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工场 思索

我的工人运动是这样开始的——悼念我的儿子全泰一

作者:李小仙

【破土编者按】在朴正熙维新体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两年前的1970年,贫苦的缝纫工厂工人全泰壹因为反对高强度的劳动和微薄的薪水愤而自焚,这就是著名的“全泰壹事件”。这一事件给工人及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冲击,震撼并唤醒了他们对工人问题的关注。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韩国工人运动,更是改变了韩国现代史进程。

泰一为什么死

为了恢复工人的权利,改善劳动条件,我的泰一高呼“不要让我白白死掉!”焚身自尽已有五年了。可是,我们工人至今还在遭受痛苦,因此,我想他死了之后恐怕还不能瞑目。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能在这个追悼会上向你们工人只谈谈几句客套话和表示悲哀。若是那样,我的泰一就必然会感到更大的痛苦。因此,今天我想谈明白,我们的权利必须要由我们自己去争取。只有这样做,才能慰抚泰一的灵魂,使他瞑目安息。我们要在这个追悼会上,明确地理解全泰一的死意味着什么,认清为争取我们工人的权利该怎么做,并以此为转机,要行动起来,把它具体地付诸实践。

我要谈的不是别人,而是我那儿子的事,所以不免叫我难为情。加上,我要谈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回忆的伤心事,所以更不想谈。但是,因为我不能忘记泰一的意愿,又热切希望你们工人早日摆脱象在地狱里那样的痛苦,所以今天我想谈一谈我的一些想法。

各位工人!我认为你们目前遭受的痛苦,正是我的泰一一直遭受的痛苦。泰一在自己的日记里,从来没有把你们和他自己分开过,而且明确地说,他自己就是你们大家中的一员,而你们大家就等于他自己本身。因此,我认为,我是泰一的母亲,同时也是你们大家的母亲。我希望你们大家也抱着同样的心情听听我的讲活。泰一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他为什么死呢?他的死给我们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了让大家认清这一点,我想首先简单地谈谈他在世时都做了哪些事。

劳动标准法和“蠢人会”

不知是因为我的泰一生来不遇,没有遇到好父母,还是因为善良的人在这个社会非如此不可,他勉强念完小学之后,为了活命,就去擦皮鞋、卖报纸,现挣现吃,过了孤儿一般的日子,后来到和平商场做工。

这是他在十六、十七岁那年的事。当初他想,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做工,学好技术,维持生计。可是,他第一眼看到的都是当“徒工”的童工们遭受的痛苦,比起死掉还要难熬。“徒工”们要从早到晚忙着干活,又受人辱骂,有时没有活儿也要在灰尘满屋的工作室里受折磨直到深夜。起初他以为这是因为剪裁工们照顾得不好。

他原以为剪裁工在虐待这些童工。他认为剪裁工满可以给徒工减轻负担,也可以不骂他们,还可以早早放他们回家。他想最坏的是,直到深夜还不放他们回家。

因此,为了减轻徒工的痛苦,泰一决心要做剪裁工了。于是,他从此不做缝纫工,当了工资又少的剪裁徒工,过不多久当上了剪裁工。可是,要解决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知道,在这和平商场,一个剪裁工哪有那么多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呢。乍一看起来,“徒工”和缝纫工的命运好象掌握在剪裁工的手里。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不久,泰一也认识到,对这个问题,剪裁工也是无能为力的。但在一个时期,他还是给“徒工”们减轻了负担,也不骂他们,还早早放他们回家,有时还给他们公共汽车费,哪怕是便宜的面包也给他们买面包吃。可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泰一当剪裁工以后,收入比当缝纫工时多了。可他拿回家的钱,还是与从前一样少。对此,他可能感到对不起我,有时躺在炕上对我说:“今天有一个‘徒工’没带午饭来,我给他买了点面包。”每当这时,我没能回答他。因为虽然我们全家也为明天的口粮发愁,但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情,同时也因为我亲身经历着我们这些底层人的痛苦生活。“你做得对,拿你的收入,该给那些饿着的孩子们买东西吃啊!”我是不能这样明白地鼓励他的,但也不能阻止他这样做啊。因此,我只好喃喃地说:“你倒做了件好事。”我还记得泰一象口头禅似地常对我说:“在这个世上最叫人悲伤的是饿肚子。”

哪里还有那么好的企业主,喜欢有人为年小的“徒工”着想,尽早放他们回家,又叫他们休息的呢?这样的企业主是不会有的。于是,泰一被开除了。到头来,在和平商场找事也很难了。那时,他虽受很大的痛苦,但回到家,却依然装作照旧做工。

结果,泰一要做剪裁工保护“徒工”的美梦,化为泡影了。

从那时起,他开始探讨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靠某一个善心的人帮助某一个不幸的人的办法,是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于是,他开始研究了“劳动标准法”。他通宵达旦地专心读起来了,间或读到对工人有利的条款,就充满希望地向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人说:“妈妈!法律上是明明规定保障工人的权利的,可是我们偏不知道有这个条款,受人虐待呢!”然而,有时他还说:“这种法律,对我们工人是毫无意义的。”他这样说着对那些制定这些法律,又根本不去履行其中的任何一个条款,只把它当作一个装饰品的政治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通过对“劳动标准法”的研究,他才认识到,工人们的权利,只有工人们自己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工人们必须组织工会,并依靠工会集体的力量去把工人的要求贯彻到底。从此,泰一抱着希望,天天去和朋友们会面。他有时把朋友们带到家里来谈,有时在外面谈,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快到深夜十二点才回来。

通过这样的过程诞生的就是“蠢人会”。这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即泰一十九岁那年的事。所谓蠢人,是指那些象垃圾那样被人蔑视的人说的,也就是指那些在昏喑的背胡同里受人虐待,被人榨取膏血也不敢吭一声的人说的。但是,这些蠢人给自己的组织起名为“蠢人会”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已拒绝继续做蠢人,宣布他们也是和别人一样的人。我们不是天生的蠢人,不能一辈子做蠢人。虽说我们是蠢人,但我们团结起来就有力量,拿这一力量夺回被人夺去的权利,我们就能摆脱蠢人的命运。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给自己的组织起名为“蠢人会”的理由。

然而,他们所以管它叫“蠢人会”,还有比它更直接的理由。泰一在和平商场做工时,曾认为“只要我们剪裁工团结起来,就能使我们摆脱痛苦”,便去找老剪裁工谈过这些事。那时,老剪裁工们回答他说:“不要说蠢话啦。我们哪有力量,能搞出事来呢。”可是,泰一和他的两三个朋友仍然去找过老剪裁工,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忠告说:“你不要象蠢人那样胡思乱想,还是好好干自己份内的事吧。”有时有人甚至大声骂了他们,但泰一他们从没有气馁,反而对那些人们所说的蠢人这一句表示了反抗。因此,可以说,“蠢人会”是他们看到冷淡和虐待、日益加深的无知和自我虐待等社会现象,并对这种现象表示愤怒和反抗组织起来的。

