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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垃圾不会消失,它们去了别人家院子

作者:港中大出版社

来源:微信号不激不随

(图片来源:好奇心日报)

2011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金额达到115.4亿美元。内地到处出现洋垃圾村,不少农民转行经营旧时装生意,十元一件,贩卖被外国人视为垃圾的旧衣服,运回来后不曾洗补,只用除毛刷擦两擦,生意照样客似云来。

四年前,人类学家胡嘉明到访北京,在六环外见到一间又一间的废品院子,堆积如山全是垃圾,院子外的泥地与河水一样布满厨余,一潭酸臭,院子里的天地间却时时传来小孩的嬉笑声,如乐土一片。

胡嘉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爲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资本的交叉博弈关系,与张劼颖合著《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本文原刊于5月22日《明报 · 星期日副刊》,经授权转发,内容有改动。

原标题为《钻进垃圾围城 记录垃圾自由人》,黄雅婷 撰文。

1.隐蔽的废品院子

那是北京的六环之外,没有美轮美奂的高楼,晒得黝黑的农民工推着三轮车,扬起滚滚尘土,车上的垃圾袋滴着馊水,传来恶臭,这里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北京,这里并不是“北京”。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助理教授胡嘉明说:“我们对空间的思考很二元,不是城市就是农村,但那里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亦不像内地的城中村,它有很多四合院,工厂旁边就是农田,居民主要是外省来的工人,足足万几人。”这些外地来的农民工大多租住在四合院内加建的狭小平房中。废品院子不易认出,因为六环外有太多院子,走进村内,全都是高墙围住的大院,站在外头,她认不出到底是工厂还是什么,只好一道道闸门按铃叩门,等到有人来开门,“你好,我是”,未待她说完,大闸嘭一声关上。

村上,同属废品行业的人主要有两大群体,一种捡垃圾,一种收废品。她最后找到一间院子愿意开门让她进去,院子极大,足足万呎(1平方呎相当于0.09平方米,不激不随注),原为养猪场,后由几户拾废品的人合租,租下来后,他们在院子旁边连着建了十二间平房,全用水泥搭成,没有窗,像密室。房外空地便用来堆垃圾,也是孩子的游乐园。此后,她每年的寒暑假都回到这间废品院子里,她形容里面有很多垃圾,如墟一样。夏日的北京没有风,好不容易等到一阵风,一吹,吹起漫天废纸,臭气扑脸。

孩童在垃圾堆旁边玩耍

2.垃圾山旁的生活

那间废品院子住的大多是夫妻,也有扶老携幼,一家人住在一起。院中小孩会结伴在垃圾山上寻宝,见到垃圾中未吃过的糖果就塞进口里,他们的父亲早上六时便推三轮车到北京城里,找来一大堆垃圾,再运回堆放,之后两夫妻开始分类,一直到下午五时,太阳下山,他们就吃饭,天黑了,一天的劳动也就完结。

“他们收垃圾时,踏着三轮车到拆迁房喊:收电器、收废纸;也有人会直接和小区管理处承包下小区的垃圾,一个月付管理人员约一千元人民币,之后天天就来收垃圾。”她说。废品收拣与工厂人工其实差不多,扣除买垃圾的花费,夫妻俩人一个月约赚四千多元。

最穷的外省工人

胡嘉明与同伴出版的研究著作中,写了一对从事废品行业的夫妻,二人从老乡河南到了北京,在火车站里待了五天五夜,无业,最后加入废品行业,妻子为了看守住宅区的“地盘”,试过彻夜睡在三轮车上守着大厦。有次他们的三轮车撞上人家的货车,司机到家来索偿,但见他们什么都没有,仅余的牀板是房东的,最后拖走三轮车就算——与香港回收公司购入洋垃圾不同,这群拾废品的人是中国首都外围最穷的外省贫户,他们收集城里购物狂欢后的物欲尸骸。


村中早市一隅,垃圾与商品之间仅有模糊的界线

伤痕累累的“环保先锋”

连手套也不戴,他们拾废品的人赤手分类,因为与垃圾长年作伴,农民工变成了物理专家,几十种不同的塑胶一经手,点一点火,看黑烟,闻臭味就能道出种类:聚酯、聚氯、SC塑胶、苯、聚甲醛,琅琅上口。胡嘉明说,他们算得上是环保的先锋,虽然本意不为环保,但交到他们手上的废料成千上万。他们收回来的垃圾有胶樽、纸张、零食袋、旧棉被、DVD、胶衣架,也有变馊了的厨余和玻璃瓶——所有你能想象的东西被扔在垃圾桶后,他们都收回来分类。

说到这里,胡嘉明张开了手,她说自己见过的收废品人,一双手都被玻璃与利物弄致破皮,满手伤。关节劳损了,有些人连手指都伸不直。手皮愈来愈韧,不再怕细碎的玻璃,“废料分类时需要简单清洗才可送至国内的大型回收场,玻璃樽不打碎就很难洗干净,所以他们要打破玻璃樽,就算见到玻璃碎成一地,他们也面不改容。”她说。樽内装的有时是酒或药水,有时装的却是工业用的强酸性液体。

村内一间出租屋外堆上了大量已被扎成方块的分类废品。

3“拣垃圾使他们变得自由”

然而,每次到北京,废品院子住的人仍是那一班人。“他们宁愿这样生活,也不想回到工厂工作,享受工厂内现代化的设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收废品,他们无从解释,但总会答到你一句:拣垃圾使他们变得自由。”她说。

“前几年的富士康事件告诉我们,内地的工厂工作其实是一种很难以忍受的生活模式。从事废品工作的家庭对工厂的流水作业与压榨都很厌恶,他们觉得拾垃圾虽然臭,但至少是自己做生意”,胡嘉明选择理解他们,而不留于同情和否定废品院子的价值——这是人类学家的目光,从观察到理解,他们尝试解释而不批评。

“你可以把个人价值观放在废品户身上,觉得废品工业不好,令人受苦,但其实他们是因为垃圾才能继续留在城市边缘生活。”城市有太多的门槛,我们不要的东西成为了他人的财富与自由。胡嘉明说, put ourselves into their shoes,垃圾其实也有其深层价值。

把废品院子的故事说完,胡嘉明再三叫记者不要把他们写得太煽情。她说,自己想指出的,是废品收捡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基层硕果仅存的自主空间,她不希望无限放大农民工拾荒的悲剧。“如果把垃圾看成他们的生计,觉得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做的工作很惨,很污糟(“污糟”是粤语方言,意思是“脏”,不激不随注)——如果这样想,故事到此就完了,意义只有浮在表面的同情,再见不到他们如何与垃圾生活,也看不见垃圾在城市化下对基层的意义。”拾垃圾不可置富,但选择与废品作伴,却其实换来了可以自主的生活。

(责任编辑:霍青桐  图片编辑:冥想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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