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新生 民声

没有高铁的“高铁村”

【作者】杨海

【来源】中国青年报

(图片来源:网络)



很难把中国的高铁和一个叫做“三墩土家族乡”的地方联系起来。即使在缩略版的中国地图上,人们也能轻易找到纵横交错的高铁线路。而只有把地图放大,再放大,“三墩土家族乡”才会逐渐在大片密密麻麻的山峰名称里显现出来。

可就是这样一个位于大巴山腹地、川陕渝三省市交界处的小乡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村民陆续出现在中国铁路隧道的建设工地上。从京九铁路到京沪高铁、京广高铁,随着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开来的铁路网,越来越多的三墩人散布在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大山里,直到把它们打穿。

这个与铁路打了30年交道的乡镇,距最近的火车站也有100多公里。从县城出发,公交车需要沿着一条曲折狭窄的山路行驶3个半小时,经过9个乡镇,才能到达三墩。

当把人甩得有些头晕的汽车最终停稳后,眼前的景象却完全没有偏远山村的样子:道路两侧全是六七层高的楼房,楼下停满了小汽车。麻将馆里呼呼啦啦的搓麻将声、小学里的广播声、商店里的音乐声夹杂在一起,让人有种身处某个城中村的错觉。


三墩乡的街道

靠“吃铁路”一点点变富的三墩集镇,也从最初的“一”字形的街道逐渐扩展为“之”字形,直到现在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方形。

眼下,这些把中国的铁路一寸寸延长的三墩村民困惑的是,他们的人生道路最终会通向哪里。

在千里之外的某座大山里,他们是铁路隧道工人

在三墩集镇上,除了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外,几乎找不到与铁路相关的东西。没有文化广场,没有以铁路命名的房子,就连商店里的玩具火车也落满了灰尘。

推开老乡的家门,看到堆放在墙角,沾满泥浆的钻机;村民伸出双手,露出扭曲变形的手指时,他们才会轻描淡写地透露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在千里之外的某座大山里,他们曾是隧道工人。

几乎每个三墩人都与“修铁路”发生过关系:坐在门前晒太阳的老汉曾在十几个省市“搞过铁路”;路边等客的摩的司机刚从隧道工地上下来;几个在网吧打游戏的少年也在铁路工地“体验过生活”。

三墩的乡党委书记罗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目前三墩乡至少有70%的劳动力都在铁路上“打隧道”,这已经成了当地主要的经济支柱。

稍微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这种“全民修路”的情景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那时的三墩,每个人都守着自家的几亩田地,勉强维持着“能吃饱饭”的生活。当时那条通往外界的公路还没铺上柏油,很少人到过路的另一端。更没有人意识到,那个年代,财富正在家乡之外的远方恣意增长。

李传兵差不多是这个村子最早走出去的人。26年过去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的工地位置:陕西府谷县新民乡地界川村,还有北方那些“连草都不长的荒山”。

如今这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声音低沉,但提起第一次离家的“辉煌”经历时,他忽然提高了音量:“第一年从工地回家后,我就盖起了村里第一栋楼房。”那时在铁路工地,他每月能拿到280元的工资。这是和他一同出去,之前在家做鞭炮生意的妻弟一年的收入。

第二年再离开三墩时,李传兵的身边多出了不少亲戚邻居。他们放下锄头,背起棉被,跟在李传兵身后,成了乡亲眼中“最幸运的人”。李传兵还有印象,在那个大多数人还在抽旱烟的年代,有人甚至送他一条香烟,恳求他把自己带到工地。

村民并没有意识到,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从5.3万公里,上升到6.8万公里,相当于新开通了一个英国的铁路总里程。也正是这10年间,整个家庭、整个村民组,直到整个村庄的三墩人奔向全国各个铁路隧道工地,尽管他们打通的隧道加在一起也不过几百公里。