各位工人!我把“蠢人会”给你们介绍得这样详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依然和那时一样,同时我认为我们如今也应该和那时一样,下决心反对虐待和自我虐待。我们如今还不能受人的待遇,但又不敢主张自己的正当的权利,却被人当做蠢人。我们再也不能做蠢人了!我们的主人要求我们服服贴贴地听他们使唤,可是,如今我们该走我们自己的路了。

尽管如此,我们当中也许有真正的蠢人,这些人认为他们在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领一定的工资。也许更多的人到今天还不知道我们受多么残酷的剥削和虐待。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认清我们到今天一直做了蠢人,但要决心今后不再做这种蠢人。为了不再做蠢人,我们要认清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展开斗争,同时关心并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工人运动。

这个“蠢人会”的成员,大都是同泰一一般年龄的剪裁工和剪裁徒工。他们象亲兄弟那样亲密无间,东西也不分你我共同使用。他们打算调查工人的实际情况,首先向外面介绍和平商场工人的悲惨情况,来开展工人运动。于是,他们画好了工人实况调查表格样式。我记得,在这个时候,泰一更专心研究了“劳动标准法”。他有时说:“我们的朋友里头若有一个大学生该多好啊,那样我们就能得到很大的帮助。”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有些东西看不懂。他一直为没能交上一个念大学的朋友,深感遗憾。“蠢人会”的经济条件很困难,但他们还是把工人实况调查表格大量印出来,天天拿着它到外面进行调查。可是,这一工作,并没有很快取得成就。特别是,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应征入伍了,有的人,因为搞这一工作失了业。结果,“蠢人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了。

后来,泰一跟着爷爷在建设工地做工。泰一不但不能搞工人运动,却在工地上做工,每天拖着衰弱的身体,背着沉重的东西往二三楼爬上爬下。对此,我这个做母亲的心里很难受。这个时候,泰一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看着那些好似被赶进死胡同里的现挣现吃的人们流着血汗受折磨,不禁感到他们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心里涌上了深厚的友情。一般都说,不是为吃而活,而是为活而吃,然而,我们这些饿得快要倒下去的现挣现吃的人们,倒很象为吃而活。吃饭,对我们来说是绝对的。轻松愉快地工作,对我们来说是梦境般渺茫的事。我们仅仅为了吃,不得不天天做苦工啊!

“和平商场的事见报啦”

泰一虽在建设工地做工,但心里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不让年小的徒工们在和平商场受人虐待。他做过许多梦想。他想建立一个不虐待工人的模范工厂,甚至订出建厂计划,为筹备所需要的资金三千万圆,想卖自己的眼珠,给在《中央日报》上登过广告的失明者写过信。后来,他丢掉这些无谓的空想,决心到三角山的救世祈祷院去念几个月书,于一九七〇年三月离开了家。我想,他可能在那里,苦心孤诣地想着怎样才能履行劳动标准法来解决工人问题。后来他终于想出了用牺牲自己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他在下这个决心后,就认为自己再不能离开和平商场。他为在和平商场受苦的年小的徒工烦恼。当时,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向和平商场工人写道:“你们要等我,我马上就能回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他的殷切愿望。一九七〇年的中秋节后,回到了年小的朋友们等他的和平商场。当时,他已决心为在这里做工的工人献出一切了。我想,他下三角山时,把头剃成和尚头也是这个决心的一种表现。他为了不给人看出他的和尚头,一直戴着帽子。他组织“三栋亲睦会”,开始动员剪裁工开展了工人运动。他们每次集会时,首先对和平商场的劳动问题、如何保障工人的权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拿着“蠢人会”曾用过的那个工人实况调查表格,开始调查实况,到十月初,汇总和整理调查资料,向劳动厅提出了请愿书。

劳动厅的劳动监督官答应说,他保证经过调查给予妥善处理。可是,他在国会结束国情监查后也对这个问题毫不表示关心,于是他们去诘问监督官。监督官回答说:“国情监查也早已结束了。随你们的便。”这使他们不禁愤怒。泰一为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到过许多地方。他到汉城市厅劳务科去说明和平商场工人的实况,并托他们帮助解决,也到广播电台反映过工人的实况。

不料他在劳动厅记者室给记者们看请愿书的那一事奏了效。许多日刊报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以《在灰尘弥漫的环境做十三小时苦工》为题,较详细地报道了请愿书的内容。这样,工人们在位于汉城市中心的看起来挺豪华的和平商场,被人敲骨吸髓的令人感到悲痛的事实,通过这些报纸好不容易才传到人们的耳朵去了。

报纸报道了年小的工人们在连有劳动标准法这个事实都不被人知晓的地方借着昏暗的电灯光,浑身蒙着尘土,一天做十三至十五小时苦工,患着肺结核、气管炎、慢性消化不良和肠胃病等疾病,甚至渐渐失去视力的悲惨情况。这真是一桩重大的事件,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政府一直宣扬的要开发经济啦,要促进出口,振兴国家啦,到七〇年代生活会富裕起来啦等等是骗人的谰言。很明显,到七〇年代生活会富裕起来的那种说法,对几个财阀和统治者的情况来说可能是恰当的,但工人的生活却在日复一日地滚落到悲惨的深渊里去了。

当时,泰一和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以为虽然还没有到达解决问题的阶段,但他们的努力终究被人知晓,问题也总算有个头绪了。他们很想把这些报纸报道的内容告知和平商场的工人。但他们没有钱买报,所以把朋友的手表拿去当了,拿那笔钱买来二百分报纸,又戴上写有“和平商场特刊”的臂章,喊着“和平商场的事见报啦”一边卖报,一边把报纸散发给人们。据说,那时有志的工人酬劳他们,给了他们比报价多得多的钱,有的给一百圆,有的给二百圆,并说:“你们辛苦啦!”他们都很想紧紧拥抱起来大哭一场。因为他们不禁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还感到今后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犹如象征这个社会一样,许多年轻的生命在这里受到摧残。可是不曾有人关心他们,而且工人自己也认为他们遭受不幸和痛苦是命里注定的,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他们不敢吭一声,也不敢喘一口大气,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可是如今,他们的情况终于多少传到这个社会里去了。于是,他们的悲哀和愤怒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同时还产生了要重新做人的自觉。直到现今,他们不过是缝衣服的机器的一个零件,是一发生故障就被人遗弃的那样一种存在,甚至连他们的存在本身也不被人知晓。要想购进外国制造的机器就需要很大一笔钱,可是所谓工人这个“零件”,是到处都有的、随时随地可以廉价购买的国产货,是不屑一顾的物件。然而,可以说到了那一天,他们开始睁开眼睛,对自己的权利有了初步的认识,变成可以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悲哀的人了。我虽不能全部说清和平商场工人积蓄已久的郁愤和悲痛,泰一和他的朋友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喜悦,但我觉得我多少可以理解他们在那天的心情。对人来说,不管有多么大的痛苦,在经历这种痛苦的时候是不会流泪悲伤的,可是在心里积蓄已久的痛苦,一旦被人理解,受人同情,郁愤就涌上心头,哭出泪来的。

