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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骐: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 —— 兼论中国的特点和矛盾(一)

作者:李民骐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途如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到底哪一个阶级的力量在上升?这些问题,即使是在当前进步学者内部仍然存在分歧。为了厘清这些问题,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学者李民骐撰写了这组文章。破土将分三次刊发,敬请关注。

(图片来源:界面)

引言

本来笔者是想写一篇与木清同志的商榷文章。在破土网上看到木清同志撰写的《中国工人工资上涨的真相——被!迫!还!债!》,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仅涉及到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劳资力量对比的判断。搁置了几天,再动笔时,发现不得不认真地说明很多统计问题;除了统计问题以外,与木清同志的探讨还涉及到当前中国进步学者和积极分子中间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概括起来有:

中国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的?是无产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还是资产阶级力量上升、无产阶级力量下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又是如何表现的?是工资太低、消费不足、生产过剩?还是有更加深刻、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

中国无产阶级的前途是怎样的?在未来的阶级战争中,为什么资产阶级终究不能战胜无产阶级?为什么无产阶级终究可以战胜资产阶级?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

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篇幅不断扩大,成为现在这样大约四万字的文章[2],希望能够成为下一步讨论的一个出发点。

木清同志的文章,原本是为争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是否上升。在本文初稿中,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估算的讨论就占去了前面大约一半的篇幅。现将这部分讨论都移到后面的统计附录中[1]。虽然是叫做“统计附录”,其实是全文立论的基础。所以,对于有兴趣的读者,仍然建议在读完本文的“正文”部分以后,继续通读“统计附录”。

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

在本文的统计附录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劳动收入份额的统计问题。这一是因为在主流经济学家和左翼进步学者之间、在左翼进步学者内部,对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现状和趋势都有很大的争论;二是因为,在阶级斗争(包括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也有革命和科学统一的问题。当我们要努力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把握其基本规律、认识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并且把这些认识运用到我们的实践中时,必须抱着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粗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现代无产阶级必然会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光辉论断。但是,很少有人认真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论断,是依据哪些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做出了这样的论断?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概括地来说,是从两个方面讲的。关于这一点,《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展开论述,《资本论》三卷数百万言也留下了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实际上是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后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发展也是曲折复杂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阶级 —— 现代无产阶级 —— 的产生、发展、壮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并最终成为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而且必然会逐步地为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使得无产阶级在劳动场所和生活居住场所集中起来(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又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在交通和通信方面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物质条件。由于有了这些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总的趋势(当然会有短期和局部的曲折和反复),是造成无产阶级数量的壮大和组织的发展,从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越来越强大。这种无产阶级的逐步强大,最终将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由资产阶级占优势变为无产阶级占优势,最终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

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后来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北美、西欧),基本上完成了无产阶级化。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大国、日本等),也相当程度上完成了无产阶级化。

为了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重大危机中摆脱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重大的调整,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西方的无产阶级和非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很大的让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去殖民化等),这些让步为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不仅是在西方欧美国家,而且在东欧、拉丁美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地方,都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潮。这种高潮在政治上一度导致了世界革命形势,在经济上则普遍造成了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危机。

正是为了应付世界范围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新自由主义才应运而生。所谓“新自由主义”,其本质特点,并不在于反对国家干预、主张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那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意识形态说教。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要向世界无产阶级进行反攻,使得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发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变化,重建世界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所以,在韩国、东欧、前苏联、拉丁美洲等地方,资产阶级往往都是以所谓“民主化”为契机,在统治形式方面做一些表面的调整,借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动摇和混乱的时机,趁机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许多国家几十年民族工业的建设毁于一旦,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北美、西欧的工人阶级虽然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仍然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动群众要优越许多,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他们的实际工资或者下降、或者停滞不前,原有的一些社会福利待遇也大大缩水。

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都遇到了这样一种困境,也可以说是“怪圈”。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到了一定阶段,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也确实可以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但是,资产阶级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当着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若干基本条件的时候,资产阶级会动员起他们所能掌握的全部力量对无产阶级进行打压。