63岁的张新林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卷进这股浪潮。这个最远只去过县城的地道农民,在55岁时眼看着在外“搞铁路”的儿子买了楼房,忽然扔下经营了几十年的土地,决定“出去闯一把”。

第一次走出县境,张新林就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福建。对他来说,地点和距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月都有5000多元的工资攥在手里。这是他在家时“想都不敢想的”。

在后来的5年里,张新林走了十几个省市,有时遇到赶工期,连过年都要在山里。直到他头发白了,腰开始弯了,再也拾不动钢轨,他才愤懑地回到家,抱怨自己“出去太晚了”。

“这钱不挣不就是傻子么?”如今,坐在自己门前,张新林仍旧怀念那段能赚到大把钞票的日子。

在正值满胸壮志的年龄,他们却只能永远躺在床上,任凭原本充满力量的四肢逐渐萎缩,眼睛慢慢变得浑浊

可挣钱的日子不是轻松的。

张新林在铁路隧道工地上干的是杂工,大部分时间都在铰钢筋、浇筑水泥和铺台车轨道。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洞里工作,他没有像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有黝黑粗糙的皮肤。但短短5年的艰辛,都刻在了他的手上。

尽管回到了家乡,那也是双永远洗不干净的手,油垢已经长进了他手掌的皮肤里。由于不断受到挤压、折断,甚至砸碎,他的每根手指都朝着不同的方向扭曲变形,指关节有些突兀地变大。因为手指已经无法并拢,他的整个手掌更像一个放大的鸡爪。

张新林的手

还有些伤痛是看不到的。

在黑龙江的一处高铁隧道工地上,由于隧道内滴水,张新林和工友们每天都要穿上雨衣作业。“洞顶的水霹雳哗啦往下滴,就像下雨一样。”张新林比画着说。

山上的地下水温度很低,有时张新林要站在接近零度的积水里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走出来时,整个腿都是木的”。

在广西一处工地,因为天气闷热,张新林钻到床铺下面的地上睡觉,睡醒时,垫在身下的硬纸板都已经被汗水浸透,身上被蚊虫叮了几十个包。

“要是东北和南方能结合下就好了。”这个如今干点简单农活就会腰腿痛的老人,一边编着竹篓,一边开玩笑说。

因为常年在山区工作,潮气早就漫过了他的双腿,浸到了他的全身。像张新林一样,很多人在30多岁就落下了风湿病,即使回到温暖的家中,他们也要忍着膝盖的疼痛艰难地上下楼。

每年过年,大量农民工返乡时,集镇上药店里的膏药总能卖到脱销。“一天能卖出十几盒。”一家药店老板说。

不过,这些膝盖疼痛的工友已经算是幸运的。在三墩集镇上,几个坐轮椅的年轻人总会出现在几个固定的地方。因为山区道路坡度大,他们的活动范围往往只是家门前一段几百米长的街道。

他们几乎都是在隧道里被落石砸中的,有时只是一颗拳头大的石块,有时却是能把半个工地掩埋掉的塌方。如今他们的神情都出奇的平静,言谈中没有丝毫抱怨,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些突如其来的厄运。

“挣钱都有风险,石头砸中了我,只能说明我倒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小伙子淡淡地说。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门前几百米的活动范围已经足够奢侈。他们有的高位截瘫,有的成了植物人。在正值满胸壮志的年龄,他们却只能永远躺在床上,任凭原本充满力量的四肢逐渐萎缩,眼睛慢慢变得浑浊。可这些都不重要了,没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时间久了,也几乎没人关心了。

两个在隧道施工中致残的农民工

还有些故事一直在镇子里流传:父子俩在一次塌方事故中“一下没了”,一同出去的几个工友,回家时却只剩下自己一个……

“每年在洞子里都得死三四个。”一名在乡卫生院工作十几年的医生靠在椅子上,撇了撇嘴说,“这都是正常现象。”

