活不能自保的同志、性/别少数者不具备参与运动的物质条件,因此不断被边缘、被忽视。在酷儿和性/别少数的运动还没有被资本的逻辑同化的时候,呼唤中国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左翼的酷儿运动和学术研究还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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