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大前提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只能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前提必须是稳定的和高涨的利润率,当工人阶级的斗争导致资本家利润率下降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资本积累进程的中断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这种危机也只有通过资产阶级的进攻和无产阶级的挫败才能得到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全部经济史和全部政治史。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所以有的同志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会导致两极分化,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仍然要一意孤行推行新自由主义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短视和愚蠢吗?如果了解了,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在面对无产阶级力量增长以后而进行的反扑,对于这些疑问就不难回答了。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乃至是决定性的方面,就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巨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并且,作为一种历史的讽刺,还为这些劳动力装备了社会主义时期建设起来的完整配套的优秀工业基础设施。这就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原有的大量工业生产可以大批地向中国转移,大大地增加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可以支配的剩余价值,从而为世界范围利润率的高涨以及资本积累有利条件的恢复创造了一个最主要的条件。

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要是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服从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必然要带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从1990年至2014年,中国的非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40%增加到70%;城镇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26%增加到了51%;以工资收入为谋生手段的雇佣劳动者(按照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除个体以外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之和计算)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38%增加到了57%。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已经接近无产阶级化的基本完成。

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不仅已经发展壮大,而且已经开始组织起来。这种发展壮大以及组织,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行之有效的斗争,并且迫使资产阶级稍稍减少了剥削程度,这可以从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时代第一次发生了对劳动者比较有利的变化得到证明。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分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其他各个阶级为了争夺国民收入(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通过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而能够使用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因而是能够反映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最全面、最直观的指标。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迫使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获得更大的一个份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无产阶级力量增长以外,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原因,还能够迫使资产阶级让渡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有些人拒绝承认这一点,这在理论上和统计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下一节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本文的统计附录详细讨论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统计附录中所讨论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将整个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劳动收入既包括了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总额和其他劳动收入,也包括了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但是,中国的采用雇佣劳动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几乎全部集中在非农业部门。一般来说,只是在非农业部门中,工人阶级才直接展开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斗争。要了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观察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情况,可以得到更直接、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图一说明了1990年以来中国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情况。

【图一】


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包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以及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关于劳动收入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定义及其数据来源,详见统计附录)。从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阶级斗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全面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治准备阶段。早在1986年,国务院就开始在国营企业中推行劳动合同制和所谓“优化劳动组合”,原来在社会主义时代长期存在的城市工人与国营企业之间的隐性社会契约开始被破坏。1987年起,国营企业全面推行所谓“承包责任制”,国营企业内部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靠拢。1992年1月,劳动部等部门发出《关于深化企业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也就是当时喧嚣一时的所谓“砸三铁”(砸掉“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开端。在1990年至1994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从38%大幅度下降到32这就从阶级力量对比方面为后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确立做了准备。

以1992年的十四大决定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所谓“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私有化的时代。1997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历史上最低的31.7%。经过城市工人阶级的反私有化斗争,至2002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回升到34%。

2002年至2010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阶级关系相对平稳,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达到了某种暂时的均衡。到了2010年,中国的阶级斗争到了一个新拐点,在经受了资产阶级长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积聚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出现了明显上升的势头。2010年至2014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从36%大幅度上升到45%,已经显著超出了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一方面,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的确定无疑的标志。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要面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走出来的“怪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资本积累才能带来“经济发展”,但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斗争在短期的成功必然要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率,破坏资本积累,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资产阶级的反扑准备条件。

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基本的经济现实,我们决不应该视若无睹,回避对资本主义经济客观运动规律的认识和分析;而是应该正视这一现实,从长远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寻找到资产阶级的主要弱点和无产阶级的主要强点,并据此建立起我们胜利的信心。

中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解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够解决的历史性难题,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取得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过的伟大胜利?用自己的伟大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物价和工资

写这篇长文的初衷是想要和木清同志探讨一些问题。木清同志在破土网上发表的《中国工人工资上涨的真相——被!迫!还!债!》,立场鲜明,酣畅淋漓。木清同志的本意是揭露楼继伟、张五常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嫁祸于工人阶级的阴谋,为工人阶级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正义斗争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走向危机的黑暗前途。

但是木清同志的论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统计数据方面都失之于粗糙,甚至于有些苍白无力,而不少具体观点甚至存在错误。