最初和李传兵一起出去打工的妻弟吕兴全,就是这些死者中的一个。

1992年,在云南一处铁路隧道的施工现场,吕兴全掉进一个突然地陷形成的溶洞后,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只有两岁,一个还未出生。可父亲的死并没有阻碍兄弟俩同样走进一孔又一孔的黑洞,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如今像大多数三墩人一样,在隧道里谋生,维持着各自的家庭。

“他们也进过佛山的工厂,但工资太低。”两兄弟的姐姐说,“除了修铁路,他们没有别的出路。”

还是有不少人忌惮隧道里的危险。

23岁的小刚尝试过其他的出路,他在深圳的工厂打过工,可“每个月2000多块的工资不够自己花的”;他也在攀枝花学过厨师,可始终受不了那里燥热的天气;最近,他又刚从县城理发店里回来,因为“工资降到了1000多元,没法干”。

这个妻子就要生产、已经在家待了4个多月的准爸爸靠在石头上,盯着河里刚放下的渔网,抽上一根烟,沉默了一会儿说:“实在不行,还是要出去修铁路。”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那年,三墩出现了第一栋7层的高楼

张新林是2008年和15岁的小儿子一起出去的,那时整个三墩不管男女老幼,几乎都跑到工地“捞金”。儿子干不动重活,就在工地上负责开搅拌机。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给这个刚刚涉世的少年每月带来4000元的收入。

在隧道工地,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在5000~10000元不等,因为是“国家的大工程”,工资都是按月结算,很少有拖欠现象。邻近乡镇有不少人在建筑工地打工,但同样是农民工,每当提到这些老乡,三墩人总会摆摆手,拉长音调说:“他们一年也就三四万块钱,比起我们差远了。”

种了一辈子地的张新林从来没有想过,凭借这样的收入,自己在花甲之年竟然还能和刚满18岁的儿子各自在集镇上置办一套新房。

同一年,拿到巨额工程款的李传兵也在集镇上盖起了一座6间门面、7层高的楼房,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的“房地产商”。

一个包工头这样感叹当年的盛况:2009年时,他同时接了3个分处在福建、广东、贵州的高铁隧道工程。这个已经打了近20年隧道的老工人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疯狂”:他每月都在这3个省份来回奔波,但从没考虑过这是为什么,他只记得银行卡里飞速上升的存款数额。

这些在隧道里埋头苦干的三墩人没空关心挣钱以外的事情。比如,2008年年底,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原铁道部也把原计划2020年全国铁路营运里程规划目标由10万公里调整为12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由1.2万公里调整为1.6万公里。

几乎在一瞬间,这项计划让中国的高铁建设开足了马力。虽然这一切看似都与这个远在四川东北部山区的小乡镇无关。

三墩集镇上的楼房几乎是和分布在中国各地的高铁同时从地里“长”出来的。2009年全程1000多公里的武广高铁通车运营,2010年郑西高铁、沪宁高铁、沪杭高铁相继开通。同样在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那年,三墩出现了第一栋7层的高楼。

随后的三四年时间,从隧道工地回来的包工头用他们大把的钞票把三墩打造成了一个“城中村”。 那时,三墩集镇上分布着40多家麻将馆,4家空调专卖店和3家规模不小的超市。大街上的中学生,穿的球鞋都是国内知名的运动品牌。

那些新建的居民楼里都住满了人,原本只有不到2000人的三墩集镇,逐渐增加到了7000多人,接近全乡一半的人口。

这些从山上搬进楼房的农民也因此改变了命运,山上大片农田被抛荒。提起土地,一个烫着大波浪的中年女人坐在门口不屑地一笑,“谁还去折腾那累人的玩意儿?”

