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中有别 新风

大兔: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

作者:Lee

来源:马丁堂学社

【摘要】在利己主义风行的大学校园里,大兔却投身公益行业义无反顾。在问及为什么薪资3000块也能坚持时,“难道不做吗?“大兔反问道。

对于了解中国本土女权运动的人来说,郑楚然(江湖人称大兔)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个2012年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曾发起“消灭咸猪手”、“占领男厕所”、“取消女性职场歧视”等女性维权行动,并因此登上《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央视新闻1+1》等媒体。2015年,美国著名女权杂志Ms.评出十位2015年全球最具感染力女权者,郑楚然位列其中。

成为一名行动派的女权主义者,大兔的故事起始于南国校园,但毕业后,象牙塔外所发生的故事,却可能让所有人,包括大兔自己,都始料未及。

1、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行动派

在被问及对女权主义产生热爱的那个瞬间时,大兔提到了一本书。

大三的那一年,在中大南校区的图书馆里,大兔偶然的拿起了一本书。书的封面是她最喜欢的玫红色,书名叫《中国反家暴实录》,作者是陈敏。这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家庭暴力的书籍,燃起了大兔对女权主义的兴趣,她开始从事有关性别研究的调研,由此打开了她进入女权运动的大门。


2011年,因为性别研究的调研活动,大兔接触到了一群同性恋者,并与他们一起参加了当年的香港同志游行。拿着彩虹旗、穿着女仆装走在游行队伍里的大兔被香港当地媒体的记者捕捉到,“广州直女到香港撑同志”的新闻见报,且一度传播很广,这是大兔第一次受到如此大范围的关注,并让她产生了应该利用媒体的关注去干些什么的想法,从此大兔走上了女权行动派的道路。


2012年2月19日上午,大兔和麦子等几位志愿者在广州发起了“占领公厕”的行为艺术。她们来到广州越秀公园正门的公厕门口,在向男士表明意图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后让女士借用男厕所3分钟,过后再把厕所还给男士。这次的活动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南方都市报、新华网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并带来了直接的成效,2012年2月21日,主管公共厕所的广州市城管委对“占领男厕”行动作出回应,称 “广州市公共场所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厕已按照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1.5比例设计、建设和验收”,并表示广州市将立法强制性要求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1.5。


占领男厕不到一个月后,大兔又在广州岗顶发起了拒绝咸猪手的运动,她和几个志愿者一起冒着雨,在活动现场“狂吃”咸猪手,抗议职场性骚扰。

紧接着,在五四青年节前,大兔又写信给全国500强企业的CEO呼吁性别平等,要求取消对女性的用工歧视。即使在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用工性别歧视的前提下(劳动法13条明确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企业在招聘时“仅限男性”的招聘要求依然随处可见。大兔的500封信只换来一个回复,格力空调的人力资源询问大兔是否有意愿来格力上班。虽然反馈不如人意,但是这件事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央视《新闻1+1》以“妇女保护,立法才能立权”对此进行了报道。进入最主流媒体的视野,是一次胜利。它意味着妇女被歧视的话题能够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对于坚持行为艺术的大兔来说,看到政策的实际改变是重要的,唤醒人们的性别意识同样重要。


也是在这一年,大兔剪去了黑色的长发,换成只到耳根的短发,还染成了紫红色。这个曾经被大学同学形容为戴着蝴蝶结的非主流、用大兔自己的话来说有着公主病的大学生,在这一年,脱胎成为一名行动派女权主义者。她在唤醒别人的同时,也在唤醒自己。

在毕业之后,大兔选择到广州Sinner-B NGO工作,月薪只有3000块。在利己主义风行的大学校园里,大兔却投身公益行业义无反顾。“难道不做吗?”在问及为什么薪资这么低也能坚持时,大兔反问道。的确,当你了解到中国国内妇女权益的糟糕现状时,就很难转过头去。


以男女就业为例,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低于男性近15%。16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就业率为61.7%,男性就业率为76.1%,每10名女性就有1名在就业过程中曾遭遇性别歧视(《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而根据《201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8年,中国“消失的女性”的数量达到125.4万,也就是说,在中国,每一分钟就有2.4名女性因性别歧视而“消失”。