本来,争论的焦点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中是否发生了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现象(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即工资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在讨论中,木清实际上偷换了概念。一方面,木清同志似乎并不否认,近年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木清同志将问题改变为名义工资上涨幅度是否超过了物价上涨幅度以及实际工资是否上升。木清试图通过这种议题的转换来论证,工资上涨主要是物价上涨带来的乃至于迫使的,而与各种可能有利于工人斗争的条件无关(至少工人阶级没有得到某种假想的“劳动力价值”以外非分的工资 —— 一个题外话: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又是怎样确定的呢?归根结底,是不是取决于阶级斗争呢)。但是,木清同志这样一做,实际上有些弄“巧”成拙。因为既然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那么,一般来说,就意味着不仅实际工资必然是增长的,而且其增长速度还超过了按照实际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而木清同志想要论证的结果(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没有超过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或者超过不多),就成了逻辑上必然被否定的东西。

设想我们已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通读木清的文章,并未见到木清对这个前提产生质疑;如果确有质疑,恐怕也很难为现有数据所支持;统计附录中的图十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几种不同的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都显著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后者又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减去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所以:

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 就业人员增长速度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等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加上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所以:

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 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 +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 就业人员增长速度

其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减去就业人员增长速度就是按照实际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因此:

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 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 +(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所以,如果我们已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根据这个已知条件,就意味着,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必然超过通货膨胀率(即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和。因此,只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正(有谁会认真地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是负增长吗?),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就必然超过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

在上面列举的公式中,通货膨胀率用的是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如果用全称,就该叫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也就是为了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折算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使用的物价指数)。在实际生活中,工人阶级家庭一般不会用自己的工资去购买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投资品,而主要是购买消费品。所以,要计算可以反映工人阶级实际物质消费水平的实际工资,应当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如果以2009年的指数为100(这一年上述的两种物价指数都下降),2014年,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是116.9,五年间年平均增长3.2%;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是122.1,五年间年平均增长4.1%。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增长速度还超过了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所以,如果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已经显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增长速度,那么超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当然,木清同志可能会说,消费者价格指数被大大低估了。那么,真实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多少?如果消费者价格指数被大大低估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会不会也被大大低估?低估了多少?

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2009-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名义)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1.8%;同期,非农业部门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9.8%(见统计附录图十)。如果要物价水平增长速度超过工资增长速度,物价水平必须年平均上涨11.8%以上,那么非农业部门按照实际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年平均下降2%以上!这可能吗?

“产能过剩”和利润率

为了批驳楼继伟、张五常等,木清同志努力要论证近年来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不是由于工人斗争力量上升造成的。其实大可不必。为什么要害怕向工人阶级说明自己的力量呢?

为了将物价水平上涨造成工资水平上涨的论点与工资水平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上涨这一所观察到的现象调和起来,木清同志提出了这样一套解释:“产能过剩”导致了“经济下滑”,“经济下滑”导致利润下降,而“产能过剩”又是由于工人工资太低、消费不足带来的。

现在凡是要谈论中国经济,无论是官员,还是经济学家、主流媒体,似乎言必称“产能过剩”,木清同志也不免于落入俗套。但是,什么是“产能过剩”?有什么标准?有一些具体行业的生产能力是可以评价、可以衡量的。比如,煤炭工业的已建和在建生产能力据说有50亿吨,而2015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不到37亿吨,产能过剩比较明显。但是,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整个的生产能力是多少?其中利用了多少?有谁测算过?

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积累的危机,资本积累的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带来的。这些观点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总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验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都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各卷中所论述的观点。

所谓利润率,就是利润和资本存量的比例(“资本存量”即资本家累计的总投资额减去历年折旧以后的余额):

利润率 = 利润 / 资本存量 = (利润/产出) *(产出/资本存量)

利润率又取决于利润与产出之比(也叫利润份额,即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产出与资本存量之比(即产出资本率)。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矛盾,有时会因为工人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导致利润份额下降,有时会因为资本家的过度积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导致产出资本率下降,有时两者都会趋于下降。这些,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中,人们有时会将产出资本率进一步分解:

产出资本率 = (产出/产能)*(产能/资本存量)

