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工场 思索

中国文革研究及新阶级形成观察——以清华大学为例

作者:安舟(Joel Andreas,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

关于“新阶级”是南斯拉夫一个叫基勒斯的学者提出的,我对此概念的理解和基勒斯不一样,但可以从他的概念出发。“新阶级”是从革命者中产生的。共产党人把过去的旧精英阶层打破以后自己变成了新的精英。我对中国的分析,不是中国和苏联、南斯拉夫有根本的不一样,苏联南斯、拉夫在60、70年代,中国在80、90年代产生了新的阶级,它们产生的过程很相似。中国的新阶级到80年代中期就成熟了,成为专家统治阶级。新阶级不光有政治基础,也有文化基础。基勒斯的看法片面,只看到了政治上的基础,没有看到文化上的基础。对新阶级的来源的看法也不一样,产生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新阶级有新的政权精英,也有老的政权精英,两种精英结合在一起。

三种资本是我分析的方法,我对资本的理解:能为自己服务的,对自己有利的都算资本。首先是经济资本,第二个是文化资本,教育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个是政治资本。政治资本就是你在政治上的资格、资历,你的关系网,人脉关系最重要。当然,不是随便和谁的关系,而是和有权的人的关系。按马克思的分析,最重要的是经济资本。社会主义革命后,私人财产作为资本被消除了。这时,虽然没了财产差别,但阶级差别一直存在,政治资本还存在。我想用三个不同资本分析中国新阶级的形成。

新阶级有两层:旧精英和新精英。刚解放的时候,还不是两个阶级。旧的精英占有文化和财产上的资本,因为国民党的失败,旧的精英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与共产党没有太多联系,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成了负资本。新的精英,没有私人财产,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他们来自农村,一无所有,但有政治资本,是执政党本身。所以,从三个资本分析的角度来讲,旧的精英有财产、文化,新的精英有政治资本。解放初期,经济资本消除 ,但是保持了文化资本。当时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受过教育的人)掌握着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个精英——文化和政治精英。所以,你在社会上层看,(两个精英)都在那,不管是什么结构,甚至工厂,两个精英都在那。所以,在一个工厂里,党得干部从农村来,没有受过教育,但会组织,不一定懂得生产 。同时,工厂里有技术人员,总工程师,往往不是党员,出身不太好。因为出身不同,两方面有矛盾。实际上,他们需要合作才能把事做好,但又有矛盾。这两个精英有合作,又有矛盾。矛盾往往很激烈。但是经过几十年后,两个精英混合在一起。这两个精英,政治精英的子女,开始掌握文化资本。老的精英(文化精英)的子女本身已入党。但结构上,两个精英混合,互相交叉,开始了旧精英和新精英都有对方,产生了一个互相渗透,互相联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很多斗争。我今天来分析这个斗争。

《红色工程师的兴起》是我的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中国)新阶级的形成,以清华大学为例。为什么要研究清华大学呢?因为专家统治阶级都是从大学中培养出来的。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制度培养对新精英的产生的作用。两个证书在大学里有文化上和专业上的证书,一层层经过考试从小学到大学甚至清华。第二个证书,从青年团到党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是政治资本的积累程序。这个制度渗透在一个很尖端的学校里,所以两个精英都在大学共同经历过,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有冲突,有竞争,焦点在大学里。选择清华大学是这个原因:它是最好是理工大学。清华也是培养干部的基地,很多主要的中央领导,清华是他们的母校。毛时代的新旧精英的冲突在大学里。在不同的时期有两个冲突最明显。一个是1956年的反右,整风,毛刚开始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后来支持干部批评知识分子。双方有很多矛盾,冲突点在文化,政治资本互相作用,斗争焦点是:(两个资本)哪个重要。第二次是在毛时代的1966——1968年之间,这一次,两个精英都是斗争的对象。当时,斗争的对象:一个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个是党内走资派,斗争范围广泛,不是几个人。所有的两个精英的政治文化资本都被批判,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都受到冲击。毛的目的是要摧毁两个精英的特权。文革一开始挑起了两个精英的激烈斗争,文革终结造成了两个精英的联合——关键时刻,一个新阶级形成。我的书讲的是:红色工程师的诞生,但主要讲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斗争,从文革中反映新阶级形成的特征。文革是一个不一般的政治运动,党组织瘫痪,毛鼓励学生、工人组织战斗队。每个战斗队都有自己的目标、理解、斗争对象。虽然毛把大方向说了,但战斗队按自己的理解来掌握大方向。清华的派性斗争得方向是什么,我去访访问了七十多个人,(他们)当时是工人、干部,都经历过文革。(我)研究了他们各派的报纸、传单、文件。我们通过了解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学生的家庭出身,了解两个精英的联合过程,来看其背景有什么作用。

