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工场 思索

列宁时期苏维埃的政治自由

作者:[日]藤井一行

整理: 异教徒

【破土编者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叙述中,苏维埃体制几乎成了“专制”的代名词,直接意味着“不自由”或对自由的限制。近年来,随着各种事实资料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个由东方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共同缔造的神话渐渐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在列宁时期,苏联虽然也对自由作出了一些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是迫于形势,不但十分宽松,而且尽量避免限制。日本社会主义者藤井一行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约写于70年代)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与主流的看法不同——早期的苏维埃政权是如何对待自由的问题的。

政党活动的自由

在各种政治自由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政治活动及政党活动的自由。没有结社自由、表现自由、集会自由,政党活动就不能存在;如果只允许一个执政党的合法活动,那么一切宪法和政治体制所宣布保障的自由,也将变得形同虚设。多年以来,一党制被当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但正如下面将要证明的,在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蓝图中,在早期的苏维埃,一直是保持多党制的。在马、列的著作中,从没有一句话表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一党制(当然列宁说过在新生的工农政权面临国内外的极大困境时,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只保留一个政党),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的第一部宪法,也没有论述一党制或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条款。以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为例,当时允许多个派别的“俱乐部”——政党的雏形——合法活动。在政府中,负责财政部的是蒲鲁东主义者,负责内务部和警察局的是蒲鲁东主义者;在当选的64名公社委员中,普鲁东分子20人,布朗基分子21人,新雅各布宾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10人,后又补选20人,只有龙格一人算是马克思主义者[1]。在被马克思大力颂扬的巴黎公社里,大多数人竟然不赞同马克思的学说!但马克思仍然热情地肯定,“这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看看前几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派构成就可以知道,苏维埃政权从其成立时起就是从多党制出发的。以起义后当晚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例,在开幕前的649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共193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会议中退出),孟什维克约80人(一部分在会议中退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4人),另外还有一些波兰社会党、乌克兰社会党人的代表及无党派人士等。第二天按各党代表在大会中所占的比例选出大会的常设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有委员101名,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名,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统一派6名,乌克兰社会主义者3名,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名。还留下一些名额规定以后由新选出来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和军队组织代表补充之,而且退出大会的诸党派也有权按照比例选派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来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为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11月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选出的108人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人)加入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2]。在这之后的政治形势变迁中,政党间的力量对比变得对布尔什维克党更加有利了。但尽管如此,在苏维埃内控制了多数的布党并未打算否定多党制。大致划分起来,当初在苏维埃内至少存在五个党派(此外还有其他小党及无党派人士),并进行着合法的活动,如下表所示[3]。

布党  孟党  社革(左) 社革(右) 无政府  总数

苏维埃

二大   390   72   179     -     3    670

农民临

时代表  37    6   195     65     2    330

大会

三大   441   22   112     35     5    708

三农大  205    2   169      6     3    442

四临大  854   28   256     -     17   1252

五大   868   10   470     4      7   1425

六大   1240   2    8     -      5   1276

七大   1278   3    2     2      2   1366

八大   2284   8    2     -      2   2490

九大   1850   -    -     -      1   1991

十大   2092   -    -     -      1   2215

*代表数目包括只有审议权者,无党派代表人数未列出

这些政党不但在苏维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进入政府同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在实际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5人常务局就有两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十月革命是两党联合发动的,当然主要领导者还是布尔什维克。当第二次苏维埃大会选出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时,布尔什维克曾建议组建联合政府,向左派社会革命党甚至孟什维克发出过邀请,但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同意,于是暂时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府。列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曾就这一情况反复说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由于成了少数才退出的。……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出于苏维埃之外。”[4]布党中央委员会也声明说:

“中央委员会确认,在现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在成立的几个小时前,中央委员会曾邀请三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席自己的会议,并正式建议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虽然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但他们仍然必须对不能达成协议负完全责任。”[5]

第一次的建议遭到拒绝之后,布尔什维克仍继续向其他党派发出组建联合政府的号召。布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20日的宣言中回击关于他们要垄断政权的谴责说:“我们曾经邀请,而且还在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分掌政权。”虽然其他党派拒绝进入政府,但在人民委员会中仍留有空位,待他们以后能够参加,如交通人民委员一职就留待与铁路工人组织协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暂时拒绝加入政府,但它的党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担任了部分领导工作:斯皮里多诺娃领导农业部,普罗相和乌里茨基一起主管民族问题,阿尔加索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领导外埠局,卡霍夫斯卡娅和沃洛达尔斯基一起领导鼓动局,等等。[6]

在苏维埃政府组成的变迁中,比较有名的是“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问题。11月11日,主要由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领导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建立“成分相等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号召,要求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主义者的所有政党都加入这个政府。全俄铁路工会在当时是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它就联合政府的号召发出紧急电报,并以罢工、铁路停运相威胁。同一天成立了“制定各党派和组织间协议特别委员会”,讨论新政权的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停止抵抗克伦斯基的军队;废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之以“人民协商会议”,且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城市议会等组织(当时仍被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控制)的代表应在其中占优势;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进入新的联合政府等要求作为条件。当时布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应尽快扩大政府的基础,列宁、托洛茨基等人没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所以中央内部妥协调和的立场占上风,参加该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同意了上述苛刻要求。

14日,布尔什维克召开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出席的中央扩大会议,拒绝接受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要求。同一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关于同其他政党缔结协定的条件问题》,作为苏维埃一方的联合政府的条件:承认苏维埃关于土地、和平、工人监督问题的政纲;承认同反革命(克伦斯基、卡列金等)进行毫不宽容的斗争的必要性;承认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政权的唯一主宰,政府对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没有派代表加入苏维埃的各工、兵、农苏维埃的代表补充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扩大会议还声明,准许布尔什维克代表继续参加建立“成分相等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谈判,“目的是最终揭露这种尝试无法成立”。这实际上否认了同孟什维克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支持建立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党员表示抗议,加米涅夫等5人因此退出中央委员会,李可夫等10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对此,布尔什维克党于次日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确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排斥任何人,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们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这实际证明,布尔什维克有极大的诚意,愿意实现同俄国居民大多数的联合。

……对苏维埃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步,就等于完全背弃苏维埃政权,完全背弃民主主义,因为这种让步就等于多数派害怕运用自己的多数,屈服于无政府状态,纵容任何少数派再提出最后通牒。”[7]

可见,虽然布尔什维克拒绝组建“成分相等的社会主义者政府”,但他们并非不愿同任何人组成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条件过于苛刻,否认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可以说是无理,领导劳动人民举行起义的布尔什维克拒绝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承认十月的成果(土地、和平、工人监督、苏维埃的领导等)的党派,联合政府的大门从未关上。12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联合政府。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人民委员会:安•卢•柯列加耶夫任农业人民委员、普•佩•普罗相任邮电人民委员、伊•扎•斯泰因贝格任司法人民委员、弗•叶•特鲁托夫斯基任地方自治人民委员,费•亚•卡列宁任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阿尔加索夫和布里利安托夫为“无任所人民委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并拥有表决权。在新的契卡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担任了副主席,捷尔任斯基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

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等党派虽然被拒绝进入政府,但作为合法的党派他们仍能进行公开活动,在苏维埃和各地工会中占有席位(如上表)甚至领导地位(如莫斯科橡胶厂工会就是孟什维克领导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虽然很少被提及,苏联等国的官方史学家均不否认苏维埃曾存在多党执政的历史。但在他们笔下,其他党派都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联合执政的,其地位和作用类似于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参政党”。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苏维埃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里完全可以存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提案或对其持保留态度的党派和个人。例如在第四次苏维埃临时代表大会上审议布列斯特和约时,有784人赞成,261人反对,持保留态度的115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也有不同意缔结和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在粮食征集、农民问题等方面也激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甚至提出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然而这些反对者并没有因为反对布党,或因为是少数人的意见而受到丝毫限制。多数反对党可以说与布尔什维克是“不共戴天”的,他们承认的只是苏维埃的领导,对于布尔什维克则不惜用武力把他赶下台去,更不要提“承认其领导地位”了。他们在苏维埃内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苏联官方自己的史学家也说,这些政党同布尔什维克“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为了突出他们的反动性)。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十月革命后两周通过的一项宣言,直接指出了各苏维埃政党根据劳动人民意志轮流执政的原理和更迭政府的可能,即,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间是平等的竞争关系:

“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通过苏维埃的决议,只通过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了……现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直到苏维埃改选,或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新政府时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府才是公认的苏维埃政府。”[8]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作关于罢免权的报告时,也表明了同一思想:作为“国家强制”的最完全的体现者的苏维埃,如果享有罢免权,“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经过流血,只用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9]

但是,众所周知,在革命后不久,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其他各政党都不复存在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践踏了结社自由和政党活动自由呢?在这里必须注意苏维埃机关的意志形成原则。这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按照列宁的思想,这个原则正像已经看到的那样,是由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主张以及少数人可以自由批评多数人决定这两个方面组成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词也可以说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另一种表现。这是作为对苏维埃、政党、工会、及人们所有的联合组织都具有共同性的原则而提出来的。由列宁起草的致全体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的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1917年11月20日)明确指出,苏维埃机关的意志形成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则;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必须诚恳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

因此,问题在于各个政党对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苏维埃的决定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停留在运用各种政治权利(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批评政府这种和平运动的范围,还是用武力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人民?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分水岭。