女性遭遇的性别歧视不是臆想,更不是女权主义者夸张的口号,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在13年开通的微博账号“我遭遇了性别歧视”中,就有无数妇女在其中分享了她们遭遇性别歧视的经验。有国企白领说她因为怀孕在工作评级中从B降为C,有小学六年级的女学生抱怨她的老师因为她是女生而不给她机会,有农村妇女分享自己被迫打掉女胎的悲痛,还有女性倾诉自己被男朋友性侵而无法伸冤的故事…从女性的出生、到受教育、再到就职,结婚、生育,几乎在中国女性每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环节中,都存在着具有普遍性的被歧视经历;俯首可见的报纸、电视、广告里,也充斥着各种歧视女性的内容。

但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讨论自己遭遇性别歧视的经验,看到性别话题在更多的平台、场合被提及,给予了大兔力量。女权运动需要抗争的对象,庞大又细微,抽象又具体,与每个个体相关,又深入到私人生活最私密的角落,这场运动注定艰苦且持久,大兔坚信自己会和这群女性一起走下去。

2、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

如今,大兔称自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转折发生在2014年大学城校工罢工运动。

2014年8月21日,广州大学城200多名环卫工因不满其安置问题而集体罢工、静坐抗议。问题起于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大学城保洁业务的投标落选,公司要撤场,但是,200多名环卫工工友的安置问题却没有按照政府原本的承诺和法律规定来操作:要么跟着广电物业走,去离家很远的地方继续做环卫;要么跟新公司签约,这就意味着工龄补偿金等等无法追回。

在这场抗议中,近八成的环卫工人是女工。第一次参加工人运动的大兔来到大学城现场,她与女工们站在一起抗议静坐,同时聆听了一些女工的生命故事。大兔发现,对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她们作为环卫工的尊严,女工们表现得既勇敢又理性,而且又有策略。最后这一场罢工获得成功。


这场运动把中国女工这个群体带入了大兔的中心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和家庭父权三座大山压制下的中国女工,成为在中国资本市场里最受压迫的一群人。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国家向全球资本开放并导入市场机制,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而对跨国资本来说,勤劳、温顺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工是最令人满意的劳动力。她们更愿意每天埋头苦干12个小时,她们更能适应精益生产方式(just-in-time production)的要求,并且她们还是全球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者。

在GDP至上的信仰下,国家权力与跨国资本一起,加剧了对世界工厂里的女工的压迫。国家通过户籍制度,使得这些从农村外出到城巿打工的“打工妹”们,在城市中无法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这导致在城市的工业开发区中普遍采用劳工宿舍制度。正如潘毅在《中国女工》一书所说,通过宿舍制度,用人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和榨取劳动力,而且因为户籍制度将女工的住房、生育都限制于农村,所以企业又完全毋须为劳动力再生产等长远问题担心,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借助户籍制度的庇护,资本对中国劳动力的临时性使用从制度层面上获得了合法性。

除了陈旧而僵化的户籍制度,政府对生育的控制、对独立劳工组织的种种制约等,也都在不断压制着女工的权益与发展空间。

而且中国女工还要面对父权压迫这一座大山。这些出身农村的打工妹,往往从一出生就遭遇性别歧视,在教育、家庭劳动分工、就业,以及婚姻选择等方面,难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大多数打工妹往往为了结婚而辞工并重返农村生活。而她们生命中的黄金时期(18-25岁),就这样被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征用、掠夺。

中国女工的命运让大兔对新自由主义下的弱肉强食、市场至上的理论,无法认同。

但很多女性本身就陷入这种商品拜物教的价值观中。在16年春节爆发的上海姑娘在一餐年夜饭后,逃离江西农村男友家的事件中,就有不少人站出来为被指责的上海姑娘喊冤,他们打着女权的旗帜,鼓吹门当户对的合理性,甚至赞美被固化的阶级差距(陈岚《上海姑娘,不是逃饭,是逃命》)。这种中产阶级的女性意识表现出对性别之外其它身份的漠视——比如阶级、民族、地域。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经济地位成为这种中产阶级女性意识价值判断的“杠杆”,而个体生活经验的独特性则被丢置视阈之外。这样的“女权”,在大兔看来,远离了女权主义最中心的初衷——平等自由——而走向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粗暴的不公平。

在这样一个政府以GDP为导向、舆论以王思聪为国民老公的社会里,我们的确亟需一种超越商品拜物教、超越成功学的信仰,弱肉强食的丛林不应该是人类的方向。我们需要对社会更丰富的想象,仍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大兔没有打算停下来