清华附中是一个重点学校,几乎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四的是从旧、新精英中来,四分之一是干部家庭出身,百分之七十从旧精英中来,只有百分之六是工农学生。大学里新旧精英占大多数,同时有个大的比例是从工农尤其是农民来的。主要是因为党的政策普及教育,全国各地往清华送学生。所以,这两个精英有一个再生的过程,旧的精英,经过培养可以接过父母的班。新精英没有文化,通过上学——文化资本新精英诞生,两个精英潮流混在一起,经历文化和政治培训,同时两个精英阶层把一部分的工农子弟吸纳过来。

我们先看看附中,有很多的派性,老红卫兵是从革命干部子弟中来。井冈山造反派几乎全是在知识分子子弟中形成。当时两个派别以两个精英为背景,工农子弟分开了,只占百分之六,起不了大的作用。老红卫兵的斗争对象是旧的精英,攻击出身不好的老师、干部、学生,破四旧也是老红卫兵搞的。老红卫兵保护新精英,保护党的领导,提出了血统论。井冈山的打击对象是新精英,攻击干部子弟,攻击党的权威,同时,又保护旧精英,对校长、老师进行保护,同情出身不好的人,反对血统论和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指:出身不好,上学等都受影响。工农出身的上学、入党、提拔都要方便的多。阶级路线是两个精英斗争的焦点。总结起来:老红卫兵攻击旧精英,保护新精英,攻击文化资本保护政治资本。井冈山正好相反。

大学里情况很不相同,哪一个攻击谁,保护谁,用表来分析明了一些。大学里,激进的派别攻击两个精英,保守一点的派别保护两个精英。我举例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清华的四一四和过去不是一样。1966年秋,大学和附中的斗争很相似,都是破四旧,攻击出身不好的老师、领导。必须是出身好的才能参加老红卫兵。1966年冬,老红卫兵消失,造反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分为两派:激进派,攻击清华的旧的系统,四一四是温和派,维护清华过去的一套制度,虽然他们不这样说,但实际如此。有一点,大中学不一样,大学里两派不是按家庭出身形成的,两派内部都有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两派的头头都是工农子弟。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没有成为领导。和中学不一样,大学里工农出身的学生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比例,所以有作为一派的领袖的基础。两派在表面看相似,都是按毛的思想办事,革命的,但任何人都知道,两派的攻击对象截然相反。“彻底砸烂旧清华”是井冈山的口号,,大富讲话中说,“彻底消除专制,劳动生产和教育结合”,他们主张招收工农子弟上学,反对高考制度。激进派对当权的官僚主义坚决反对,反对党内的走资派,反对党的干部的特权和权力。包括王光美,薄一波等搞教育的领导人都被带入清华,经受了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激进派反对追求名利的思想,反对“入党做官”的观念。

在1966年秋,一部分人造反派感觉到头头们太极端,一些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从原来的派中分裂出来。他们根本的目的是保护旧精英,保护大学的现状,保护教师和干部。他们对旧的教育制度有批评,但不是要彻底砸烂,而是要改良但不彻底破坏。激进派和温和派争论的焦点是:哪些老干部可以结合到领导岗位上来。激进派中认为,除了几个工农出身的干部之外,其他都不好,工农出身的干部都在次要的领导位上。温和派则认为,清华出身的清华牌的干部需要解放,清华培养的干部是好的,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关键部分是合格的。而激进派认为,清华出身的干部有所有旧知识分子的缺点,而且比旧知识分子更危险,因为他们有权力。温和派反对这一点,认为激进派攻击的是又红又专的新干部。温和派说,文革前的成绩是主要的,是红线,不是黑线。温和派是什么人组成的呢?温和派除了红五类之外,还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在清华的党,团干部中,有百分之四十支持激进派,百分之六十支持温和派。温和派里面包括了受攻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弟。从这方面,可以理解激进派为什么攻击两个资本。

文革初期的中学和1956年的反右很相似,就像五六年的反右重演一样,是新旧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大学里出现了1956年反右没有出现的新情况。激进派把新旧精英同时作为斗争的对象,温和派维护新旧精英。文革,一方面反映了两个精英的斗争,但同时在攻击斗争中,反而造成了两个精英的联合——温和派,共同反对激进派,反对文革。

毛发动文革的初衷是想限制两个资本的权力。但文革结束后,邓上台后促成了两个精英的联合,扶植两个精英的联合和他们的特权,他们所享用的特权和权力一步步地提高。两个精英的联合是邓的政治基础,也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80年代,新阶级的政权明确下来,清华毕业的理工科学生,比如胡等,在党的机构里提升得很快。这拨人既有出身旧精英的人,也有出身新精英的人。从八十年代起,有政治、文化资本的人和其他人的差别越来越大。到了九十年代开始,私人资本开始重新出现——经济资本变成了一个新的因素。新阶级的形成是从政治、文化资本开始的。