反对苏维埃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苏维埃大会决定的人只要停留在和平的论战上,就不禁止其存在。在这点上饶有兴趣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动向。根据加涅夫的研究,1918年到1922年间,具有各式各样思想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属于自己派别的出版物和集会上,自由展开了反对苏维埃政权及政府的活动,而布尔什维克方面对之仍然是用论战来回答。向无政府主义者提出在群众面前公开讨论的挑战,就是这种论战的一个方法[10]。加涅夫写道,布尔什维克党虽然严厉地处理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反革命行为,但是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则不是用“行政处理”,而是用彻底的思想斗争手段来克服的。[11]可以说,加涅夫的研究充分论证了这一点。

1918年6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地方苏维埃将他们从各苏维埃中驱逐出去,因为这些党派在各地勾结反革命军队组织进攻苏维埃政权的事实已经确凿无疑。但是,只要这些党派表明改变方针,断绝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系的态度,苏维埃就立即取消这个开除决定。鉴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同年2月8日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放弃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反对外国干涉战争,号召自己的组织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斗争的事实,1919年2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取消对采取这一立场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集团的上述开除决定,给予其参加苏维埃活动的权利,并建议有关行政、审判机关释放被拘留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2]。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在1918年10月的会议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重获合法地位。

开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情况也不例外。他们虽然与布尔什维克组成了联合政府,但在苏维埃内的势力比布党小得多,且这种倾向日益发展。因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法实现本党的政治目标(这种目标常常同布尔什维克的相对立)。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使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终于诉诸武力,企图以此来扭转苏维埃内的力量对比。和约缔结后,他们首先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政府各部委和肃反委员会中),解放了自己的手脚。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6月份计划在预定于同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开会期间在莫斯科举行起义。企图逮捕苏维埃政府的部长,用苏维埃大会的名义使这一政变合法化。并决定以暗杀德国大使作为发难的信号。

在第五次苏维埃大会会议进行的第三天,政变开始了,德国大使被杀。但这场政变以完全失败告终,出席苏维埃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当场逮捕。然而,由于并不是全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参加了武装叛乱,所以与叛乱无关者不但被释放,而且被允许出席(约200人)再次召开的苏维埃大会。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在内,大会一致谴责了这次政变行动,决定将参加叛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从所有苏维埃中开除出去[13]。

经历这次事变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元气大伤,发生了分裂,部分党员退党,但并没有失去作为政党存在的权利。同年7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与上述叛乱事件没有牵连的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可以加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4]。1918年年底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停止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对抗,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

顺便提一下,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革命共产主义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两个政党的决议。鉴于这两个党的党员遭到各地苏维埃组织压制的情况,决议明确指出,这两个党是“忠诚的苏维埃政党”,不得以属于这两个党为理由对其成员加以任何压制[15]。

在早期的苏维埃政权下,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就是这样作为“苏维埃政党”而享有政党活动自由的。但是,这一多党并存,联合执政的局面并没有长久的维持下去。滕井认为,少数党的消亡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诉诸武力反抗苏维埃,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自己堵死了通过对劳动人民的影响成为多数党的道路。”另一些学者则指出,俄罗斯缺乏民主和协商的传统,当时又正值外忧内乱、革命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所以意见相左的各党派对对方均缺乏耐心,少数派动辄以刀枪相向,多数派也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少数党派的消亡是和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分不开的,这些表面上的分析判断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虽然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停止武装反抗,但它的党员们的反革命行为并没有停止。1919年2月,该党著名领袖、“全俄国最受尊敬的女人”(当时显然已经不再是了)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因进行反革命鼓动而第二次被捕并判处徒刑,其他积极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活动家也同时被捕。不愿继续与苏维埃武装对抗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分离了出去。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起义发生后一个月,一个由前契卡副主席、前副教育人民委员查克斯、阿•波•奥博林等领导的集团宣布自己为“民粹派共产党人”,并于九月正式建党。他们支持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反对富农的措施。不过,这个党仅存在了不到三个月就因人数太少而自行解散了,其成员全部加入布尔什维克。另一些不同意武装起义的人于9月25日在萨拉托夫省召开了不同意本党中央政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全俄代表大会,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党”,选举柯列加也夫、民粹派元老纳坦松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他们认为布列斯特和约不能被撕毁,在过渡时期要建立“劳动者专政”,并宣布“同布尔什维克结成统一战线,进行阶级斗争以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一切敌人,夺取社会革命的胜利”。[16]该党的代表进入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布尔什维克、民粹派共产党联合执政,两个小党的党员担任契卡副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等职。

1920年7月,为了“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十倍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共产国际二大规定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加入国际。根据这一规定,革命共产主义党于9月决定并入俄共[17],十月,俄共中央决定接收其2000余名党员。至此,苏俄的多党执政局面结束。但在中央和各地的苏维埃、工会等组织内,少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各种无政府主义者仍继续合法存在,他们进行会议、竞选等公开活动,批评政府的政策。直到1921年3月克朗斯塔德叛乱,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参加了这场叛乱,随后几百名著名的孟什维克被捕,使这个组织失去了战斗力。下半年开始了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浪潮,到1922年初,合法活动的反对党人已所剩无几——内战结束后,俄共(布)对反对党派的压制反而更加强烈了。当时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新经济政策创造了条件,使各种资产阶级势力在此基础上复活,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政权被推翻,必须加强对政治活动的限制。1922年3月,俄共十一大指出,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而“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18]于是,一党制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状态被党的决议确定下来。反对党的领导人或流亡国外,或被判处徒刑。1923年3月,剩余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会议宣布解散。1924年,孟什维克也步了社会革命党的后尘。

国内外的困难使俄共不愿看到反对党存在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的危险,当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反对党永远不存在同样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危险,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应该长期存在下去。列宁曾在一份未出版的讲话片段中对党的十大——正是那一次大会暂时取消了党内的派别自由——说:“富农的每一次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明显地产生出相应的各个政党……我们面临的选择并非在于是否允许这些政党发展——它们是由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我们面临的范围有限的唯一选择,是这些政党的活动采取什么样的集中和协调形式。”[19](列宁在这里只从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存在这一角度论述,当然,同一个阶级内部也并不是均一稳定的,也会产生多个政党)。《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一次收录了他在1922年春《政论家札记》的草稿,其中反复谈及要“让孟什维克合法化”[20]。当时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布哈林和加米涅夫。

大家都认为取缔其他政党是迫于局势的暂时措施。但是这一暂时的病态究竟要维持多久,心里并没有底。列宁去世后,党内展开了派别斗争,斯大林渐渐独揽大权。左翼反对派曾为恢复民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他们提出的要求仅限于党内民主和使苏维埃机构摆脱官僚主义的影响,并没有谈到几个政党的问题——除了一个名气不大的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宣称应恢复多个政党的局面,结果被毫不留情地开除出党[21]。其实,在当时的俄国和世界革命失利的大背景下,恢复消沉的工人的政治活力才是根本,否则将难以抵抗官僚的进攻。新经济政策以来的国内局势和对官僚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不足遮住了反对派的眼睛,他们当时把反对官僚的斗争看作是内部斗争,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党的分裂——没有触及这一敏感领域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受到压制和诽谤的反对派如果提出允许其他党的存在,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说他们想分裂成为第二政党。在那篇文章发表后斯大林一派就试图把它说成是整个反对派的观点,以此攻击他们,并说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联共(布)党本身。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人托洛茨基一直到被迫流亡国外时才提出恢复多党制的主张,但这时的苏联不只是党取代了苏维埃,已经发展到政治局取代党,领袖取代政治局的程度了。1936年,斯大林颁布苏联第二部宪法,明文规定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列宁执政后期的暂时的非常状态在苏联,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被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最终确定下来。

党和国家的关系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俄国成了唯一的政党。这唯一的执政党和国家之间是什么关系?虽然“党政不分”的问题一直以来遭到官方自己的批评,但共产党在国家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是从未被动摇过的。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其实也就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此类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是与列宁及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不一致的。

制定了新党纲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就党的建设、苏维埃的建设以及党和苏维埃的相互关系等三个问题阐明了党的任务。其中作为苏维埃民主主义的观点而应该注意的,是最后作出的《关于党和苏维埃间相互关系》的决议。不言而喻,这个决议明确提出了在苏维埃国家中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作为执政党掌握着政权)应该以什么面貌出现的方针。

决议首先对共产党下了定义。根据决议,共产党被定性为“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先锋,即把这两个阶级中决心自觉地实现共产主义纲领的那部分人集结成自己的队伍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在工会、协会、农村公社等所有组织中赢得“决定性的影响和全面的领导”,特别是争取在作为国家组织的苏维埃中实现党的纲领和完全的统帅作用。为此,决议提出了在所有苏维埃组织(也不限于苏维埃组织)中建立必不可少的严守党纪的支部以及在苏维埃组织中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都应加入支部的方针。决议指出,党通过在苏维埃内部的平凡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实践活动,通过在苏维埃所用岗位上配备最坚定的党员,应该争得完全的政治统治及对苏维埃工作的事实上的监督[22]。

乍一看可能会感到这是提出了党控制苏维埃,或者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是以履行在当时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没有提到的彻底的民主程序为前提的。换句话说,这个方针提出的问题是:在以劳动人民为基础的政权机关内部,通过运用政党的影响来争取“统治”。然而,在这个决议中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这就是当时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了党政不分以及党代政的危险。上述决议的后半部分实际上谈的就是为防止这一危险的措施。

“党组织的职能与苏维埃式的国家机关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混同起来。这种混同将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在军事问题上尤其如此。党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实行自己的决定。党要努力领导苏维埃的活动,但不是取而代之。”[23]

决议的末尾进而这样说道:

“必须告诉党员,党组织决不能对苏维埃进行无微不至的监护,必须向党员反复叮嘱,列身于俄国共产党的队伍,决不能带来任何特权,而只能被赋予更重大的责任。”

