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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离去与时代的招魂

来源:思行学社

作者:赵云

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位老人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不想让自己的去世成为新闻,“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然而,安静离开的愿望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社会各界开始对她大张旗鼓的进行追忆和缅怀,刷爆了朋友圈,也让蜡烛点亮了清华的夜晚。截至5月28日上午十点,腾讯新闻网发起的缅怀杨绛活动,已有58099人加入,不过,所幸这场离别还没有变成闹剧,但是似乎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老人的离开,漫天的悼念正是对她的招魂。

回顾杨绛先生的一生,从1911年到2016年,百年浮沉,沧海桑田。我们怀念她的大师风度,文人风骨,淡泊名利,与世无争,高呼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也有人向往着杨绛与钱钟书二人良人佳缘的爱情,毕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不论是书斋成一统的治学生活,还是携手白头不问俗事的美满人生,对于现在的社会大多数人而言,都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白领小资过着苦逼日子,加班加点;广大的农民工人艰苦求生,四处漂泊;资本家和大政客身不由己,斗角勾心。这样的现实困境时刻摆在眼前,风花雪月和采菊东篱仅仅是短暂的心理上的逃避。失业,饥寒,疾病,欠薪,过劳,应酬,贷款,诡计,在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时代中,想要逃离所有的现实苦厄,寻求理想中的生活,需要问一句,凭什么?

凭什么呢?杨绛先生崇尚的远古先辈——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凭什么能够潜心理论探索呢?因为在一个奴隶制社会中,他本人是奴隶主阶级中的一员,可以无偿的占有奴隶的血汗劳动,所以可以衣食无忧的从事“伟大”的研究活动。在封建时代,大师巨匠又凭什么能够家藏万卷,学富五车呢?因为在一个封建社会中,他本人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封建时代的农民想要获得知识,成为文人士子难如登天,所以地主阶级会披着读书人的外衣出现。),可以无偿占有雇农的劳动成果(租子),所以能够积累知识,家学流传,成为人中龙凤,国家栋梁。

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在杨绛先生的青年时代,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乱世中饱受风吹雨打,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杨绛自然顺理成章的获得了社会资源,即所谓“上天垂青”,1932年从苏州东吴大学迈出,一扭头就进了清华园,找到了同为才子的钱钟书。二人携手赴英法游学,38年回国即作教授。1949年以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风雨如晦的战乱年代,国家危亡命悬一线,千万同胞水深火热。有无数与杨绛先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投身救亡运动,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如雷贯耳。康梁二公,胡适孙文,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千万人的命运相连,还有更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仁人志士为了这项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从林觉民黄觉,到瞿秋白叶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的汉白玉是用他们的骨灰铸成,他们的热血浇在这片乱世废土上,才开出了1949年炮声震天的礼花。

作为知识分子,杨绛先生选择了陶渊明式的生活,安心静守着自己的小天地,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也注定跳不出知识分子的狭小境界。我们不苛责作为个人选择的归隐,但是在那样的年代,每个人的任何选择都是历史参与的一部分,选择不参与也是一种消极的参与,也会带来相应的后果。中国历史在千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从辛亥到五四,从北伐到抗战,从建国以来的火热社会主义建设,到轰轰烈烈风云激荡的文化大革命,处在历史中的当事人,根本无法做到独善其身。

当一个知识分子把向外眺望的目光收回,那颗关注社会人民的火热赤诚之心,温度就会慢慢消退,从一腔热血,到温情脉脉,再到冰冷消极,太上忘情。杨绛先生暖心之作《老王》中,写出了自己一个幸运的人对于不幸人的愧怍。作为新中国少数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都享有一定的特殊照顾,但是这些待遇和高薪的来源不是“幸运”,更不是“上天的垂青”,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特殊的偏袒和照顾是为了争取这些知识分子,为建设新的国家做出他们的贡献。所以这种愧怍不能用“幸运”来解释,真正的愧怍在于食民之俸,而不为民服务。

那么“静静做学问”的消极历史选择会导致什么样的历史结果呢?很简单,结果就不仅难以实现安静做学问的追求,而且因为这种选择,往往在社会运动中起到消极甚至是反面的作用。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等等书写历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拒绝改变,拒绝放弃旧时代的那一套,拒绝在新时代走上新道路,为苍生百姓说话,为更好的社会发声。而这样的立场也在改革开放的后文革时代受到吹捧,成了抵制政治运动,坚守自身操守的楷模,拥有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灵魂。钱杨夫妇的历史叙述中,所有风起云涌针锋相对的社会运动,都变得风淡云轻,茶余饭后,虽然有对迫害和疾苦的叹息,但历史的逻辑被抽掉了,只剩下了一幅暧昧抽象的泼墨图景。对自我人性的审视和情趣,在今日成了解构历史,去政治化的经典,这种让人惋惜的结局,其实背后存在着无法逃脱的必然性。

那么,今日的时代为何会对那个离去的老人招魂?魂兮归来,归来的又是怎样的精神?又有谁能够追寻杨绛先生的脚步,在这个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时代中独善其身?田园牧歌的主角不是深处压迫的生灵,他们只有血和泪,他们只要刀和枪,他们要招的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魂,而是水泊梁山的魂,是齐天大圣的魂,是唱着国际歌的马克思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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