前夜

各位工人!从那以后,在我们的周围,人们的处境有那么一点变化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所以烦恼和悲伤,也就是为了这一点。和平商场的事态见报后,报纸报道说,劳动厅已指示改善劳动条件,即缩短劳动时间、实施周一日休假制、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等,同时企业主也答应照办。可是,事实却与此截然相反,我们的处境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泰一和他的朋友们反而又被开除了。从此,他们被人看作是流浪街头的不务正业的流氓。

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他们被开除的结果,有更多的时间搞工人运动了。他们加紧活动,为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准备。这样一来,企业主们想到,让他们做工可能对企业主有利,因为这样做就可以不给他们时间去搞工人运动。有一天,劳动厅长到和平商场管理部说,如果泰一等“三栋亲睦会”会员在一周之内就职,就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又被这一甜言蜜语所骗,决定就职了。然而泰一的情况与别人不同,因为报纸上也登过他的名字,所以他很难找到工作。他费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做了剪裁徒工。可是,官方答应的都是一句空话。不但不改善待遇,反而便衣警察在和平商场进进出出,威胁“三栋亲睦会”会员说:“不许你们再惹起社会骚扰。”软弱无力的人,即使搞了正义的事业,也是要受人虐待的。

他觉得再没有什么办法了,于是他就计划搞一次示威。他原想自己做个剪裁工或者做个模范企业主就能解决问题,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他给企业主写过公开信,也给总统提出过请愿书。他在信里指出年小的工人不能茁壮成长而惨遭摧残的情况,并呼吁照顾他们,可是这也无济于事,没有得到任何反应。给汉城市厅等有关机关提出请愿书,只带来了更惨酷的镇压。专事违法的是企业主,但官厅一味镇压的是无辜的工人。在这个国度,法律为谁存在,这已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报纸上发表反映工人实况的文章,掀起议论也不过一时,过不几天,世人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个人把工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积极帮助工人。我想那些有学问的人,那些宣扬要协助软弱无力者的人,那些所谓搞工人运动的人,可能都读过报纸上的文章,但没有一个人把工人们的痛苦当作问题,奋起展开斗争。到头来,我们刻骨地认识到,只有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展开斗争,才能找到活路。

正因为如此,“三栋亲睦会”准备于十月二十四日举行工人们的示威。但是,到了那天,一群便衣警察赶来,夺走标语牌,一个一个逮走了组织者,结果这次的示威归于失败了。泰一见到工人的正义斗争如此遭到警察的惨酷镇压、受挫折,就狠心下了悲壮的决心。他一直认为,没有牺牲,大事就无法告成。据说,到这个时候,他常常向朋友们说,只有几个人献出生命,才能改善和平商场的劳动条件。当时,他的朋友们以为他说这种话,是因为情况太困难。后来,他的朋友们回忆他说这种话时的真挚的表情,都感到很悲痛,因为他们没能阻止他死。就为这件事,泰一的几个朋友,至今还躲避我,觉得很对不起我。泰一认为只有牺牲自己才能解决问题,又着手准备了下一个示威。

他计划于十一月十三日在旧国民银行前面再举行一次示威,并做了准备。这个时候,泰一回到家,也不怎么说话,有时翻翻“劳动标准法”,有时就坐在那里沉思什么。当时,他没有一定的职业,可是在家里压根儿不说这些,和往常上班一样,每天早晨走出了家门。他一清早就走出去,到很晚才回来。我很担心他为工人问题费心把身子搞垮了,见到他手上拿着“劳动标准法”,就感到讨厌。

十一月十二日,也就是泰一最后离开家的那一天早晨,我怕那本“劳动标准法”惹出事来,把它藏起来了。可是,泰一却要我给他找那本书。我预感到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原想不给他找。然而不忍心看他在屋里一个劲儿地找,便拿出藏在空锅里的那本书交给了他。谁能料到那本书终究惹出祸来了。

这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他的妹妹顺玉问哥哥说:“哥哥,能不能给我弄些钱呢。”他回答说:“顺玉,对不起,明天我给你想办法。”他说得没有一点力气。我想这是他为自己的心事正经受着很大的痛苦。现在,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那时他一直把自己所领的工资都花在工人运动方面,所以几乎不能把钱拿回家来,他可能为这件事感到对不起家人。再说,那时他已决心去死,所以“明天”是无法给妹妹想办法的,他可能想到自己无法守约而感到难言的痛苦。他说:“顺玉,我这个哥哥可没有做到好哥哥。顺玉,你可要好好侍奉妈妈呀!”当时,我只以为他是因为一直把自己所领的工资几乎没有拿回家来而感到抱歉才这么说的。然而,第二天发生那件事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他同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时,我根本没有觉察到他是那么殷切地把我这个妈妈托给顺玉的啊!

这一天,泰一连早饭都没有吃好就那么走了出去。为准备预定十三日举行的示威,这一天他在朋友家写标语,做标语牌等忙了一夜,没有回家。

那一天

他们原来打算在十三日下午一点,在旧国民银行前边,趁很多工人到这里吃午饭的机会举行示威。

大家都已知道,这一天发生的事件和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可是我想,再回顾一下那些事,并借这个机会谈谈今天我们该做些什么事。

这一天的示威,与其说是为改善劳动条件而举行的,倒不如说这次示威是和平商场工人的人权宣言,是宣告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才能夺取自己权利的斗争宣言。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高举写有“我们不是机器”字样的标语也就是宣布我们是人的标语举行了示威。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要拥向街头,通过斗争改善劳动条件的决心。最后,他引火烧身,高呼“不要让我白白死掉!”,并号召我们工人继续展开斗争。

这一天,示威刚一开始,就有数十名便衣警察赶来,往各处抓走了主动人物,并挣扎着要夺去标语牌。工人们按照政府制定的劳动标准法提出的要求,就这样被政府权力给践踏了。他们被抓走了不少人,情况太严重了。但他们料到必有警察来干涉,事先有了准备。所以在这严峻的时刻,他们并没有停止示威,拿出事先藏在胸怀里的标语,继续进行了示威。他们高举“我们不是机器!”“缩短劳动时间!”“保障礼拜天休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遵守劳动标准法!”等标语,举行了示威。警察用暴力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抓走了,并驱散了聚集的人们。

就在这个时候,泰一认为这正是他献出自己的生命进行抵抗并号召人们投入斗争的最好时刻,便抱着那本“劳动标准法”给自身浇上汽油,点着了火。这样,他就给无法兑现的劳动标准法执行了火刑。

在头一次知道有所谓劳动标准法这一法律的时候,泰一就象遇到救世主那样高兴得不得了,把它读了又读,反复读了好几遍。然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正是这个法律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有这个劳动标准法,工人们的正当权利反而得不到保障,工人们反而受着虐待做苦工。如果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法律,那就说不定会造成社会对工人生活的更大的关心。这个法,掩盖一切事实,为虎添翼,使恶霸企业主更加强了对工人的掠夺和迫害。因此,泰一认为那种法律应该烧毁,只有烧毁那种形式上的法律,工人们才能展开正义斗争。只有用来保障国民的权利,拯救受痛苦的无辜的人民的法律,才是值得我们去遵守的,相反,一个法律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压迫和剥削我们软弱无力的工人的工具时,这种法律是没有必要遵守的。如果有人认为即使是这种法律也应该去遵守,那就等于帮助压迫和剥削我们的敌人。特别是,近来政府制定的法律,都是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应该遵守那些威胁我们,束缚我们的手脚,甚至妄图堵住我们的嘴,抹杀思考,以使我们不能活动的那种恶法。泰一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决意焚毁劳动标准法的。焚毁这本劳动标准法的火焰,霎时烧到他的身上,使他变成了一团火球。谁也来不及去救火了。这一瞬间,他只喊了一句“不要让我白白死掉!”烧成一团火球的泰一倒下去了,但不一会儿他又站起来喊,“履行劳动标准法!”“不要让我白白死掉!”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拿夹克盖在他身上,总算扑灭了火,可是他全身受了严重的烫伤。他只留下“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这么一句,快要结束自己短促的一生。我怎能忍心再去回想全身烫得使我连脸庞都认不出来的我的泰一呢!