这样就指出了,所谓党在苏维埃内的政治统帅是“领导”,而且是思想上的“指导”,并不是取代苏维埃政权机关。党的方针始终是在宪法的范围内,即在遵守宪法各项规定的情况下争取实现的。应该避免对国家的“无微不至的监护”。

决议中有关“党的建设”的部分也谈到了党员与苏维埃机关的关系。在这一部分中特别重视克服苏维埃机关内党员的官僚主义问题,并提出了一下方针:作为防止沾染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方法,苏维埃党员代表每两周要向选举人做一次以上的报告;从事苏维埃工作逾三个月者至少要回工厂一个月[24]。

但是,正像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4月)上以充满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指出的那样,党与苏维埃机关之间还是出现了不正常的关系。因此,列宁感到有必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1922年3月,因病未能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列宁写信给莫洛托夫,委托他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党与苏维埃政权间的职权问题部分向全会转达。在这封信里,列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经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25]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列宁的建议,在《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加强党与新任务》等两个决议中,提出了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职权的问题。《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中这样说道:

“党本身必须保留对苏维埃国家全部政策的总的领导,并为这些政策掌握方向。必须在自己当前的活动与苏维埃机关的活动、自己的机关与苏维埃机关之间加以十分明确的区别。进行这样有系统的区分一方面是保证苏维埃机关可以更加合理地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提高每个苏维埃活动家提高每个苏维埃活动家对委托给自己的工作的责任心;另一放面,也是为了使党能够在必要程度上专门致力于完成党的主要任务,即对于国家机关在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的所有活动进行总的领导。”[26]

引人注意的是,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相比,前面引用的列宁的信以及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总的性质,并把它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在宪法范围内进行领导的方针在这次党代会文件中再次被肯定下来。

《关于加强党与新任务》的决议指出了党组织对苏维埃机关的行政干涉会造成什么样的弊病,并告诫对这种行为要加以控制:

“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干涉经济机关经常性的工作,对苏维埃的工作下行政命令一般必须持慎重态度。党组织虽然应该为经济机关的活动掌握方向,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无视其职责或取而代之。对各种职权缺乏严格的区别以及进行无能的干涉会使每个人对委托给自己的工作缺乏严格的、一丝不苟的责任心,助长那种什么都干、什么也干不了的党组织自身的官僚主义,妨碍经济工作者的认真的专门化,即妨碍经济工作者通过对问题所有细节的研究,获得真正的、实际的经验。一句话,它使活动难于做到正确的组织化。”[27]

有必要顺便提起大家注意:不要说《1918年宪法》中,就是随着苏维埃联盟国家的创建而于1924年制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基本法)》中,也都根本没有像斯大林时代制定的现行宪法(1936年)那样,设立条款,从法律上规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第126条)。

在今天的苏联,关于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问题存在着各式各样令人望而生疑的主张。《列宁关于民主与守法性的理论》一书中有关党的“政治领导”的论点就是一例。在这本书的第六章《列宁关于苏联的国家统治原则》中,执笔者萨布恩科夫认为,党的“政治领导”是以“对经济、社会、精神以及其他客观过程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参加下,考虑群众意见,制定单一的政治路线,规定任务”为使命的。这段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接下去的论述。萨布恩科夫紧接着这样主张:“因而各种国家统治机关必须作出与党制定的政治路线一致的具体决定,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而活动的条件下,共产党的指示对于国家各机关是有约束力的。”

这种主张显然把党摆在了国家之上。因为在这里,国家机关是以服从党的指示作为统治国家的先决条件的。如果认为这种主张是正确的,那么作为人民意志的决策、执行机关及政权机关的苏维埃的存在理由也就完全被否定了。这就使苏维埃倒退到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的地位上去了。无须特别论证,这种主张与前面所看到的列宁以及革命时期的党的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是,同是这个执笔者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论述后面紧接着又说,党不是国家政权,党的方针在法律上不具有约束性,而只是拥有道义的、政治的权威,因此党的基本领导方法不是命令及行政处理的方法,而是说服的方法。这与前面的那段论述显然是矛盾的。如果说党的指示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国家机关究竟根据什么权利本原而必须受它约束、服从它呢?自然,执笔者是不打算解释清楚这个矛盾的。不仅如此,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反列宁的命题与列宁的命题在他的论述中居然相安无事。当党提出有关某一问题的某个指示时,与这一问题有关的苏维埃机关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示好呢还是根据情况不服从也可以?究竟应选择哪一个?在前一种情况,苏维埃徒有其名,造成对人民主权的否定。在后面一种情况下,经过苏维埃机关的审议,多数人认为其指示适当就批准,如果指示显然不合适就可以拒绝。但是重要的事情是,这种内容自相矛盾的理论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它写在实际培养、教育苏联共产党员的教科书中,拥有现实的社会影响。

苏联社会科学院国家法学研究所编撰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书主张,共产党一般有向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下达指示的权利。这不是一般地承认政党活动的权利。这是主张在多党制条件下,权利也仅属于共产党,因而是主张共产党的特权。但是,没有根据说,列宁认为共产党应该拥有这种权利或特权。其实正像后面要谈到的那样,这种主张是从《1936年宪法》中有关共产党的规定的解释中引申出来的。前面所说的萨布恩科夫的自相矛盾的论述是打算把1936年宪法中有关的解释与列宁的命题统一起来,但他的这种尝试终以失败而告结束。

罢免权

在藤井的著作中关于罢免权的论述是附在“人民主权原理”一节中的,我认为有必要舍弃该节中的其他部分,把这一段单独列出来。如果说,议会和选举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创造,那么可以说,罢免权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贡献。罢免权始于巴黎公社。巴黎的革命群众提出新政权的三条原则,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作为著名的“巴黎公社三大原则”永载史册:所有官员由普选产生并能随时罢免;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一;官员的工资不得高于熟练工人的水平。1905年俄国的革命风暴中,彼得堡的工人创造了苏维埃,各厂工人可以随时撤换他们所选出的苏维埃代表。列宁充分肯定了这种制度,并使它成为了工农共和国的权力机关。1917年1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经过部分修改的《罢免权法令草案》,罢免权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罢免权和资产阶级代议制中的“弹劾权”是不同的。弹劾仅仅是针对总统或政府成员进行的,对于议会的议员,一经选出选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对其进行制裁和监督;只有当总统或政府部长违法或严重失职时,国会才能行使弹劾权,所以这是司法性质的,追究的是政府成员的法律责任。议员违法或严重失职时,只有议会本身能够对其进行制裁,且有诸多限制(如要有议会相当多的多数通过,少则2/3,多至5/6)。在内阁制中虽然议会有权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追究其政治责任,但政府也有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对不信任案的提出有相当大的制衡。而对于议员政治责任的追究,只能是期望下次选举不选他。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选民和苏维埃(工人议会)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时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任何人。这是人民主权和议行合一的重要体现,使立法机关和政府随时受到有力的监督。在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体系中,议会对政府仅有表面上的监督的权利,如辩论(内阁制,除预算等几个问题外,需经政府同意)、调查(总统制,政府可以“行政特权”、涉及国家机密等理由拒绝回答问题)、质询(只能提问题不能直接转为辩论),并无实质上的制裁措施——因为这会违反所谓“分权”的原则。而在苏维埃制度中,由于议行合一的原则,苏维埃或工人议会不但能够更广泛地监督政府,而且能对行政不力、违反人民意愿的官员进行实质的制裁——罢免。按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样会产生一个权力集中的不受制衡的机构。这种观点有意忽略了一个事实:不但政府受到苏维埃的完全的监督,苏维埃本身也是受到选民的完全的监督的。苏维埃的代表不脱离生产,与选民密切接触,定期答复他们的委托,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被选民随时罢免。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或一些苏维埃代表做出有违民意,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事情,选民只需投票就能制止他(们)的行为。恰恰相反,议行合一和罢免权大大加强了人民对权力机构的监督。

《罢免权法令草案》明确阐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以罢免权为中心的人民主权原理:“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而按照列宁的看法,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在列宁看来,“真正的民主制”“不能让当选人因为要保持自己的资格而违背人民罢免自己代表的意志”,这是绝对必要的[28]。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罢免权问题时所作的报告(1917年12月4日)更明确地表示了上述观点。在报告一开头,列宁就指出,“关于改选问题”是“实际地实现民主制原理的问题”,“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是“直接、彻底和立即见效的民主原则”。接着,他这样指出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缺陷:

“凡是实行议会制的地方,都实行并且承认民主的代表权。但是,这种代表权只限于人民两年有一次投票权,而且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些人利用人民的选票当选后,却去帮助统治者镇压人民,而人民则没有撤换和采取有效的制裁的民主权利。”[29]

对于苏维埃政权通过保障罢免权来克服资产阶级民主的缺陷的问题,列宁做出了这样的说明:

“苏维埃是劳动者自己建立的,是他们用革命毅力和创造精神建立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苏维埃完全为实现群众的利益而工作。每个农民既能选举代表参加苏维埃,又可以罢免他们,这就是苏维埃的真正人民性的所在”

另外,如列宁所谈到的,苏维埃实行的比例选举制(按各党派得票比例分配代表名额)比起“多数选举代表制”(只有得票最多者才能当选,如英国下院的选举制和美国选举人票制)要更为民主,但它也使实现罢免权,即“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列宁断言,“这方面的困难纯粹是技术性的,而且很容易克服”,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压制或限制实现罢免权就是“违背民主制”,是“完全抛弃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任务”。“比例制选举和罢免权之间无论如何是没有矛盾的”,改选要“根据严格的比例选举制原则”进行。