如今,三墩集镇上的村民已经习惯了用有抽水马桶、到街上买菜、用煤气烧饭的生活。

为土地忙碌了大半生的张新林也放弃种地了,现在他只留下一小块土地,种点蔬菜,“没事活动活动筋骨”。而李传兵早已忘了自家田地的样子,甚至后悔不该在三墩建房。“当初直接一步到位,买到县城就好了。”这个曾经的包工头甩了甩手,咧着嘴说。

在李传兵眼里,那些原本在镇上开店,没有外出的人,“现在变成了最穷的那部分人”。

和生活方式一起转变的,还有三墩人的身份。

小时候去县城,他们会被称作“山上下来的人”,甚至有人好奇地问他们是不是穷得没有衣服穿。现在,他们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再说起自己是三墩人时,对方会挑起眉毛,竖起大拇指称他们“老板”。

2003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提出“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概念,即“以较短的时间,实现与发达国家原来走过的发展历程相同的目标”。到2014年年底,中国建成高铁总里程超过1.6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实现了从普通铁路时代到高速铁路时代的跨越。

这个时候,不少三墩人似乎也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跨越。

列车通过隧道只要两分钟,工友们却在这里整整工作了3年

只是,家乡的楼房再高,生活过得再好,三墩人还是会随时离开,然后跟随新的铁路项目,从一个黑洞奔向另一个黑洞。

他们无法预知下一次的目的地,或许在不远处的秦岭,或许在太行山,也或许在青藏高原。

大部分时候,工地都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他们身边只有轰鸣的机器,一些偶尔路过的小动物,以及各种叫不出名的野花野草。

李传兵就是在这样“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工作了近30年。他还记得,在内蒙古的一个工地,离最近的县城也有400多公里,周围全是一模一样的荒山。

“看不到楼房,看不到村庄,没有手机信号,感觉自己就像个野人。”

离开家时,他还是一个“爱开玩笑,凡事积极”的小伙子。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听力有些迟钝的白发中年人。

在山上,工友们排解苦闷的方式十分有限,最多的是打牌和爬山。

张新林有自己的方法。他随身带着一个收音机,每到一个地方,里面就会播放各地的地方戏。虽然听不懂,张新林也跟着调子哼哼。

“河北梆子、陕西秦腔、湖南花鼓戏都听过。”张新林听过很多戏种,但到今天,他依旧讲不出一首他听过曲子的名字。

这些工人每次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剪头。有时在山上一待就是半年,头发、胡子盖住了大半张脸,“就像个要饭的,连媳妇都认不出。”

因为长时间不能回家,很多人把家人带去工地一起生活,不少如今已是少年的三墩人甚至是在工地出生。

就是在这些深山里,他们参与了“四纵四横”高铁网的线路建设,打通了那些赫赫有名的干线。但有些人已经不记得这些铁路的名字,更不会在意那些铁路通过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为高铁站点的开通表现出的欢欣鼓舞。

当呼啸而过的高铁穿过那些隧道时,他们正站在绿皮火车上,一步步接近家乡。

相比“坐高铁的城里人”,这些修隧道的农民工依旧会首选普通火车的硬座出行。张新林还记得,几乎每次走下火车时,“小腿都肿得像碗口那么粗”。

对于张新林来说,隧道只是一项把山打穿的工作,“国家怎么想的,那不是咱的事。”

也有人对自己修过的铁路线如数家珍,在提起那些翻山越岭的铁路时,本来沉默的他们会马上激动起来。

“好家伙,一路经过的全是大城市,全连起来了。”一个修过京沪高铁的隧道工人在谈到这条铁路时,睁大眼睛,扬起下巴,双手在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线说。

还有人会在自己修建的铁路全线开通时,特地跑到火车旁与铁路合张影。

“毕竟是这么大的工程,也算有份自己的功劳了。”李传兵保留了不少这样的照片,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只是,当他在记者面前再把那些照片摊开,看着那些熟悉的、青涩的脸时,泪水忽然从他含笑的眼睛里滚出来。最初和李传兵一起外出修铁路的6个年轻人,如今只剩下4个。