可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个集会并不是为回顾泰一的死的,也不是为他的死悲伤流泪的。在二十二岁那年,献出自己美丽的青春,焚烧着自身高喊“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而死去的泰一,不允许我们一味为他悲伤,也不允许我们为此灰心丧气停止斗争。我想再强调一遍,真正哀悼他慰抚他的灵魂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正确地理解他为什么死,认清他对我们要求什么,按照他的意思去实践和行动。

我要说明白,他是不能不死的,而且,死得很光荣。不牺牲自己而光要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他说的“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这句话,怎样去行动。

各位,泰一希望你们工人勇敢地展开斗争,希望你们的示威队伍在这清溪川街道上汹涌澎湃。因为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改善劳动条件,才能保障工人的权利。到那时为止,泰一一直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生活,他思想过许多事情。他在小时候,尝过了无法言状的苦难,但他也为和人家的孩子一样念书而挣扎过,也为勤俭地、诚实地度过他的一生而努力过。可是,他在生活中遇到过许许多多为疾病和饥饿受折磨的人,而且也无法忘却那些可怜的人。他在和平商场,见到那些童工受人虐待,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他决心为解决这一问题献出一切了。他竭尽了一切努力,但带来的结果,却是企业主和官厅的镇压。泰一也懂得了那种个别人的善意和请愿书、呼吁书之类的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时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工人们只有自已展开斗争,才能争取到工人的正当权利,过人的生活。他怀着这一坚定的信念,准备行使法律上规定的工人的团体行动权,举行示威来号召遵守法律。但是,工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同时,警察的镇压也变本加厉,所以为他留下的唯一的一条路,是牺牲自己来促使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一点,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号召我们工人团结起来。

各位工人,泰一死的时候并不是无声无息的,而是高喊着“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而倒下去的。也许他是为了把这一句话说给我们大家听而死去的。我想我们应该深入琢磨他说的“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这句话。他究竟为谁而死,为谁而喊这句话的呢?泰一,他不是为了号召政府和企业主发发慈悲而死的,也不是因为受不住政府和企业主的惨酷迫害和剥削而灰心失望以至绝望而死的。他是用自己的死向你们工人发出号召、发出呐喊的。他为号召你们工人觉醒并展开斗争,焚烧了自身。是的!他是为看到你们工人展开烈火般的斗争,期望他那心中的故乡——和平商场变成工人的乐园,才引火烧身的。当然,泰一是为了向我们社会控诉和平商场企业主对工人的非人的剥削和虐待,向那些放任和助长他们做坏事的劳动厅和政府表示抗拒,才牺牲了自己的,但更主要的是,他为了号召你们工人认清只有工人自已团结起来展开斗争,才能争取工人的权利这一道理才牺牲了自己的。

他没有自杀。他并不是自己愿意去死的,而是不得已才死了的。是谁把他杀害了呢?从广义上讲,是包括政府和企业家在内的整个社会,是把人看得不如机器的这个颠倒黑白的社会风气,把他杀害的。那么,你们工人能不包括在这里吗?难道不能说叫全泰一死去的正是我们工人自己吗?因为你们毫不关心争取自己权利的事情,又不积极响应要团结起来展开斗争的号召,所以他才去死的。他是期望自己的死能使各位觉醒起来展开斗争,才引火烧身的。各位工人,他是这样说的:“我在焚烧自身来号召你们,希望你们真心听我的话。”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奋起展开斗争”。他就是为了说这一句话,才选择了死这一条路,并说了“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这句话的。

究竟是谁能让他不白白地死掉呢?那正是你们工人。只有你们觉醒起来为反对目前强加于你们身上的剥削和虐待而奋然站起来展开英勇斗争,才能不让他白白死掉。我作为全泰一的妈妈,比任何人都更希望不让他白白地死掉。所以我号召你们奋起展开斗争。这不仅是为了泰一他一个人,实际上是为了你们工人,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如果不进行斗争,那么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不可能得到贯彻,我们只能继续给人当奴隶。

对母亲的号召,妈妈的决心

我想再谈谈,在他号召工人们觉醒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焚烧自己的身体之后的事。

我听到发生“事故”的消息,赶到了医院。这时,他已被火烧得简直认不出是谁了。我听他喊“给我点水”,才认出他是泰一。全身裹着白色绷带。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感到天塌地陷,眼前漆黑一团。怎么办才好呢?可是,泰一知道我来,反倒想安慰我。他说:

“妈妈,请原谅我这个不肖之子。妈,你受了一辈子的苦,可是,我这个儿子没有让你过一天安稳日子,就这样死去了。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理解我的。就是我死了,你也不要悲伤。我是为正义而死的,是问心无愧的。往后的事,要托你来做了。为了不让我白白死掉,希望你能替那些可怜的童工解除痛苦。”

他这样说着,一连三次问我:“你能做到吗?”我回答他说:“当然,能做到。”便从心灵深处下了坚定的决心。这样,我和儿子做最后一次的约诺,心里坚定决心的时候,泰一握紧了我的手。我无言无语地以热泪回答他。他要我给他请来他的朋友们。他向朋友们说:“我这样一死,我们的要求会得到贯彻的。你们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要继续展开斗争。”接着,他又要求朋友们回答能不能做到。

泰一不能说话了。直到那时,他在急救室里已经躺了好几个钟头,但没能给他打一针烫伤用的药针而只给他包扎了一身绷带。他一直在喊:“给我点水喝!”当时我听说,一喝水火毒要攻心的。所以我对那临终前的儿子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眼瞧着他为水挣扎,却没给他水喝。如今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非常难受,也后悔当时我没给他水喝。当时他反正是活不了的,那我为什么没给他水喝呢?就是拿一碗清水叫他填饱一下肚子也是好的呀。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象针扎似地绞痛。当时他的肚皮简直都要贴到脊背上了。临死的前一天早晨,在家里马马虎虎地吃了几口饭以外,在这两天他几乎没有吃下一粒米。我恨自己平常没能给他吃一顿饱饭,可是在这他临终的最后一刻,不也是叫他饿着肚子走的吗?一想到这些,我这个做妈的心简直都要炸裂了。这些天一有点好菜,我就咽不下去。他曾说:“最叫人悲伤的是饿肚子。”我怎么就没能叫他不受饥饿的折磨呢!当我在他的日记里读到“我为什么总要饿着肚子不可呢”这一句时,我就恨这个世道,不觉一股愤怒涌上心头。