罢免权的具体操作方法,应按照上述的各个原则结合具体情况来制定。布尔什维克的党纲指出,苏维埃政府应向劳动群众提供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议会制所无法比拟的有力保障,保障劳动群众可以用“最简便和易行的方法”选举和罢免代表。如早期的苏维埃规定,经选区内半数以上的选民通过,即可罢免由他们选出的苏维埃代表。各级苏维埃也可以根据选民的要求召集临时会议改选代表。这种罢免权不仅是为罢免每个代表准备的,它还具有更迭政府的意义。

“当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对政党的态度发生任何巨大变化时,特别是当大党内部发生分裂时,在各党当选代表比例显然不符合各阶级的意志和力量的选区,必然会产生改选的要求”;“在我国各个政党都占过优势;当这种地位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要是有罢免权的话,只进行一次简单的投票就可以了。”[30]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段话只适用于过去,即只适用于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在报告的结尾,列宁却这样明确地说道:

“我们曾经告诉人民,苏维埃是权力机关;人民相信并且实现了这一点。必须继续执行民主化的路线,实现罢免权。

国家就是强制,作为这种思想最完全的体现者的苏维埃,应当享有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经过流血,只用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31]

十月革命后,当布尔什维克党实际地掌握了政权时,列宁毫不含混地这样阐述了罢免权问题。应该说,显而易见,这些论述本身就承认了这一设想,即人民行使罢免权更迭政府(在此意义上甚至包括更迭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能性。

列宁如此重视罢免权并非出自为进一步壮大苏维埃内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地位这种党的利益和党的策略。应该认识到,列宁是从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原理出发的。这就是: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国家的主权者,在代议制下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必须始终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正因为这个缘故,列宁的这个关于罢免权草案的主要部分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不仅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得到其他各党派的赞成而由全会一致通过。这就又一次证明,无产阶级民主或苏维埃民主在制度方面比起它之前或之后的资产阶级民主要高超得多。

《1918年宪法》对罢免权也作了明确规定:“推举出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人根据总则有在任何时候对代表实行罢免,并进行新的选举的权利”(宪法第78条)。这个罢免权的思想是以苏维埃政权下的每位代表、每个党派以及由苏维埃多数派组成的政府能够没有限制地经常答复人民的委托为前提的。党纲宣布,废除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代议机构脱离人民群众等议会制度的有害规定;苏维埃国家不是以地区,而是以生产单位(工厂)作为选举单位,作为国家的基本细胞,用这些办法争取使国家机关接近群众。党的任务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自己的全部活动,以在实践上更加严格、更加完全地实现依靠劳动群众的民主为基础,特别是通过实施官员责任制和报告义务,进一步密切政府机关同劳动群众的关系”。

在这一节的最后,藤井一行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权力委托者对被委托者的监督以及为了防止二者的分离而制定的各种措施遭到被委托者的否定时,委托者应该如何对付呢?”他接着写道,虽然1918年宪法、苏维埃以及党和列宁的文件和著作中看不到关于人民抵抗权的明文规定,但罢免权正是主权者行使抵抗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从列宁的全部思想中自然会导出这个命题:当和平形式的抵抗权被强行取缔时,就只能像“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党所曾经做过的那样,行使非和平的抵抗权。”也就是说,采取人民起义等非和平的手段推翻官僚的或独裁的政权,重建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社会自由

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同年7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了苏俄的第一部宪法,将该宣言收入作为第一部分,并在“总则”中对各种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作出如下规定:

一、信仰自由。宪法规定,使教会和国家分离,学校和教会分离,以保障劳动者享有“信教的实际自由”。宪法承认,“所有公民享有宗教宣传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二、表现(言论,出版)自由。宪法宣布,为了“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不使“出版物依赖于资本”,要向工人阶级和贫农提供“出版发行报纸、小册子、书籍及其它一切出版物的所有物质、技术手段”,并“保障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散发”;

三、集会自由。为了“保障劳动者集会的实际自由”,宪法承认苏维埃共和国公民“自由地组织会议、集会和游行的权利”,并向工人阶级和贫农提供“有助于组织人民集会的所有设施,包括设备、照明、暖气等”;

四、结社自由。为了“保障劳动者结社的实际自由”,“为团结和组织劳动者”,向工人和贫农“进行物质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帮助”。

关于参加政权,宪法规定除剥削阶级外不分信仰、民族和性别给予所有18岁以上公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共有七个社会阶层被同时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为牟利而使用雇佣劳动者;

二、依靠从资本中取得的利息、企业收入、财产收入等非劳动所得生活者;

三、私商和掮客;

四、修道士与担任圣职者;

五、旧警察、特别宪兵队、秘密警察的职员、皇族;

六、精神病患者;

七、由于刑事犯罪而被判决有罪者(在法律或判决规定的期限内)。

据说,全体居民中约有10%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32]。在无产者和农民间推选代表的比例上,也规定了差别:每25000名城市劳动者中选举一名苏维埃大会代表,而农民是每125000人中选举一名代表(宪法第四部分第25条)。这是为了确保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关于这种剥夺选举权的做法,后面将会讨论到。

只要把《1918年宪法》中的这种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所占的地位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最低纲领中有关部分加以比较,马上就会发现,保障经营自由和罢工自由的规定没有了,只保障给予劳动者出版、结社、集会等政治自由和参加政权,并且特别强调了所谓实际保障。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们把对这种自由和权利的实际保障视为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较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特征。列宁赋予“苏维埃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以这样的意义,把它称作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33]。

但是,关于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实际保障自由被人们仅仅理解为物质上的保障,人们用其他社会保障的权利取代了对自由的实际保障。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明白,构成无产阶级民主的自由本质的现实保障是什么?

在《俄国共产党(布)党纲草案》(1918年)中,列宁把无产阶级民主下的政治自由与资产阶级民主下的政治自由进行了对比,他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民主则不是把重点放在宣布全体人民自由和权利上,而是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34]

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草案制定了新党纲。党纲首先这样指出了历来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上把集会、结社、出版等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扩大到全体公民,但实际上,行政上的实践、主要是劳动者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总是使劳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即便享有一点点权利和自由也不可能广泛使用。”

接着,纲领指出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民主首先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在实际上将这些权利和自由给予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的居民,即无产者和农民。为此,苏维埃政府要从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建筑物、印刷所和储藏的纸张等,把他们完全交给劳动者及其组织。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使广大劳动居民群众越来越多地使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改善这方面的物质条件。”[35]

上述有关无产阶级民主的质的规定,确实是把着重点放在了保证自由的物质条件上。但是,这绝不是表现这样一种思想,即把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仅仅理解为保障物质条件。列宁所否定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发表意见和举行集会的自由本身,而是谴责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只是在形式上得到承认,而实际上缺乏物质保障的情况。无产阶级民主是在实际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这方面的物质条件。因此,应该认识到,实际保障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

在写作于十月革命前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一文中,列宁这样论述了人民自由的内容:

“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创办报刊、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罢免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管理国家的官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可见,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归人民所有的时候,才能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保障。”[36]

很难认为,在这篇文章中设想的人民掌握了政权后得到的自由就是旨在保证自由的物质条件。在这里论述的自由显然是指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正因为在旧政权统治下自由只是停留在口头许愿上,所以为了充分地、实际地保证自由,就必须由人民来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应该看到,列宁展望的人民掌握政权后所实现的自由是结社、集会、言论不受任何妨碍的自由。因此,不能不指出,苏联学者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在保障社会自由问题上的任务是“通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创造使社会各个成员的实际自由得以扩大的物质前提”,人的真正自由不是“独立于社会”,而是存在于“社会所具备的物质的、精神的可能性”之中,从而,“人只有在社会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使用自己的才智,满足自己的要求才是自由的”等等观点把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由的内容片面化了。苏联高级党校教科书《列宁关于民主与守法性的理论》甚至如此歪曲列宁的出版自由的理论:它举出报纸、杂志、书籍的庞大发行数目来证明苏联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出版自由”。

还应注意的是,列宁的这种人民自由的原理不只是被统治阶级反抗旧统治政权的原理——在旧政权被十月革命推翻后,他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初稿》中仍然这样写道:

“民主组织原则(其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他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谁在某种个别情况下负责一定的职务,谁负责执行一定的命令和在一段时间内负责领导全部劳动中的一定过程等方面,就可以容许有最小的混乱和无秩序的现象。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

显然,这里提出的是有关掌握权力的主权者——全体劳动人民和实际行使权力的主体(起执行作用)——政府等行政机构的关系的原理,即苏维埃制度内的权力委托者与被委托者的关系的原理。应该说,这一原理是来自这一思想:打算通过尽可能地缩小上述关系中的权力委托者与被委托者、主权者与行政权力间的距离,使人民实际地、而不是形式地成为主权者。

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及对其的限制

11月8日,即起义的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措施封禁了一连串刊载着以临时政府名义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呼吁书的报纸。与此同时,还逮捕了有关人员,接收了印刷所。一天后,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出版的公告》,追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行动为合法,并宣布了普遍的出版限制。这在苏维埃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论,左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坚决反对限制出版自由的做法。11月17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出版限制的问题展开辩论,著名的美国记者、苏维埃友人约翰•里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我认为把当时的情况简要地重现在这里,对大家思考这一问题是有帮助的。

在当晚的会议上,前孟什维克拉林宣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将至,是“结束政治恐怖主义的时候了”。在本党同志们的嘘声中,他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废止人民委员会关于出版的法令,政治上的镇压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按比例选出的特别法庭决定,同时这个法庭也有权审查以前的镇压措施。列宁一派的布尔什维克连忙想把这个问题推到“各社会主义党派达成某种折衷办法后”再说,但没有获得通过。于是,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议案:“封闭资产阶级的报刊,不仅纯粹出于武装起义期间的军事必要,而且也是过渡到建立新出版制度的一种必要措施”,在新的制度下,进一步没收私营的印刷厂和纸张储备,“以便各政党和各团体都能按照它们实际上所代表的力量来使用印刷设备”,“那些拥有印刷厂和纸张的资本家就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舆论制造者了”,所以“把纸张和印刷厂退还给毒害人民思想的资本家就是反革命行为”。

这个议案在宣读过程中屡次被反对者的抗议和嘲讽所打断,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卡列林抗议道:“在三个星期前布尔什维克还是出版自由的最热烈的保卫者……可这个决议简直让人想起往日那些黑帮和沙皇的审查官的观点——他们也是说什么‘毒害人民的思想意识’啊!”