1998年,几个年轻人在刚开通的铁路边合影

一次,李传兵坐火车路过自己修建的隧道,一路无话的他忽然告诉身边的陌生人,这是自己打通的洞子。那是条襄渝铁路上3000多米长的隧道,火车只需要两分钟就穿过了短暂的黑暗。可列车的其他乘客并不知道,为了这短短的两分钟,李传兵和工友们在这里整整工作了3年。

铁路影响的不仅仅是三墩的村民,还有那些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孩子。

“我讲到詹天佑这课时,听到下面有学生偷偷哭泣。”三墩小学的一位语文教师说,“孩子知道父母在外修铁路很辛苦。”

可在三墩初中,不少老师却为学生的心态发愁。“有些学生知道父母在外面打工的收入还不错,已经做好出去修铁路的打算了。”

“有学生初一还没上完,刚刚十二三岁就辍学,跑到工地上挣钱。”三墩初中学校的校长说。

几个孩子在隧道前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500多人的初中学校,每年只有十几个学生能考上高中。剩余的学生大多都跟随父母的脚步来到隧道工地,开始重复长辈们的生活。

这辈子打通了这么多路,却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每年五六月份正是隧道建设的旺季,但今年,三墩的男人在这个季节反而多了起来。中学门口的公交车停靠点旁,不时会有扛着大包小包的工人走下车。麻将馆里的女人不停地抱怨,原本清洁的房间,因为不少男人抽烟变得烟雾缭绕。

几年前,回到家乡的男人们谈论的是一个个创富神话。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没有了高谈阔论,“老板退产”成了最多的话题。

“去年就不好做了,工程少,工程款也不好拿。”在自家门前,那个同时承接过3个工地的包工头靠在凳子上说。“都是已经中标的工程,资金就是不到位,老板都跑了。”他把手里的烟头摔在地上,接着狠狠地骂了一句。

不仅如此,一直被三墩人津津乐道的“每月底准时发工资”也成了过去时。近两年,隧道工地上的工资都要四五个月后才能结算。

一起惊险的讨薪事件甚至已经在工友间流传:几个被欠薪工人跑到项目部,与拿着盾牌的保安对峙几天后,才拿到拖欠的工资。

这样的形势,让不少习惯了安稳挣钱的三墩人心慌。

“以后不会连工资都发不下来吧?”在几个男人的攀谈中,一个工人瞪大眼睛,满脸疑惑地问包工头。

李传兵也是在3个月前回家的,尽管是一个26年的“老隧道”,但他仍然对从去年开始的“一阵阵寒潮”毫无准备。他搞不明白,一直高歌猛进的铁路建设怎么“说慢就慢了”。他只是从新闻上看到,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率首次跌破7%。

“经济大形势不好,建设成本增加,融资难,项目部拿不出钱。”一个“退产”的老板如此解释自己的处境。

虽然不用再去工地,但李传兵并不适应这“难得的清闲”,他甚至从中感到了危机。

路总有修完的一天,那时我们怎么办?”在家时间越久,他越能感受到这个问题的紧迫。

有时他也会感叹:“这辈子打通了这么多路,却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现在他还找不出答案,不过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重新种那片荒芜了十几年的地。

这一次,待在家里的闲人们,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奔向下一个隧道了。逐渐地,平时性格温和的包工头在麻将馆里暴躁起来;茶楼里的男人们坐在一起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是各自抽烟;女人们抱怨一天天上涨的开支和一天天减少的积蓄。

快要当爸爸的小刚也在等待,他发愁“孩子的奶粉钱”在哪里。

有些人开始想到了过去看不上的建筑工地,但周围乡镇从建筑工地下来人的也不少;有人想去附近的煤矿,可又有传言说矿井就要关闭。

最后,他们也像李传兵一样苦笑说出了那个无奈的选择:“种地。”

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一个在家闲了半年的年轻人躺在沙发上,拨弄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等铁路修完时,肯定还有别的东西让我们修。”

(文章转自《中国青年报》,责任编辑:九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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