直到下午六点,医院没给他用一点药,后来医生对我说:“这里没有药,没法治疗,你把他带到别的医院去吧。”我本想对他们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抗议,可是没有时间和他们争辩了。我们急忙把他带到圣母医院。院方说,医院里没有药,要到药房去买,并叫我先掏三万圆药费。

在这危急关头,我到哪里去弄来三万圆这一大笔钱呢!我哀求他们想办法先给他治疗。可是他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向当时在场的劳动厅劳动监督官说情,拉着他的衣袖请他帮帮忙,想办法给我借三万圆,并说我日后一定还给他。可是他说:“惹出麻烦事,还有脸求人!”便使劲甩开袖子,使我晕倒在地上。这样,没能买来所需的注射药就过了晚十点。泰一时尔含含糊糊地低声说,改善劳动条件,遵守劳动标准法等。但最后,他留下“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这么一句,终于咽了气。

我又昏过去了。可是从此我就得做我应做的事了。他生前嘱托我,要我实现他的意志,不要让他白白死掉。

过一会儿,我慢慢从昏迷中醒过来了。这时,周围的人们已开始议论他的葬礼来了。不用说劳动厅和警察,甚至连可谓工人之代言人的劳总(指大韩劳动总联盟——原文注)也拫本不去想他是为什么死的,只想尽快把他的尸体埋掉,以平息这次事件。这使我禁不住悲痛和愤怒。虽说他是自己引火烧身的,但也应该说他是被他们杀害的。可是,他们不但不考虑泰一献出性命来提出的保障工人的权利、改善劳动条件等要求,反而认为他给他们惹出了麻烦,便想尽快处理这件事,好装出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形,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官吏都是如此没有人情的卑鄙无耻的人,便从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我心想:“好吧!我看你们怎么办。我要叫你们看看,到底谁能得胜?”我这个连儿子都给火烧死的妈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我是在临终的儿子面前许下诺言,决心要不让他白白死掉,为争取工人的权利,要献出我的全部身心的呢。难道我能容许他们随心所欲地做非人的勾当,马马虎虎地敷衍了事吗?

我拒绝从圣母医院把他的尸体接收过来。我决心,只要泰一的遗志得不到实现,就不接收他的尸体,不为他举行葬礼。我心想,如果他们不接受泰一的要求,不改善劳动条件,就要拖着泰一的尸体进行示威。又想,难道已死的泰一他希望给他葬身吗?他既然已献出了生命,还会舍不得一具空壳躯体吗?

我和邻居的人们一起,在圣母医院停尸室熬了一夜,要求他们接受泰一的要求。当时,劳动厅、劳总、企业主代表等人一心想把这件事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处理了事。有的说,泰一当时没属于任何一个工作场,所以无须给他发吊丧费;有的说,可是考虑他的家境贫困,可以给他补助丧葬费等等。他们的这些话,大大刺痛了我的心。他是为正义而献出生命的,怎么能想拿几文钱把它抹杀掉呢?我感到他们的行径太荒诞不经了。尽管在这个社会里有钱人可以为所欲为,但被火烧死了自己的儿子的一个母亲,还能拿儿子的尸体换钱吗?象他们那样的守财奴或许会那样做。然而我想,就是他们遇上这种情况,也不见得那样做。

我断然表示拒绝,明确地回答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们从物质上给予补偿,只有你们接受我那儿子泰一的要求,改善了劳动条件,才能做葬礼。但是,他们根本不想听我的话。我觉察到,他们在想我这个人虽然现在这么逞强,但过些时间,也必定会软下来。他们有时想利诱我,增加了一些吊丧金,有时还威胁我,说我为什么毫无理由地不想做葬礼。难道我怕他们这一套吗?我只想继续等下去,看个究竟。当时我想我决不能辜负他的遗志,并确信他是决不会白白送死的。然而,在这凄凉的停尸室里,来往的净是一心想抹杀他的死亡的一些人,而没有一个要想不让他白白死掉的人来看我。所以,我沮丧地坐在那里,连嗓子都嘶哑了,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大学生突然来找我。他们说:“我们学生要继承全泰一的遗志,实现他的要求条件,不让他白白死掉。”接着说,葬礼要由学生们来办,并请我这个妈妈协助他们。他们说的那样真挚,那样充满信心,以致使我相信他们才是主人。我感到说不尽的高兴,然而又禁不住眼泪流个不止。我想起了泰一在开始进行工人运动时所说的“妈,我的朋友里头,为什么没有一个大学生”那句话来了。这不是说他死了之后,才见到了生前没有见到的那些朋友吗?学生们谈了很长时间,并表示决心,一定要实现泰一的意愿。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在事前认识了泰一,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并表示了极大的惋惜。我也刻骨地感到悔恨。

然而,事情还没有全部解决,问题还在后头。直到现在,我见过的都是那些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冷酷无情的人,因此一见到那些学生,我就放下心来,倾吐了好久憋在心里的那些话,同时,把泰一的丧事也都托给了学生。学生们一来找我,那些掌权者们就慌了手脚。他们说什么要加吊丧费,又说什么改善劳动条件,等等。可是,他们的这些话根本没有一点诚意,也不能令人相信。这不过是一场卑鄙无耻的奸计。他们说的就算有诚意,也不能叫人相信呢,何况这是他们为摆脱困境说的,这怎么能叫人相信呢?泰一已经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这些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论是工人,还是学生,如果他们不展开斗争去争取,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有很多学生到圣母医院停尸室来看我。他们告诉我说,汉城大学等市内的好些个大学学生已经提出“不该让全泰一白白死掉!”等口号展开示威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给工人保障生活权。那天晚上,有三十名汉城大学学生来和我一起熬夜,给泰一守灵。通过这一过程,我对学生的信任和期待更加增大了。他们对弱者的热爱、对不正义行径的抵抗精神、不会阿谀奉承、从不妥协的勇敢姿态等,所有这些使我坚信他们一定为不使泰一白白死掉,为争取工人的权利而斗争到底。我也更加坚定了决心:必须展开斗争!不展开斗争,就无法实现泰一的遗志。

组织工会

就这样,有许多学生涌到停尸室,刹那间屋里挤满了人。又在各大学开始举行了示威。也就是说泰一复活了。他从阴暗的死亡的深渊里,回到汹涌澎湃的大学生示威队伍里来了。好象全社会的关心,都集中到和平商场了。由各个工人运动团体和在野党的政界人士也送来了花圈,并从各地送来了吊慰金。甚至有的还说,要给泰一立纪念碑。凄凉的停尸室里一下子放满了花圈,吊客排成了长蛇阵。

劳动厅和情报机关就为此惊慌得不得了。事到这个地步,他们一方面施加压力,强迫我们举行葬礼,另一方面他们还说,他们要给我一千万圆吊丧金,并要我们别再扩大事件。他们说,要是由学生们来办葬礼,那末这个社会又会卷进混乱里去,如果是这样,只有“北韩”才高兴,又有可能北方趁这个机会来侵犯,所以最好尽量早点把丧事悄悄办完。这确实是别有用意的威胁。如果他们那样害怕,那么当初不虐待工人不就更好吗。肆意践踏工人、踩死工人之后,看到学生们和工人们的呼声汇合起来,他们这些人还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耍花招,拿出牛头不对马嘴的诡辩,说什么“北韩要来侵犯”。

各位工人!