托洛茨基站起来发言,他说,我们还没有彻底战胜敌人,封闭报纸是一种合法的自卫措施,应把内战时的出版制度和胜利后的出版制度区分开:在内战期间,只有起义了的被压迫者才有权使用暴力(有人喊:“目前究竟谁是被压迫者?”);而“正在俄国建立起的民主政权,要求消灭资产阶级在新闻出版方面的垄断……苏维埃政权应当没收所有的印刷厂”(有人喊:“把《真理报》的印刷厂没收过来吧!”),“每一个公民团体都应当有权使用印刷厂和纸张……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其次才是居于少数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旧制度一定要死亡,必须彻底地认识到这一点。……”

会场上有人喝彩,也有人发出愤怒的叫声。卡列林再次抗议并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权利决定这一重大问题,应当把它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接着是列宁发言,他镇静地说,敌人还在同我们周旋,不能废除取缔资产阶级报刊的措施。“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向这样说:当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就要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我们曾经这样说过,就将要这样做,绝大多数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既然第一次革命有权利封闭保皇党的报纸,那么现在我们就有权利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可能把出版自由的问题同其他阶级斗争问题分割开来”,“武装起义已经结束,我们决不是要封闭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报纸,只要他们服从于苏维埃且不煽动武装暴动。然而我们却不允许他们经过资产阶级的暗中支持去获得对于印刷机和纸张油墨的垄断权……那些重要的物资必须成为苏维埃的财产并严格按照其表决力量的比例分配给各社会主义的政党。……”

最后投票表决,拉林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议案被否决(三十一票对二十二票),列宁的议案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获得通过。

可以看到,支持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行为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主要以两个方面为自己辩护: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是暂时的自卫手段;它是过渡到新制度的一个阶段。那么首先,布尔什维克所说的这个新的出版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上一节提到了自由的“物质保障”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报纸、电台、电视台(现在他们又把金钱的枷锁套向新兴的网络)等传媒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广大劳动者却很难拥有自己的媒体,因为他们没有钱。这就形成了话语权的不平衡,报纸电视每天替资产阶级传声,劳动大众的声音却喊不出来。这种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没钱你就办不成报纸(即使办成了实力也难以与资本家的大传媒集团相比),就很难让大多数人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所以,只要出版事业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中,即使不存在对出版物的外部限制,也不能说有真正的出版自由。有钱人可以创办报纸电视大侃特侃,穷人只有干喊的份,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列宁在《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1917年9月)一文中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每天发行数百万份报纸来有系统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呢?列宁紧接着指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把这句话精读,无非是说,出版自由是指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出版物上自由发表一切意见。正如上一节曾经指出的那样,列宁对资产阶级社会“出版自由”的批判指的是在出版事业被资本家把持的资产阶级社会里,虽然一部富人实际享有出版自由,但却没有保障全体公民都享有出版自由这一点。他重视的是实际地给予所有公民自由地发表一切意见的机会。在这句话中,列宁显然提出了保障每个公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的重要观点——不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实际拥有发表意见的手段。他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集会权利的阐述也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如果说过去保证集会自由的要求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自由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来妨碍集会,苏维埃政权只是应该保证给予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什么‘每个公民均拥有集会自由,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供给开会场所。’而我们说‘少讲些空话,多做些实际工作’。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自由我们则不谈,我们必须把这一点推广到民主主义纲领的所有其他条文中去。”[37]

如何实现那种在完整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呢?列宁对在工人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出版自由的实现进行了研究。在《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一文中,他提出首先应把作为报纸资本收入主要来源的广告作为国家的垄断事业。这就是说,只有各地苏维埃发行的报纸才能刊登广告。他企图以这种措施来割断出版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当然,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印刷所和纸张。只要这些物质手段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就很难谈得上实际保障出版自由。因此,列宁提出了第二条办法:“国家政权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38]

怎样把这些出版物资“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公民或团体呢?通过管理出版物资的分配工作,国家虽然使出版有了物质保证,但每个公民的出版自由仍有可能变得徒有虚名。列宁很周到地考虑到了这一点,对分配方法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可以按以下顺序分配:

一、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特别是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二、大政党。例如在两个首都获得10—20万张选票的大党;

三、小政党;

四、任何一个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39]

列宁的这些设想在十月革命后立即付诸实行。他在《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1917年11月)一文中,从上述立场出发,提出了工农政府的政策,这就是:在把报道机关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将造纸厂及印刷厂转为国有的同时,给予一定人数(在文中列宁举出的数目是1万)的公民团体以使用适当数量的纸张和适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平等权利。

1917年11月17日通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以下方针:第一,在出版领域,建立使“印刷所及纸张的所有者——资本家不得成为舆论的专制制造者”的新制度;第二,接收私人印刷所和库存用纸,将其转归苏维埃所有。与此同时,决议明确宣布,接收印刷物资和印刷设备的目的在于“按照各政党及各团体的现实思想影响、即按其支持者的数目比例,利用技术上的印刷手段”。这意味着列宁以往关于充分实现出版自由的主张已由国家机关定为法律。在这里要注意:尽管承认每个政党和团体自愿发表意见的权利,并附有根据支持者数目按比例分配的一定条件,但在这些团体的出版物资分配上,并没有设置国家限制出版物思想内容等的标准。

人民委员会在1917年11月公布了《关于国家对广告实行垄断的布告》[40]。布告规定,国家对定期刊物、文集、海报等刊登的收费广告以及商店的广告牌等实行垄断。这种广告只得由工农政府及苏维埃的出版物刊载。并规定,如违反上述决定,出版物将被禁止发行,并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样,广告企业就被国家没收了。但即使在这种时候,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措施,向经营者支付必要的国家补偿、特别是全部偿付小经营者和股票持有人的投资。出版企业本身虽然尚未被没收,但出版资本却由于这一规定而丧失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1919年5月,苏维埃机关、文学和学术团体等所有出版事业被置于国立出版社的统一调整和管理之下。国立出版社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编辑局领导。其负责人和成员由人民委员会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推荐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编辑局制定并批准所有出版计划及预算,下设各编辑部门、出版(技术)部门和普及部门。编辑局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由上述三部门、各人民委员部代表、同出版有关的工会、学术团体、协会等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国立出版社会议。[41]出版事业就这样被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要注意的是,这个措施只是规定国家对出版事业的监督,丝毫没有涉及出版内容,在这些法令中没有对出版物的要求、限制及允许范围等做出规定。

应该说,由国家机关来统一管理出版事业和国家垄断广告业是与当时的特殊形势及苏维埃及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中的趋势分不开的。虽然列宁没有提出来,但是在正常的状态下人民的出版事业是不应由国家来干预的。比如在托派理论家曼德尔的设想中,各人民团体按支持比例和销量分配出版资源;广告自由刊登但其收入集中起来用于整个出版业;大众传媒事业的一般管理机构在本行业的记者、工人和技术人员中按比例由全民选举产生,当然,整个事业的总的经费要交给工人议会和经济会议来决定。

尽管出版事业和物资分配处于国家政权的管理之下,而且物资和劳动力十分匮乏,但列宁式的出版自由及发表意见的权利还是得到了相应的实现和保障。比如,各合法政党的机关刊物能够发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国立出版社的布告》(旧历1917年12月29日)中也能得知,民间团体及个人完全可以出版定期刊物和书籍,被认为有益的出版物还会获得国立出版社有条件提供的赞助金。

另外,还创立了协会出版制度。1921年12月12日人民委员会议做出了《关于私人出版社》的决定。决定同意以“作家协会”或作家、学者、画家同印刷、书刊业工人结合的形式建立“协会出版社”。1924年和1926年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的通告指出,这种作家协会的主要目的是出版会员自己的著作,并保证将作家协会的出版物纳入销售渠道。直到1929年,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仍指出国立出版社必须援助“所有作家,包括未加入任何组织的作家”,“我们乐于将任何希望利用我们的机关出版自己作品的无产阶级作家按排进我们的出版计划。”[42]

保障出版自由的例子在艺术活动领域看得更清楚。十月革命后,一些具有各种各样倾向的艺术团体组织起来,出版了独立的机关报和刊物。苏维埃政权所容许的自由范围是广泛的,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团体,标榜非政治、无党派立场的团体,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等——一句话,在后来的苏联被强力扼杀的那类艺术团体当时都能够自由结社、集会、出版刊物并发表作品。