3、从一枚行动派变成一个主页君

但一切中止在了2015年的3月6日。

3月6日快到午夜时,六名警察在大兔位于广州的家中将其拘捕,她随后被转移至北京。并在3月13日,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正式刑事拘留。除了大兔,还有李婷婷、韦婷婷、武嵘嵘和王曼四名女权人士遭遇刑事拘留。在被拘留前,她们本来准备在国际妇女节前后在中国的几个城市分发贴纸和宣传单,抗议公交车及地铁上的性骚扰行为。

女权五姐妹被捕时,恰逢两会召开。在被关押了38天后,4月13日晚,五人才得以取保候审。

在这38天里,大兔与她的伙伴被分开隔离,不允许见面。在拘留所里,除了被提审,大兔还需要参与劳动,负责刷洗地板,还有大部分的时间,她被要求待在房间里,不做任何事情,“只是待着”。骤然被捕,没有合法的诉讼程序、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消息,大兔担心父母、担心伙伴、担心自己,38天里,她没有一天不是哭着度过。



当4月13日,终于从北京拘留所放出来后,大兔被带回了广东老家。在那里,一些原来没有太密切联系的老乡亲友都过来给她介绍工作。她的父母也因为她身心憔悴——她发现在她被捕前放在家里冰箱的牛奶,一直到她回家的那天,仍然躺在那里。她无法再回到原来的NGO机构工作,这场拘捕让她成为了敏感词,在来自各方的巨大的压力下,她选择离开。

这个曾经飞去五湖四海,走上街头,举起牌子、喊着口号参与各种女权运动的行动派,在经历了一场让她心力交瘁的拘捕之后,不得已转身,寻找另外的途径参与到女权运动中。



最终她选择成为一名企业家,自己开了一家活动策划公司。当成为一名手握决定权的企业家时,大兔突然发现自己可以通过自己手上的资源去改变,哪怕一点点的女权现状。譬如说,在一场活动中,她发现能找到的魔术师都是男性的,当她指明一定要女魔术师时,魔术团就会专门训练原来难以获得机会的女魔术师。我们都习惯了在一场魔术表演中,女性是性感的助手或者是台下崇拜拍掌的粉丝,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可以改变。大兔意识到,她或许可以继续用这一种方法去帮助更多的女生在她们本来不被重视的一些岗位上得到更多的训练和支持。那么,虽然她不再走上街头,但是她依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贯彻自己的女权理念,并也可能在推动女权的事情上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

现在,大兔还开了一个微信公号,名叫“滚筒洗脑机”。这个2015年7月开通的微信,保持着平均一个星期至少1篇文章的更新频率,文章的内容都与女权相关,从对女工权益的关注、辩驳关于女性的种种谬误,再到对电影《美人鱼》的女权批判等等。这个如今关注人数1000人的微信公号成为大兔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关注女权运动重要平台与发声口。

但是,自2016年一月起,微信公众号引来了一次清洗。几个关注公民运动的微信公号都遭到查封,如女泉、ngocn、友心人……这个如今拥有着最大吸引力的舆论平台,正遭受着最严厉的控制。一旦被封,这个公众号不仅无法再推送内容,曾经所有的文章也无法再查看,这也意味着辛苦建立起来的关注人群也将被打散,难以找回。离开行动圈,来到微信,大兔意识到自己还需再继续寻找,如果不是自由,那么至少是更宽松一点的发声平台。

但寒冬是全面的。微信平台上公号被封是一面镜子。在线下,多个关注劳工权益、女性权益的NGO被封、负责人被捕。在2015年12月3日,至少16名广东劳工权利工作者被警方带走、抄家或问话。包括广州市“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佛山市“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何晓波、广州“海哥劳工服务部”负责人陈辉海和番禺区“劳动者互助小组”负责人彭家勇等。

寒冬凛冽,寒风刺骨。“一周年,上一年我被强行带走于我的家。今年今天,当我再次述说这一段回忆,我还是会泣不成声。” 2016年3月6日,大兔的朋友圈里写道。今年的这一夜,她与朋友一起,喝酒壮胆。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马丁学院第二期学员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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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编辑

  1. 难得的有志者!
    “大兔”的中共党史课有一段没有学,重复了“飞行演讲”的观念、行动、历史。
    另外,曾经接触过“大兔”的中共党团员不会少,没人提醒:妇女继续解放也要注意不能走极端,也要“有理有利有节”。
    但愿她的企业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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