我们决不应该受骗!无论在大事或小事,我们一直受骗了。那些恶毒的家伙们一向编各种理由骗我们。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些趁我们无知和贫困,一直欺骗和剥削我们的家伙。我们再不能受骗了。不管他们拿出何种借口,做何种冠冕堂皇的约诺,我们都要断然拒绝,并且要正视我们遭受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痛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憎恨敌人的力量、抗拒的力量、敢于斗争的力量和赢得胜利的力量。

见到他的死亡开始集中社会的耳目,警察和情报员就控制人们出入医院,并把留在停尸室的学生们都押上车子带走了。结果,医院里挤满了情报员,我也不能同学生和外部的人接触了。然而,事情已到这种地步,任凭他们怎样策划使泰一的死亡付之东流,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学生们要给他举行葬礼的计划被禁止了,但社会的关心却越来越集中到这件事上来了。可是,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和平商场的工人们被企业主和情报员的恐吓所压倒,没敢抬着泰一的尸体继续举行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由劳动厅等政府机关用强制的方法给他举行了葬礼。但我们还是叫劳动厅长和企业主写了答应改善劳动条件的共有八项条款的保证书。他们约定截至十一月底实施“缩短劳动时间、实行每周一日休息制、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废除阁楼工作场、允许组织工会”等要求。葬礼是以此为条件举行的。十一月十八日,在大韩劳总的主持下,马马虎虎地举行了葬礼。但是,问题不在举行葬礼,而在于今后如何实现八项条款的要求。坐着等他们来履行,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严峻而长期的斗争,是从此开始的。

各位工人!

我的工人运动是这样开始的。为了给儿子守约,实现儿子的心愿,为了连根消除各位工人遭受的痛苦,让你们过上人的生活,我开始展开了斗争。当时我决心,要为各位工人献出我的全部身心进行斗争。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按着我自己的想法,象疯子一样奔走了各处。可是,做的工作很少,而该做的事倒堆积如山。我所说的该做的事,并不是指我一个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和你们大家一起去做的事,是团结我们的力量去做的事。在这里,我再次表示决心,今后要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该做的事,采取正确的行动。同时,我想再谈一次从那以后的事,并重申我们的立场。

虽然举行了葬礼,但他们根本不想去履行他们答应的还写过保证书的包括改善劳动条件、协助组织工会等条件在内的八项要求。劳动厅和情报机关只在形式上下达命令,而对它的执行情况则毫不关心,又不做实际上的监督。他们只注意日见扩大的学生们的示威,怕我到学生们那里说什么,派便衣警察严密监视我。可是侥幸得很,全泰一死后,工人运动在从那年冬天直到第二年春天,在我们的社会变成了最重大的问题。不论是学生、宗教徒和政界人士,都不能对工人运动视而不见了。可以看出,泰一并没有白白死掉。人们不断地觉醒起来,在各地愤怒不断爆发,这说明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一事件。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今天不是想跟你们谈过去的事。我们应该对今后要做的更重大的事交换意见。

为实现八项要求,最紧要的是,组织工会。我们已经很清楚,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进行斗争,那么任何保证书和约诺都没有用处。问题不在于叫他们做某种诺言,而在于叫他们履行诺言,而且为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组织起来的力量。

泰一的牺牲和葬礼以及学生的示威,使我深深感到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唤起社会关心的那种实践活动是必要的。举行葬礼后,想组织工会,但没有地方办公。起初,企业主曾答应协助组织工会,并腾出屋顶的一间屋子做工会办公室,但到这个时候,不但用这样那样的借口不腾出一个房间,甚至用奸猾的手法从各方面百般阻挠我们。我又一次感到和他们讲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我甩掉钉梢的便衣警察,来到学生们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保障工人的生活权利正在展开绝食静坐斗争的汉城大学商学院操场。我虽然被便衣警察抓住了,但在当场和他们进行谈判,争取到了现在用的那间办公室,并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组织了工会。

为什么要在这种劳动环境中工作

各位工人,我从那时直到今天的五年当中,几乎每天都为和平商场的工人奔走。然而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你们并没有减轻痛苦,而且那些奸恶的情报员和企业主以及那些怕他们并向他们献媚屈从的家伙们用各种方法威胁工人,不让你们跨进拿我儿子的生命换来的这个工会门槛。不止这些,他们还拿下挂在工会办公室里的我儿子的画象,来叫我伤心。甚至不让自由地举行一年只有一次的追悼会。

大家都知道,如今不用说在和平商场,就是在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人提一次全泰一这个名字,他们就大犯神经,抓走有关的人。难道说因为这类事出的多了,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个社会的一种风气吗?甚至有的人说,为了工人运动,最好不提全泰一的名字。我想这不过是怯懦者的自我辩解。如果说,为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应该提献出自己的生命去要求保障工人权利的那个人的名字,那么请问,究竟应该提谁的名字呢?

各位工人,可是我们不该犯急躁病,也不该惊慌。真实,越掩盖它,它就越深刻地被人理解。只要诸位还活着,全泰一是不会死的。为了过人的生活,让我们奋起反抗迫害者,展开斗争吧!我们自己的问题,要由我们自己去解决。只顾维持自己威信和面子的那些政界人士和宗教徒、怕人耳目的那些御用工会的头头,是不会为我们解决问题的。让我们站在这种立场上,考察一下我们的处境吧。

你们早晨八点上班,一直在灰尘弥漫的屋子里工作到晚上十点半。在这个时间里连一次都不敢放心地伸一下腰。回到家,吃了晚饭就到十二点。疲惫得一撂下饭碗,就得睡觉,一到早晨六点又要起来。

如果把上下班的来往时间算在内,每天为企业主提供十六小时。工作场所又象土窑,使人喘不过气来。也许是为了不让人们从外边看到里边,他们用木板把四周围了起来,弄得一点风都透不过来。这个地方,比监狱还要脏。即使有换气设备,但它不但不供给新鲜空气,反而给屋里弄来灰尘和垃圾。他们认为只要把我们赶进这个地方,就能造出产品,只顾赚钱,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健康。一到夏天,一般人往屋里看都不敢看,因为热气迎面扑来,使人喘不过气来。工人们整天在这犹如活地狱的地方工作。可是企业主他们不但不说声“辛苦”道谢,反而催工人赶工多生产。有时还向工人破口大骂。