现在再来看看当时对言论和出版自由进行限制的一些情况。前面提到,11月9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出版的公告》,追认革命军事委员会封禁报纸的行动为合法。“公告”在其前言部分举出了限制出版的理由,认为资产阶级的报道机关是资产阶级为了毒害和搞乱群众的头脑的强有力手段。尤其是在工农政权刚刚成立的决定性时刻,不能让这种危险不下于炸弹和机关枪的武器留在敌人手里。但同时,公告又申明了实行出版限制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指出,限制只是暂时性的。公告中这样写道:“随着新秩序的巩固,将停止对出版自由的一切行政处理。在这点上,跟据广泛、进步的法律,出版将享有只有法庭方可追究其责任的完全自由。”

第二条是关于限制措施本身的界限:“然而,即使是在危机时刻,出版自由也只允许存在于必不可少的范围内。”公告中明确规定禁止发行的对象仅限于以下三种出版物:

一、公开号召反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者;

二、通过明显地、诽谤性地歪曲事实,制造骚乱者;

三、鼓动进行明显的犯罪性、即触犯刑律行为的出版物。

在公告中还补充道:“对报道机关的暂时或永久性封闭”“只能根据人民委员会议的决定”执行,并反复声明,这个规定是“暂时性”的、“在社会生活的各种正常条件具备时将根据特别命令取消”。

为审判出版物造成的犯罪,1918年2月,人民委员会议又发布了《关于建立出版物革命法庭的公告》。公告规定,所谓利用出版物犯罪是指对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进行虚假的或歪曲的报道以及违反出版法,并对此规定了从课以罚款直至剥夺政治权利的八种处罚。[43]在这之后,面对随着和平谈判的破裂而出现的德军入侵,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社会主义在危急中》的公告,提出封禁一切“反对保卫革命的事业、支持德国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以及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军事进攻来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出版物”,同时宣称将动员这些出版物的编辑和撰稿人参加国防工作。同年12月,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建立了战时检查制度,对包含军事情报的所有印刷品和信件进行事先和事后的检查。[44]

只要看一看苏维埃政权限制出版的上述措施,就会发现出版限制的标准在实际上得到了有限和严格的应用。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通过后两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封禁报刊的声明中,除了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语言》和《俄罗斯意志》等以外,“一切报刊均可自由发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的多种报刊仍然可以出版发行。[45]再次确认只有反革命的报道机关才是查封的对象。早期的苏维埃政权绝不是简单地将任何反对执政党、反对政府批评政府的言论都看作是“反革命”的行为,只有反对苏维埃制度本身的实际行动才会被禁止。从奥克洛柯夫的《十月与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灭亡》(1970)一书中可以得知,1917年10月到1918年8月(旧历)全国至少有226种资产阶级报纸和235种小资产阶级(指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劳动派等)报纸合法发行。这些报纸虽然最终被封禁,但这同限制政党活动的情况类似,是因为各个团体的非法行为而造成的。所以各家报纸被封禁的日期也各不相同。[46]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看看孟什维克党报《永远前进》的情况。根据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这家报纸被禁止发行。中央委员会在当时的决议中指出,这家报纸在同年2月的某期上发表了《停止内战》的社论,告诉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苏维埃政府把许多物资、尤其是粮食都拿给红军做补给去了。所以,这家报纸要求苏维埃政府停止内战。决议认为,孟什维克进行这种煽动是企图让反革命军队来推翻苏维埃政权(想想当时刚建立余粮收集制农村中的情绪)。因而决定中止该报发行,“直到孟什维克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决心同高尔察克一刀两断并坚决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为止。”[47]可见,对该报进行封禁是作为孟什维克改变反对苏维埃的态度之前的暂时性措施。“全俄中央委员会允许对苏维埃政权一切方面工作的实际批评,并认为它是有益的。”

再看一看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这些报刊在1917—1920年间虽部分被查封,但仍有几种在继续发行。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都是短命的。特别是1920年后,其种类骤然减少。根据加涅夫的考证,在这些报刊中,多数不是由于从事反革命活动而遭到封禁,而是由于资金来源的困难“自然死亡”的。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是,印有全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全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徽章的出版物在1923到1924年间还能看到,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出版社“劳动之声”直到1925年还在经营出版事业。[48]

反革命势力的叛乱和帝国主义列强对苏联的干涉到1920年末停止了,苏维埃政府从1922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在这个时期,出版限制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加入了新的措施。1922年6月,人民委员会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了检查机关——中央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根据《中央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章程》,该局在州国民教育部建立了它的地方机构。这些检查机关的任务有以下四项:

一、对准备公开发表或颁布的所有印刷品(包括原稿、照片、图画)预先进行检查;

二、 批准出版;

三、开列禁止贩卖、分发的著作名单;

四、制定印刷机构、图书馆、所应遵守的规则;

这个章程还禁止以下五种出版物的刊载和颁布:

一、包含有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内容者;

二、泄露军事机密者;

三、伪造事实以煽动舆论者;

四、煽动民族主义及宗教狂热者;

五、包含黄色内容者。

但对此也作了例外规定,这就是,共产党及苏维埃机关的出版物,国立出版社的出版物以及科学院纪要(只作为军事检查对象)等免检。除此之外的出版物都需要得到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出版许可。接着,在1923年2月,人民委员会又进而在中央图书出版事业管理局设立了以检查戏剧、电影、音乐为工作内容的“演出委员会”。

1922年6月到8月,颁布了有关集会许可制、团体登记制的一系列法令。同年6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各种结社、团体召开大会和全国会议的手续以及这些组织的登记问题的法令》规定,第一、召开全国或地方规模的大会要分别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或州执行委员会的许可(工会除外);第二、所有团体,不论是学术团体还是宗教团体都应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登记,不承认并立即解散未经登记而成立的团体。关于大会召开的日期、地点、目的、日程、团体登记的名称、目的、组织以及新团体的规章、名册等都有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呈报的义务。

可以认为,这些措施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专政形式。在这点上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8月俄共(布)第12次全俄代表会议上做出的《关于反对苏维埃的各政党及各种势力》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一年间的形式变化,看到了反苏势力衰落的征兆,同时认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新的条件下,反苏势力改变了战术,利用“苏维埃的合法性”打进苏维埃机构,企图从内部改变苏维埃的性质。因此,代表会议呼吁要注意那种成为反苏势力温床的组织,尽最大努力使它们完全失去立足之地,保护并夺取出版物、学校、协会等“制高点”。由此可见,对出版、结社、集会采取的上述预先限制的措施是为了对付在新经济政策下苏维埃制度“合法地”垮台的危险。欧洲革命的失败和国内的困难使无产阶级群众消沉涣散,他们的政党也就看不到自信,决定牺牲自由来换取社会主义政权对新经济政策下各种潜在敌人的优势。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认为,在苏维埃的存亡面临考验的局势下,言论也是斗争,检查制度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与反革命势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作斗争的一种手段。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话精辟地表明了布党当时对各种限制自由的措施的看法:

“检查?多么可怕的字眼!对于我们,它的可怕不亚于大炮、刀枪、监狱,甚至国家。不管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的武器库,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可怕的。但是,我们却把作为消灭这一切的工具的刀枪、大炮、监狱以及我们的国家看作是神圣的东西。”

但是,由于要对所有出版物进行预先检查,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表现自由也就遭到了限制。固然,检查不一定直接意味着剥夺表现自由。但出版物发表的决定权由检查者主观意志决定的成分越大,人民的表现自由也就受到越大的威胁。因此,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保障人民的表现自由,另一方面又能收到镇压反革命的效果,检查不能允许主观随意性有其存身之处,必须有极其明确的标准,在非常恰当、严格的自我警惕的基础上进行。

在这个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的态度值得注意。他多次强调检查不得超过必要的范围,在《书刊的自由与革命》(1921年)一文中他警告道:

“有人说,‘必须全部消除言论自由等一类偏见!国家对著作的指导是符合我们共产主义制度的。出版检查不是过渡时期的可怕特征,而是有秩序、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生活所固有的。’等等。揭开这种人——这种人从上述看法中得出结论,把批评本身变成了一种检举,或变成了一种削艺术之足,以适幼稚的革命之履的行为——的画皮,原来是一些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杰尔治摩尔达(《钦差大臣》中的一名警察,声称为了治安而殴打无辜百姓)。要揭露那些哪怕是得到一点点权力也死抓住不放、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除了以此为乐别无所长的人。”

显然,这同日后的苏联共产党坚决贯彻出版检查制度、把它变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的行为是截然相反的。在这里,像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卢那察尔斯基意识到,真正的危险不是那些限制自由的措施会使自己变成罗伯斯庇尔,而是这些措施将在党内生出一批杰尔治摩尔达。他预见到在将来“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有变为警察政治、强权政治的危险”。尽量使限制自由变得有节制,是他用来防止这种危险的方法之一。在全俄艺术家第四次大会(1923年)上所作的题为《艺术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卢那察尔斯基谈到了在检查时必须具有有节制的、准确的判断能力:

“……在这个革命时期,我们还不能实行宣传鼓动上的绝对自由。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极其慎重和极其节制。必须熟悉艺术史和艺术上的偏向,必须了解我们的敌人……无论我们怎样把检查你作为是一种耻辱,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携带武器也是可怕的。但是怎么办好呢?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带着它。将来我们会用不着带武器,但是在今天还必须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做到‘大家都必须能够射击’。在这点上检查也是同样的武器。但是必须出色地使用它。对于一个个行人,不能仅仅由于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就用手枪向他射击。”

实际上,图书出版事业监督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相当慎重的态度。卢那察尔斯基在1927年发表的《苏维埃艺术展望》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肯定了在艺术家本人参加下对检查工作本身进行的多次检查以及对检查工作的过火行为进行调查的人员的工作,指出,这些工作“都为使讨厌的检查机关能够发挥作用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此外,检查的限制标准是很宽容的。只要加上序言和注释等“解毒剂”,连“敌对的”作品也可以发行。卢那察尔斯基在对出版工作者组织做的《我们在文学领域中的任务》的报告(1929年10月)中,在指出欧洲资产阶级艺术“充满病菌并传染给群众”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下主张:

“我认为甚至敌视我们的作品也可以发表。当然这要极其慎重,并同时在该书中加上最有力的解毒剂。需要让我们的读者了解一切,我们不必对之感到恐惧,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强大有力,以致可以利用这种本身有害的事物来推动通过文学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

最后介绍一个与此有关的插曲。1924年的第二届莫斯科艺术节要上演别列伊的戏剧《彼得堡》,但遭到检查机关禁止。卢那察尔斯基获悉此事后,取消了禁止上演的决定,允许上演这个戏剧。卢那察尔斯基本人对别列伊的戏剧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他认为在上演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比禁止上演要好。并亲自写了对这个戏剧的批评。[49]

专政形式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

以上介绍了早期的苏维埃政权对自由的一些限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对自由和民主的限制措施,是否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或必须的呢?是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所不可缺少的呢?