提问:您的研究以清华为例,探讨了新阶级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现在有私有经济,有私有制,就有阶级,有剥削,有压迫,这样,是不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要走向私有,公有是不是一个幻想?是领导人的问题吗?
回答:我同意你的看法,中国发生的现象发生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这是必然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也不同意是少数领导人的错误造成的。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在生产资料公有的情况下,当时在毛的领导下,做了深远而顽强的搏斗,以避免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有了文革。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有人说,共产党说要搞社会主义,但建成了一个技术官僚的社会。说起来,社会主义的宗旨,是推翻以经济资本作为基础的不平等。共产主义理想——马列说到底是要消灭以政治、文化、经济为基础的权利不平等。社会主义革命是把以财产为基础的阶级差别消除了,但并没有消除以政治、文化为基础的阶级差别——这就是不断革命的意义所在。社会主义刚开始把财产资本分散,变成公共财产。文革的目的是把政治、文化的差别消灭掉,像搞土改一样,但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马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没有提到,毛在生命最后几年认识到要处理这个问题。怎么认识这个政治资本,它起什么作用。当时对文化资本有一定认识,但对政治资本的认识不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总结经验,怎样对待文化,尤其是政治资本。有人说,由于现在社会的复杂性,需要专业人员,专家统治阶级的产生不可避免。我没有证据说明这种说法不对,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社会中这一部分文化、政治的得利者,为了强调自己的地位,总是要鼓吹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即我们找不到一个离不开他们的社会——与其说不可避免,不如说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这么说。

问:人类是否只能走资本主义?
答:我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只不过很多困难和问题尚未解决,私有情况下比社会主义的问题更多。财产集中于少数人是不可能长久的。虽然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从公有制一步步变成技术官僚所有的过程,但并不能证明这些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问:我当时参加了文革全过程,是(清华大学)当时的温和派一员,你研究的很深刻,研究历史的本质透彻。发生十年的文革,几亿人牵涉进去。文革失败后,几十万、几百万的激进派人被抓进去了,(他们)被封口,以保证对文革一边倒的评价。我想说的是,当时激进派与毛的思想并不一致,对于有权、有文化的,或出身地住、资本家的,毛希望改造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与激进派的争议在于,毛认为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可以教育、团结,而蒯大富(激进派领袖)认为,干部的大多数自觉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实际上,在骨子里反对毛,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相对少数,多数人是跟着共产党干,但并不坚定。从文革过程中,知识分子、干部在五七干校、在工厂,向工农学习,接受教育,他们都很拥护,说文革教育了他们。但当否定文革时,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摇摆性突出反映在这里。文革时,并没有私人资本,为什么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政治权力会异化,文化权力在少数人手里。
答:谢谢你的赞扬,你说的对两派的分析也很深刻。毛反对的是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些都是少数人。毛并不反对冲击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蒯大富(激进派)也不一定违背毛的想法。因为我认为,毛很希望干部认识到知识、政治资本在少数人手里是很危险的。文化、政治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然根本地造成阶级差别,由此而产生的特权很大。所以毛让所有的知识分子、干部认识到问题,也是个教育的过程。虽然毛在精神上支持造反派,但觉得冲击不能太过于长期。毛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模式来解决问题。温和派、干部、知识分子抵制文革,用毛的话和毛做斗争,但他们都是好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支持社会主义,很有献身精神为人民服务。 但对于政治、文化资本对他们的腐蚀认识不清。我赞成他们(知识分子,文人)有很大的摇摆性,邓一上台,说文化资本应该有特权,他们就同意了。

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党内干部的后代发生了分化,这些学生的表现在当时能否代表他们父母的立场?
答:当然 ,家庭出身不绝对影响一个人的立场 ,尤其在清华的两派里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家庭出身对人的政治观点不起决定作用。在附中,家庭出身决定了你在哪个派别。如果家庭出身决定了立场,那么大学会与附中一样,但实际上并不一样。清华附中,是旧精英和新精英的天下,基本上只有这两种成分的人。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不是出身红五类就不能参加,这决定了两个派别以家庭出身了来划分和形成,一边是干部家庭出身,一边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很难让他们背叛自己的家庭出身。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不是以家庭出身来划分派别,大学生有独立的思考,不以家庭出身为出发点,以他们的政治观点为出发点。

(责任编辑: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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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编辑

  1. 很深刻的思想。这是一个关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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