在这种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折磨的环境里,你们又得了一身病。就算还没有患肺结核吧,但得气管炎是个时间问题。整天要在见不到一线阳光的灰尘弥漫的屋子里,专瞅针眼儿,自然就闹起眼疾来。所以一到外面,眼花得什么也看不见。还没有睡个够就得早早起来吃早饭上班,到中午也要一边工作一边吃午饭,晚上也快到十二点才能胡乱吃点晚饭睡下。这样,自然又患消化系统的疾病。你们面黄肌瘦,是同你们见不到阳光和患消化系统疾病有关的,而且也同肉体上遭受痛苦,精神上感到疲劳和烦恼有关的。在和平商场做工的人,大都患肠胃病。他们本来就没有东西可吃,但即使有了也因闹肠胃病吃不下。所以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向他们那虚弱的身体袭来。除此而外,还有患神经痛的人。也许有人会说,哪里还有年轻人患神经痛的。但我们正处于拿一般人的常识是无法想象的那种状态。你们这些本应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如今面黄肌瘦,手脚如柴,这正说明你们遭受何等残酷的剥削和虐待。

哪怕人的身体再衰弱,以至闹病,除非临死,就不能到医院去看病。这是因为,一则没有钱,再则没有时间。即使患病,也不能受诊察。这就是说,连治病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这真是叫人痛叹的事!在这患病时受诊察的自由都被剥夺的情况下,起早贪黑,糟踏自己的身体,这究竟是为了谁呢?偶而到和我们毫无相干的医院去看,真叫人气愤。如今是个报纸登广告宣传女人减肥的特效药和秘方的时代。不劳而食的那些人,为了减肥煞费苦心。就是为那些过于肥胖而受苦的人,我们要忍受削骨切肤之痛苦。偶而遇上休息天,最大的愿望,不是去打高尔夫球或同爱人散步或者是去登山、看电影,而是好好睡个够。

最可恨的是,同我们所做的工作相比,工资太少了。物价天天在扶摇直上,但你们的工资却依然如故。一天工作十三个多小时,可是一个月只能领六千到八千圆。干了十多年的剪裁工一个月也只能领到一万圆。因此,有许多人没钱买一盒子饭吃,就那么饿着肚子工作到深夜。世人恐怕很难理解我们忍饥挨饿的生活。难道我们吃过一点肉吗?吃肉吃得过多而不借消化剂就不能消化的那些人,是无法理解的。政府在反复说,到了八十年代,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将达到一千美元,出口额将达一百亿美元。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一想到那一天,可能不吃也会觉得饱饱的,可是我们却在担心到了那一天我们是否会饿死。

诸位,你们想想看,那个八十年代,再过五年就到。那么请问,我们如今的生活比五年前好了多少?同往日比起来,我们的日子更穷了。那怎么能说,再过五年会好起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在受骗。这只不过是那些家伙们把他们一直吹嘘的到了七十年代生活会好起来的这一谎话的期限延期到八十年代罢了。我无法理解,他们用的欺骗手法与过去一模一样,而我们的国民为什么如此健忘。不,他们并没有忘记过去,只是装着受骗,沉默不语罢了。

各位工人,尤其叫人痛恨的是,那些正该学习的十七八岁的孩子们,被堵上学习之路,不能念书。人们说知识就是力量,只有学习才能活下去。说实在的,我们应该学习。可是,你们为生活所逼,自从正该学习的时候起就受虐待,做苦工。和你们年龄相仿的企业主的女儿,穿上漂亮的制服提着书包上学的时候,你们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不得不走进这个灰尘满屋的工作场里来。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啊!晚上,她们在吃着味美的水果和点心,看着电视,快乐地消遣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饿着肚皮非工作到深夜不可呢?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她们还舒舒服服地坐在大型高级自用轿车里,脸上做着连看都不想看我们的表情从我们身旁驶过去。难道这不是天壤之别吗?我们在被人敲骨吸髄,而他们却靠掠夺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到处傲慢无礼地横行霸道。他们残酷地践踏还没有萌发的新芽,而却使自己的儿女过着十分豪华的生活。真叫人悲伤啊!

劳动教室

那么,这是命里注定的吗?不,不是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权利,行使特权。因为泰一确信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他尽管吃不饱穿不暖,但从没产生过自卑感,以至在人们面前不敢说话。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但在企业主的儿女和你们之间有着可怕的不平等。过不多久,他们就要替代自己的老子来虐待我们。对这个人生,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我们应该为自己造成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且还要拒绝给他们做奴隶。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学习,又不能教育我们的儿女,那么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奴隶的命运。为了不把这一令人痛苦的、可耻的命运遗留给后代,我们必须加紧学习。就是只为这一点,我们也应该要求缩短劳动时间,主张正当的权利,并为实现这一要求而展开斗争。

如果实行了劳动标准法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你们就可以有时间在这劳动教室专心学习,尽管学习条件还不够好。最晚也要在下午六点以前结束工作才行。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这个劳动教室所走过来的路程,就能认清我们对企业主的别有用心的欺骗手法所持的态度。这个劳动教室,本来是拫据工人代表的建议,为为数不多的工人建立并经营的。

但是,企业主却肆意组织所谓经营委员会,装出一副大搞什么慈善事业的嘴脸,大肆宣传,并用这种宣传压制了劳动教室。

他们担心对和平商场工人进行教育,就会使无知的这些工人觉醒起来拒绝受人虐待。可能是因为这个原故,这个劳动教室招来的学生不是工人,而尽是些附近的孩子。他们甚至给孩子们发补助金,叫他们学习,而把和平商场的工人赶出了教室。企业主还大肆宣传什么劳动教室的主管者是共和党副委员长,他是家住中区的豪绅,对儿童教育问题大有热心。他们宁愿发这种“慈悲”,也不愿意让童工学习。他们有义务给工人保障受教育的机会,这是劳动标准法里规定的我们工人的权利。可是两年来,他们搞这种异想天开的事,拒绝给我们保障学习条件。

在那些日子里,我三番五次地提出要求,要他们把劳动教室的经营权移交给工人。但他们一直拒不接受。于是,在去年的今天,也就是为全泰一举行追悼会的那天晚上,我就在这个场所,强硬提出要求,要他们立即把劳动教室还给工人,不然,社长他会挨我一刀。为此,我曾被搜查机关带了去。他们说,我违反了法律。可是,我都不怕这些,难道害怕那种法律不敢开口说该说的话不成?不敢触犯夺走人们的权利的那些人,反而惩罚主张争取自己权利的人,这就是大韩民国的法律。

后来,我们工人决心重新夺回劳动教室,展开了斗争。今年二月七日,我们一百多名工人聚集在这里,流着眼泪激愤地高呼“还给我们劳动教室”的口号,展开了静坐斗争。因为我们的决心很坚决,态度又很强硬,他们不得不把劳动教室还给了我们。这样,我们才重新夺回了劳动教室。这是我们团结起来展开斗争的结果夺取的光辉成果。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展开斗争,那些蔑视我们、虐待我们的家伙们才怕我们,到头屈膝认输。难道这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

决不能向人屈膝苟且偷生

上面,我谈到了全泰一的死和我们目前的状况,同时又语无伦次地强调了必须由我们自己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一点。最后,我想再强调一次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去展开斗争。