首先可以肯定,尽管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和西欧进行着流血的阶级斗争,列宁却仍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形式的多种可能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对这种可能形式有如下论述: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

这段话,是一般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多样性和可变性。那么,专政的具体形式是由什么因素规定的呢?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再次指出,“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备条件”是对作为阶级的剥削分子的“暴利镇压”,即破坏这个阶级的“自由平等”。列宁这样说道: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种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全部或大部),这是牵涉到某种资本主义和某些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

由此可见,列宁认为,专政的具体的、个别的形式是由各个民族的革命所面临的情况的特殊性决定的。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谈到了在亚洲的革命。他这样写道:

“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

在这点上,对现实的展望姑且不讲,就理论而言,列宁仍像在十月革命前那样,认为甚至存在着和平剥夺(或赎买)剥夺者的革命的可能性(1920年发表的《政论家的短评》)。

但是,在列宁看来,即使是同一个民族,专政的具体形式也是由历史演变过程的发展形势决定的。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的文章中,列宁指出,消灭阶级是一场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斗争。他说,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阶级斗争也不会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

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这个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他的形式有所改变,并且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成更为残酷更为独特的斗争。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当然它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些手段来进行这一斗争。”

在《论合作制》中,列宁谈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专政形式的全部性质的变化,指出,同以前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相反,现在的重心已经在转移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来了。

专政形式在专政发展过程中的可变性——这是应该确认的第二点。

从这些已经确认了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观点看,苏维埃政府所实际采取的限制自由、权利的具体措施带有怎样的意义呢?

前面已经提到,十月革命后剥削阶级的选举权被剥夺。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很大争议。卢森堡批评了这种做法,认为它将影响到中间阶层和无产阶级本身,进而威胁到社会主义民主。无差别的普选权,是作为巴黎公社三大原则的一部分提出的,列宁对自己的这一做法是如何看待的呢?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问题“是纯粹的俄国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某一国家中实行专政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它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及其发展的特殊道路”时产生的。列宁认为,“预先就担保”欧洲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全都会或大部分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是错误的。他预见,在经历了战争和俄国革命后,进行这种限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它对于实现专政却不是“必须的”,这种限制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备条件。”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也指出,“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想象”。他强调,苏维埃宪法并不是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的模范”,虽然镇压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并不是必要的。”

由此可以确认,在列宁看来,虽然剥夺选举权这种专政形式对于俄国的革命来说是必要的,但对于其他国家则不一定如此。事实上,东欧及亚洲各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就没有实施剥夺选举权的措施。

不仅如此,剥夺选举权这种专政形式也不是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早就预定下的措施。正如列宁自己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所说,分析十月革命前夕民主和专政的关系的《国家与革命》“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和口号也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列宁说,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产生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用列宁的话来说,使这一措施在苏维埃政权中得到加强的,是资产阶级对作为“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它包括全体人民)组织”的苏维埃的仇视和这种仇视的表现——公开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极其卑鄙无耻地不顾一切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只要回顾一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特别是在七月革命前提出的革命设想,就会清楚地知道,列宁的上述言论绝非妄言。

因此,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与历史条件的变化一同变化。列宁认为,在俄国共产党的纲领中特别有明确记载这一点的必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的“党纲政治部分补充”中,列宁说,为了防止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做不正确的概括”,必须向劳动群众说明下列事实:剥夺一部分公民选举权的措施只是针对剥削者,即针对那些违反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而采取的。因此,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限制的普遍选举权。”

选举权的问题是如此,那么,所谓出版限制的专政形式又是如何呢?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关于出版的公告》曾明确宣布,对报道机关的出版限制是暂时性的,随着新秩序的确立将予以废止。在《普列汉诺夫论恐怖》(1918年)一文中,列宁还这样写道:

“对于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

这表明,剥夺选举权、出版自由以及侵犯人身权利都是暂时性的专政措施。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实行的检查制度也是如此。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例如在《书刊的自由与革命》中,他写道,“革命对于有意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和由于误解、胆小、受他人挑动而参与反革命阴谋的愚昧分的知识分子和愚昧的农民取得的胜利越大”,“言论完全自由”的理想“就会越早地成为现实”。

因此,也绝不能用绝对的观点来看待早期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出版限制和检查制度这种对表现自由的限制。如果把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特殊形式的对阶级敌人的言论压制本身看作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具有历史性、过渡性的政策,那么不言而喻,随着造成对人民内部言论必加限制的各种因素的减少和消灭,这些限制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幅度被解除。不需要妨碍和限制任何人的言论权利,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在印刷品上发表并分发自己精神果实的那样一种自由(如果说它的实现还有困难,那也只是由于还不具备物质条件)在不远的将来应为苏维埃国家的人民所享有——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上述言论根据革命初期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展望到了这一前景。

最后来谈一谈除此以外对阶级敌人采取的最严厉的压制形式——即称为恐怖的、对生存自由的侵犯措施。在革命成功后,列宁还没有想到要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他在革命后第十天的一次讲演(11月17日)中这样说道: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逮捕人。是的,我们是在逮捕人,今天我们还逮捕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不希望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逮捕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保证以后不再怠工,我们就释放你。他们都照办了。”[50]

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列宁还不打算实行恐怖手段(只用拘留就能解决问题)。然而在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却剥夺了一部分阶级敌人的生存自由。但这同选举权问题一样,是在斗争过程中得到加强的。列宁在《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革命后,“谈不到”采用恐怖手段,苏维埃政府不仅释放了克伦斯基的许多部长,甚至释放了用战争进行挑衅的克拉斯诺夫。只是在剥削阶级展开了有系统的反抗后,苏维埃政权才开始对抗这一反抗,甚至采取恐怖手段。

因此,这种称为恐怖行为的镇压形式是暂时性的。1920年2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宁声明,在取得了对邓尼金的决定性胜利、占领了罗斯托夫后,废除死刑。同时,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所强加于我们的”,在刚刚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时,苏维埃政权就放弃了使用死刑,只要镇压剥削者的任务能够解决,“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他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承认上述措施,用“在俄国不准采用死刑”的方式解决镇压剥削者的问题。[51]

可见,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像恐怖行为(死刑)那样的镇压形式是由于特定情况才加强了的暂时的手段。

1919年的党纲进一步发展了列宁上述文章的内容。党纲明确指出,限制自由的这种暂时性不仅适用于限制选举权,也适用于其他专政形式: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坚决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同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顽固偏见进行思想斗争。同时,要明确指出,剥夺政治权利以及任何对自由的限制只有作为同剥削者维护和复辟其特权的企图进行斗争的暂时手段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一暂时手段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党要为减少乃至完全取消这些手段而努力。”

如上所述,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观察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具体形式是由各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历史的、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早期苏维埃政权实行的剥夺选举权,限制结社自由和表现自由、恐怖行为等侵犯人身自由的种种具体专政形式,不仅对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对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也仅仅是暂时性的措施。

创作自由和精神自由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在同克拉拉•蔡特金的谈话中这样论述苏维埃政权与创作活动的关系:

“每一个艺术家,所有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享有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不从属于任何人地从事创作的权利。当然,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放任混乱现象存在。我们应该对创作过程进行充分的、有计划的指导,以培育出创作成果。”

一方面,保证创作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对艺术创作过程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列宁的这一思想清楚地表现了早期苏维埃政府对创作活动的基本政策。确实象列宁指出的那样,革命带来了创作活动的空前繁荣。如从前文中了解到的那样,革命后,一些大大小小的文学团体自发地组织起来了,并拥有独立的机关刊物,各个文学团体多次地联合、分离,共同追求独立的创作活动。

我们来看一看作为教育人民委员而在出版事业、出版限制、教育指导、艺术活动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中处于最高负责人地位的卢那察尔斯基是如何认识言论自由的。1921年,国立出版社机关刊物《出版物与革命》在创刊号头条发表了他的论文《书刊自由与革命》。虽然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版检查是不可避免的,但作者同时也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创作自由是何等地重要。

