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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工作岗位、著作署名权……我就想知道是怎么没的!

作者:浅浅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充满了马太效应和丛林法则,强者愈强,弱者随时可能被剥夺一切,还有人愿意勤勤恳恳地劳动,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写作,努力地发展实业吗?

“大夫啊,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这是范伟、赵本山、高秀敏出演的小品《心病》中的一句台词。这些天,面对一些生命的逝去、一些权利的失去、一些劳动价值、工作岗位的丧失,我们都想问一句:“我就想知道是怎么没的!”

生命是怎么没的?

5月21日下午1点多,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一精密设备厂爆炸起火,并引燃相邻服装厂。官方的通告中已知事故造成6人死亡,其中有人是危急中跳楼身亡的,还有7人受伤。根据大河网的报道,起火大楼一二层原为雪松医院,搬离后一直闲置。三四层部分在装修,还有一家专业测试公司。五层租给了郑州圣可服饰的服装厂。六层东半幅是圣可服装厂的设计、剪裁车间和仓库,西半幅则被一家精密设备厂租用。有知情者向大河网的记者透露:“六楼精密设备厂经常传出刺鼻气味,后来了解到,该厂是生产二氧化碳聚能预裂装置等产品的。”此前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还因接到投诉到该精密设备厂检查。但是这并没有让工作场所更加安全,爆炸还是发生了。

这让人又联想起1993年11月19日的致丽大火。火灾发生前,消防人员到致丽厂检查防火安全,发现了13条火险隐患,而身在香港的老板劳钊泉得到消息后,通过电话指示厂长送3000元港币给消防整治工作组组长吴星辉,便轻易地拿到了合格证。在1993年的11月,火灾之前,致丽厂的电闸已经起火了三次,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管理方的重视,直到那场死亡84人,伤40人的灾难爆发。致丽大火引起了社会公众对于工厂安全的关注,也推动了1994年《劳动法》的颁布。《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一书记录了1911年纽约三角女式衬衣工厂的火灾,在这场火灾中有146名工人丧生,丧生的工人多为来自波兰、意大利、爱尔兰、俄国的新移民女工,其中还有不少童工。这场大火震惊了美国,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痛定思痛、寻求改变才能多难兴邦,否则,没有严肃的调查、惩处,只会让相关责任人认为违法成本极低而没有整改的动力,也会让公众觉得无力改变而变得麻木。这些年,工厂中的火灾、爆炸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的事件一直在出现:2012年12月4日,广东汕头潮南区陈店镇一内衣作坊发生火灾,遇害的是缺乏自救的能力的13名童工和1名孕妇。2013年的6月3日,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火灾,造成121人遇难,76人受伤。2014年8月2日清晨,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公司发生粉尘爆炸,当场夺去了75条生命,当时还有180多位工人仍在抢救之中生死未卜。在我国,几乎每年都有这样伤亡惨重的工厂火灾和爆炸,但是除了昆山粉尘爆炸事故伤员因为医疗和生活费用问题没有解决,去上访被媒体报道之外,其他事件中死难工人的家属、受伤工人得到了怎样的赔偿,相关责任人受到了怎样的惩处,我们都无从知晓,更无法有效监督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不只是工人,普通人在近日雷洋案、在华东理工研究生工厂实验中爆炸身亡的事件中都感受到了不安全感,因为所有人都可能随机地成为牺牲者,能活着似乎都是靠运气好。

著作署名权是怎么没的?

NGOCN、社论前沿等微信公众号都报道过陈安娜和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就《快乐社区营造:广州市启创·北京街家庭综合服务成效报告》一书署名权的纠纷。陈安娜就作者身份被完全隐去,只能出现在书的编委中的做法提出抗议。而根据“fanyapo社工”公众号发布的《学术民工的反抗:从法律分析到抗争形态》一文中作者唐伟峰的解读:陈安娜是享有其文章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四项人身权利的,这不因为劳务费等因素而转移,只有复制权、发行权、广播权等13项财产权利可以进行转移。如果因为“利益诱惑(给报酬)和社会关系(师徒关系、师门关系、伙伴关系、朋友关系等)等手段建立着‘学术民工为学术老板打工’的霸权共识体系”,剥削作者的署名权等人身权利,实际上是有损作者的人格尊严的,也不利于知识生产的规范秩序。但是这种现象在学术圈并不鲜见,微博上的@PETD亚洲善待博士组织就有一个话题是“说一件发生在和导师之间让你特寒心的事”,许多人投稿的事都和论文被导师剥夺应有的署名权有关。

《写论文不如去搬砖?“学术民工”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有学者和学生将学术圈比作富士康一样的工厂,实际上也是建筑业里一样的分包体系。学术大佬们把持着各种资源和机会,不用自己做实验、收数据、写论文,在学术成果的署名权方面却有着很强的主导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缺乏有效的投诉机制,使得学生为了毕业、年轻老师为了保住职位,面对署名权被侵害的问题常常要忍气吞声。这种不公平的权力关系造就了学术圈强者愈强,弱者被压制和剥夺的局面。

那些失去的工作岗位和劳动价值

根据媒体的报道,苹果代工厂富士康近来解雇了昆山工厂中的6万名工人,并用机器人取代他们,以此降低劳动力成本。中国工人真的已经贵过了机器吗?是因为中国工人“未富先骄”、要求的生活品质过高导致工资水平上涨过快吗?根据《苹果背后的生与死》一书中的研究,中国劳动力组装工作的工资成本只占一台iphone售价的1.8%。即便如此,现在富士康也不愿意承担用工成本上升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这并不是因为工人生活品质提高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原因很大程度还是房地产的霸权造成的。来看华为的例子,我们便更清楚了。

华为总部深圳的房价在近一年中已经由一两万一平米涨到了一、二手房均价都已达到了四万以上,这必然导致员工买房、租房的成本都显著上升,连带着各种物价、服务业的费用也在持续上涨,华为员工必然会提出加薪的要求来应付生活所需,所以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研发型的企业都酝酿着要搬离深圳。破土发布的《华为跑了:是地产挤压实业》一文援引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从在2004年开始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利润率就持续超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利润率,到201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利润率不到8%,而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利润率已经超过了14%。

所以我们看到工人被生产企业剥削了剩余价值,实业资本又被地产资本挤压了利润空间。就像学术圈中的垄断和不平等一样,辛苦干活的学生和青椒的成果常常被剥夺,而学术大佬们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坐拥名利。而由于资本和权力难以受到监督和约束,各种伤亡事故、事件层出不穷,使得人人自危。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充满了马太效应和丛林法则,强者愈强,弱者随时可能被剥夺一切,还有人愿意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写作,努力地发展实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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