其中,产出与产能之比也叫能力利用率,产能与资本存量之比即产能资本率。这样分解的目的,是为了区分产出资本率下降(或者上升)的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长期的、技术性的因素导致过度积累,比如资本家为了抑制工资上涨的势头而采用高度自动化的技术,从而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如富士康资本家正在做的用机器人代替工人),从而导致因为产能资本率下降而引起的产出资本率下降。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资本家不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设备、厂房、办公楼等,从而导致现有资本存量的能力利用率下降,因而出现产出资本率下降。

后一种情况,即由能力利用率下降引起的产出资本率下降(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最接近人们目前所谈论的“产能过剩”。但是,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发现,要准确地衡量整个经济范围的能力利用率,并不容易。资产阶级官方统计中没有这样的指标。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发布历年的制造业能力利用率;但是制造业产值仅占美国全部经济产值的不到五分之一。中国连这样的指标也没有。即使有能力利用率的指标,除了明显的经济衰退时期外,也很难将其和整个经济的有效需求水平十分恰当地联系起来。因为能力利用率的变化可能受到需求水平以外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机器需要检修、垄断资本家故意保持过剩能力以遏阻潜在竞争者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实际研究中,人们一般将产出资本率在短时期比较突然、比较大幅度的变化与能力利用率的变化联系起来,而将产出资本率在较长时期的、趋势性的变化与技术性、结构性的因素相联系。

图二显示了1929年至2014/2015年美国经济历年的产出资本率、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变化的情况(利润份额的数据至2015年,其余两项至2014年)。图三显示了1990年至2014年中国经济历年的产出资本率、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变化的情况。

【图二】

【图三】

首先看产出资本率(显示于右坐标)。1990年,中国的产出资本率(按照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来计算)是0.83,或者说每100元人民币的资本存量可以产生83元的经济产值。与图二中美国在1990年前后的产出资本率相比可知,当时中国的产出资本率大致相当于美国同时期的产出资本率。1993年,由于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大幅度上涨,而资本存量是按重置成本价格计算的,导致产出资本率在当年大幅度下跌,在随后两年又迅速回升。如果忽略这一统计上的异常波动,总的来说,中国的产出资本率在1990年至1999年之间趋于下降,此后几年保持稳定,至2003-2004年下跌至0.69,已经显著低于当时美国的产出资本率。2007年,中国的产出资本率一度回升到0.73。2007年以后,中国的产出资本率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下降,至2014年下跌到0.57,与美国2014年的产出资本率(0.84)相比,要低三分之一,大约相当于美国大萧条最严重时的水平。但是,与美国大萧条时经济严重萎缩、四分之一的劳动力队伍失业的情况不同,中国近年来的产出资本率下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非农业和城镇就业的迅速扩张以及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度上涨,所以属于比较典型的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产出资本率下降,类似于美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的情况(见图二)。

再看利润份额。利润份额是资本家的总利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这里说的总利润,包括资本家的利润、利息、租金等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具体来说,是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劳动收入总和(详见统计附录)、政府间接税和固定资本折旧。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在1990年至1994-1995年大幅度上升,于1994-1995年达到了37%以上,相当于美国1995年利润份额(18%)的两倍。1999年,中国的利润份额回落到33%。2003年以后,中国的利润份额再度趋于上升,至2010年,再度达到约37%,接近美国当年利润份额的(19%)的两倍。然而,2010年以后,中国的利润份额出现了快速的、大幅度的下降,至2014年下降到了29%,与美国2014年的利润份额(20%)相比,仍然高9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利润份额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是第一次在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劳动收入份额大幅度上升和利润份额大幅度下降的情况,这不仅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可能将被证明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利润率是资本家的总利润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在1990年至1995年大幅度上升。1995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达到28%,与美国同年的利润率(16%)相比要高12个百分点。1999年,中国的利润率回落到23%。2003年以后,中国的利润率趋于上升,至2007年达到27%,比美国同年的利润率(15%)又高出12个百分点。2007年以后,中国的利润率出现了下降趋势,2010年以后,在产出资本率下降和利润份额下降的共同作用下加速下降。2014年,中国的利润率下跌到16%,已经低于美国同年的利润率(17%)。

注释:

[1]统计附录部分将在《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矛盾(三)》中推出,请读者们留意。

[2]原文共四万余字,现分为(一)、(二)、(三)共三篇,将陆续在破土网推出。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责任编辑:霍青桐  图片编辑: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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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骐

李民骐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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