请问,在我们当中,如今还有没有对有钱的企业主寄予某种期待,以为他们会帮助我们解除痛苦的人呢?请问,企业主赚了很多的钱就会把其中的一部分拨给我们吗?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如果那些钱,不为更虐待我们所利用,那就千幸万幸的了。他们赚的越多,越想多捞一把;一旦把钱揣进自己的腰包,再也不想把它掏出来。他们赚的钱,是从我们身上榨取的。而不是他们自己印出来的。为了赚下更多的钱,他们将更残酷地剥削我们。你们要牢牢记住,他们的心肠和我们一般人是不同的。你们要认清,他们是认钱不认人的财奴,是把良心早已抛到九霄云外的豺狼。因此,决不能对他们寄予任何期待。他们是贪得无厌的财迷。

他们常说:“企业主挣的钱多了,那些钱还会跑到别处去吗?正如水桶里灌满了水,水就往外溢出那样,挣的钱多了,还不是会流到你们工人手里去?”说得倒好听,但他们在骗你们。你们见过赚的钱多了就把它分给你们的那样的企业主吗?除了一些企业主抱着更残酷地剥削我们的目的,表面上作作样子以外,你们几时见过那些盖了宫殿般的住宅,还在外国买下了很大的公馆的企业主为你们盖板棚送一块砖来呢?他们是依靠我们过豪华的生活的,可是他们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反而说什么我们的板棚有碍于城市美观,就把它拆掉了。他们说什么为开发经济,已经搞了几个五年计划的今天还有这种板棚是丟脸的事情。于是,他们不管住在板棚的居民死活,就无情地下令拆除板棚,把他们赶到不能住人的那种地方去,也不发给他们能盖一间房子的补助金,甚至把仅有的几件家什都往屋外扔出去。这样被撵出来的人们忍无可忍,终于站起来展开了斗争,那就是五年前发生的光州工业区事件。

企业主他们每顿吃值几千几万圆的饭菜,可是不给我们买一碗一百块钱的面吃。他们把自己的儿女送到美国或英国留学,叫他们住大饭店。可是你们见过他们给我们这些连小学都没有念过的工人买过一本书吗?他们怕我们有时间看书。因为他们怕我们睁开眼睛。是的,这就是那些企业主安的坏心眼儿。此外,扶持他们,和他们狼狈为奸,掠夺我们劳动果实的人,正是那些搞政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能相信谁、依靠谁呢?我们对他们究竟能期望什么呢?我们应该自己开辟自己的活路。我们要团结起来展开斗争,把他们压倒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活路,同时也能拯救他们摆脱一味追求奢侈和虚荣、专事讹诈和欺骗的那种肮脏生活。

各位工人!现在他们胡说什么任劳任怨,再过一些时候,生活就会好起来,到了八十年代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将达一千美元,出口额将达一百亿美元,每个国民都有自己的房子住,能看上电视、用上冰箱和自用汽车等等。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这种骗人宣传和冠冕堂皇的说教所迷惑。他们曾经大肆宣扬什么到了七十年代生活会好起来的,但看来,如今他们装着根本没有说过那种话。他们看到国民根本不相信八十年代的前景,把它看成是一个幻想,这回就强调南越的命运,说什么不久就会爆发战争。他们还说教什么辛勤工作就会过好日子,命令人们要辛勤工作、生活俭朴、厉行节约。

这算什么话呢?我们一天工作十三个小时还不够,还要我们辛勤工作,究竟要我们辛勤到何等程度呢?我们想洗洗衣服也没有衣服换下来;我们还住在板棚。可是他们还要求我们生活俭朴,到底要我们俭朴到何等程度呢?我们手里没有一百块钱,连一碗面都吃不上,只好饿着肚皮一直工作到深夜十点多,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可节约呢。所有这些事,都是应由他们也就是说这种话的那些家伙自己去做的。可是,他们反而要我们去做。这是他们为掩盖他们剥削人的真相和我们受痛苦的事实的。我们早已看透了他们的心眼。他们肆意掠夺人,却又装腔作势地教训我们,要我们辛勤、俭朴、节约。

不止这些,所谓国民团结、总力保安、奖励吃全粉、消除腐败习气等等都是该由那些狗东西去做的,然而,他们硬要我们善良的国民这样做。

出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大肆宣扬说,只要搞好出口,生活会好起来。如果说,出口额达到一百亿美元生活就会变好,那么,出口额已达六十亿美元,不是生活应有所改善,至少要达到它的一半吗?然而,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这就证明了他们在骗人。他们根本不谈他们政治上的错误,而一发生问题,就把全部责任转嫁于石油危机。他们只要能找到一个借口,就拿它欺骗国民,麻痹我们的灵魂。

还有,更可恨的是,象和面那样,他们任意炮制法律。他们不但不去遵守法律,而且他们为任意干下恶毒行为不断地炮制法律来强迫我们去遵守。他们整天泡在高尔夫球场和饭馆吃喝玩乐,而我们则变成残废、一辈子过悲惨生活。但他们不允许我们工人举行一次示威。法律上倒有规定,工人们为改善劳动条件、恢复自己的权利,可以团结起来举行示威。但他们却釆取奇妙的措施或发布命令,来镇压我们。难道说我们应该遵守这种法律吗?无论怎样辛勤劳动、厉行节约,我们的生活在目前情况下是不会好起来的。只有把那些剥削我们、逼我们得病的家伙们赶下台,我们这些勤劳、诚实的人才能过好日子。只有建设人人都能过好日子的社会,辛勤劳动,励行节约,才有价值。

我已经谈了很多,可是我想再谈一件事。如今企业主们说,不能再提高计件工资,所以最好多生产产品来提高收入,为此,要求我们竭尽全力增加生产。譬如过去生产了二十张,那末如今要生产二十五张。可是,我们能够忍受这种劳动吗?直到现在,我们为生产二十张而费的力气已经够我们受的了。为此我们在受到犹如给人剥一层皮那样的痛苦和折磨。所以我主张,把生产每一张的劳动报酬应由四十圆提高到五十圆。我们应该要求他们发给我们公正的劳动代价。我们在热心地工作,但我们的生活依然得不到保障,这就证明我们在受某些人的剥削。我们不能老老实实地服从这些剥削者。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纪念全泰一为工人献出生命的那一天。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只顾流泪悲伤,那末全泰一可能会想再死一次。我们应该奋起展开斗争,恢复我们的权利,到那个时候,泰一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

你们不应该表现脆弱。我们工人宁可献出生命,奋起展开斗争,也不能向人屈膝苟且偷生。只有这样,才能战胜那些心眼儿坏的懦怯者。豁出命来战斗的人,必将取得胜利;而那些苟且偷生,向后倒退的人,必将灭亡。让我们站起来战斗吧!让我们去夺取胜利吧!这一正义的斗争,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

我们几万名工人和那些贫穷挨饿的民众团结起来举行示威的队伍,在这清溪川街道上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我们不能踌躇不前,也不能迎合别人的脾胃。让我们为连根拔掉这一令人窒息的苦根,英勇战斗吧!让我们前仆后继,展开浴血抗争吧!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泰一如今也在号召我们去战斗!

(本文来源于《历史将审判刽子手》,责任编辑: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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