革命政府在原则上必须保护创作个性的权利吗?卢那察尔斯基答道:“我要毫不犹豫地说,正是如此,必须如此。”他借用考茨基的公式说,与“生产的最严格的秩序和计划性”相比,“艺术领域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但这种“无政府”不是没有秩序,而是“没有权力、即没有要对灵感加以种种限制的衙门存在。”关于这个“没有权力”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1920年的《革命与艺术》一文中也曾有论述:“不言而喻,国家不打算把革命思想和自己的爱好强加给艺术家。这种强加只能产生革命艺术的赝品。因为,真正艺术的首要资质就是艺术家的真挚。然而,除强制外还有别的形式,这就是说服、鼓励和对新作家进行应有的教育。只有这一切方法才是必须运用于艺术的革命鼓动工作的方法。”同年,他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艺术革命(与科学革命一样)不能靠行政改革和政府命令来进行”。在关于戏剧演出问题的党的会议上,他指出:“艺术在任何时代都是自然开花的结果……在土壤给我们花朵之前,在光秃秃的树上绑纸花是白费力气。”[52]

当艺术上出现了一些偏向、出现了党或政府所不喜欢的倾向和现象时,党和政府将如何处理呢?卢那察尔斯基在《书刊自由与革命》一书中回答说,国家“不可能不特别喜爱并保护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艺术”,但国家“不要掐掉自己不喜欢、或者与自己的理想大不相同的花朵”。“国家在艺术领域应该是高度自由的。不要说什么‘某某艺术形式过时了’,过了时的艺术形式也应听其自然进步或死亡……国家也不要说什么‘某某艺术形式的方向出现了偏差’,一旦搞清楚站在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不是……打算欺骗公众的骗子,而是真正的、诚实的艺术家团体以后,就仍应该把纠正这种偏向、完全消除这种偏向的任务交给生活本身。”

列宁本人是不赞成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等等艺术流派的作品的。他在一些信中严厉批评了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作品,甚至想削减其发行量。但当卢那察尔斯基向列宁征求对未来派作品的意见时,他回答说自己一点也不懂,要听听卢那察尔斯基的看法。当时未来派在青年学生中十分流行,列宁在访问艺术高校时对大学生们表达了自己对未来派的看法,但同时承认自己是不久前才知道有这一流派,“应该同你们争论争论,不过我暂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我现在辩不过你们,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读的还不多,我一定要读一些……”。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列宁的这些话说明,他不是从自己对艺术产生的共鸣和反感中制造指导思想的,他对文化创作工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列宁同克拉拉•蔡特金这样谈到了创作过程中的“浪费”:“创造文化、普及文化的决心在我国是十分强烈的。应当承认,在这个过程中要做许多实验。与严肃的作品并存的,还有许许多多孩子气的、不成熟的、需要花费力量和资金的作品。但是,与大自然一样,在社会中,创作生命的浪费也是不可少的。”[53]

与列宁一样,卢那察尔斯基也是喜爱现实主义艺术的。但他从未打算把这种个人立场变为国家政策。他主张,对于现实主义与未来派等各种艺术流派的斗争,国家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中立”。在艺术问题上如果用“党的带有偶然性的多数表决方法”来确立“党的正确路线”,那将是一桩奇谈。[54]在《艺术与革命》一书中,他写道:“在对像艺术那样需要极大自由的事物进行的国家调整上掺进自己个人的好恶,不,不仅如此,甚至还掺进党的观念——没有比这种行为更有害的了。”他还谈到,如果在教育人民委员变更时出现对于种种艺术倾向的责难,那就会发生对艺术的“大屠杀”。“在存在着各种意见的情况下,不要把某个人民委员的爱好奉为律令。”

那么,在具体的措施方面,早期的苏维埃政府是如何对待艺术创作的自由这个问题的呢?这里试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了“文学部”(1919年12月),由它来调整文艺活动与国家的一切关系。它的任务是:第一,“利用现有文学力量,文学团体、文学社、俱乐部、文学小组对劳动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并为此目的对上述文学团体予以援助。”;第二,“发掘蕴藏在人民中的艺术才能,并促进它的世界革命精神的成长。”为了讨论文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原则、理论问题,文学部召开“文学会议”,邀请“按照文学部的基本任务展开活动的各个文学流派和文学组织的代表”参加。“文学部”由一个九人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了各个文学流派:常任主席,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副主席布留棱夫、勃洛克、巴尔托夏伊齐斯、高尔基、维•伊凡诺夫、谢拉菲诺维奇,另一人由无产阶级文化派推荐(原文如此,但这样只有八人)。“文学部”在1920年创办了文艺刊物《艺术语言》,宣布“向所有倾向和流派、为读者们所熟知的作家和创作上的后起之秀广泛提供版面”。各色流派的作家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无产阶级诗人”格拉西莫夫,象征派的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别列伊,新阿克梅派的阿达里斯、安托柯尔斯基、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巴斯捷尔纳克,印象派的叶赛宁、库希柯夫,新古典派的列奥尼多夫,不属于任何流派的阿舒金、伊里因等等。[55]

1925年6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的决议。虽然此时的党与革命后最初的几年相比较为严格地限制了自由,但在整个20年代,即党的意识形态尚未蜕变、斯大林尚未全面掌握权力、“列宁的气息”仍还存在的时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普通公民仍享有较为广泛的自由。苏联社会变成人们印象中的“铁板一块”是30年代才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份1925年的文件所反映出的精神与之后苏联的文艺路线相比,几乎有着天壤之别:

决议共十六条,它首先谈到了目前文化政策的历史背景:无产阶级和农民新文学等群众文化开始成长,他们必须在整个思想战线取得相应的地位,但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自己的艺术形式,还不可能回答有关艺术形式问题的明确答案;新经济政策使各种资产阶级倾向影响到文学创作,所以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停止,但它应“改变形式”,过渡到“和平的、组织者”的工作,应对农民进行改造、把知识分子吸引到革命一边、与资产阶级进行一定合作的同时又排斥他们。根据上述判断,应采取如下方针:

一,帮助无产阶级作家确立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无条件援助农民作家并使他们转移到无产阶级思想轨道上。(第九条)

二,对于“同路人作家”要采取有节制的、关怀备至的态度,向他们提供一切必需的条件以使他们尽快转到共产主义思想一边来。“党虽然要摒弃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分子(在今天为数很少),要与正在一部分‘路标转换派’的‘同路人作家’中形成的新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但对属于中间状态的各种思想却要采取宽容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以“使数量众多的这种思想形式逐渐趋于消灭”,这是“同志式”的合作过程。(第十条)

三,决议批判了某些无产阶级作家和党员的唯我独尊思想以及对建设无产阶级文学持怀疑态度的托洛茨基的文艺方针(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短暂的和紧张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无法创造出自己的文学)。“必须用一切手段来防止在他们(无产阶级作家)中出现最有害的现象——共产党员的唯我独尊思想……党把他们看作未来苏维埃文学的思想领袖,所以必须反对一切对文化遗产和艺术语言专家采取浅薄、轻蔑态度的现象。”“一方面反对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员的唯我独尊——这应该是党的口号。”(第十一条)

四,阐明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进行批评。批评是“党所拥有的主要教育手段之一”,共产主义的批评应“一步也不从无产阶级思想上后退,揭示各种文学作品的客观的阶级意义,揭露‘路标转换派’的自由主义等”,同时要对能够以及将要同无产阶级一道前进的所有文学阶层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节制、慎重和宽容,“要摒弃自己在文坛上发号施令的作风,批评只有在依靠自己思想上的优越性的情况下,才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必须反击自己队伍中的一切蹩脚文学和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自己提出的口号就是学习。”(第十二条)

五,决议声明,党决不把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或团体定为“官方特许”的。“全党虽然要正确地辨别文学上各流派的社会阶级内容,但却决不以推崇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种倾向的做法来束缚自己……可以预见,所有事物几乎都会顺应时代创造出自己的风格,但这是靠别的方法创造的。在我国文化发展的现阶段,任何企图把党束缚在这一方面的尝试,都必须排除”。(第十三条)

六,再次肯定了以往实行的文学各流派、各团体自由竞争的路线,拒绝了某些团体提出的垄断出版事业的要求。“党应该主张各种团体和流派在他们施展才干的领域里自由竞争,其他一切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会成为机关式、官僚式的假解决……党虽然要给无产阶级文学、农民无产阶级文学以物质上、精神上的援助,要援助‘同路人作家’等,但却不能承认哪个团体、即便是在思想内容上最无产阶级化的团体拥有垄断权。因为这样做意味着首先毁灭无产阶级文学。”(第十四条)

七,禁止对文学问题进行行政干涉。“党必须运用一切手段来杜绝自己对文学问题进行任意的、无能的行政干涉的尝试。为了保证党对我国文学真正正确的、有利有节的领导,必须安排适当的人选掌管与出版问题有关的机关。”(第十五条)

最后,决议阐明党的态度:“需要创造真正以群众性的读者、工人和农民的读者为对象的文学。需要更大胆、更坚决地同文学上的贵族老爷式的偏见一刀两断,需要利用古老技巧上的所有技术成就,创造出能为千百万人所理解的应有形式。从解决了这个伟大任务的时候起,苏维埃文学才能完成自己的文化、历史使命。”(第十六条)

这个决议显然是要尽可能地保证精神活动的自由(虽然在检查制度下这只是相对的东西)。可以肯定,这里所谓“党的领导”,既不是要强加给创作活动以具体的处方,也不是要钦定文学上的一些倾向、流派和形式。这同日后的苏联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唯一的艺术方法,并由党确定其方针的情况相比是有显著不同的。对文学的批评和要求也不是依靠行政管理的方法,不是站在不允许思想“和平共处”的立场上用强力排斥某种思想,而是在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在藏原惟人所说的“思想并存”中,依靠批评本身、依靠在思想斗争中证实自己思想的优越性来争取思想斗争的胜利。

1928年共产党中央召开了“关于宣传、鼓动、文化建设问题的苏维埃联盟会议”,把各个文化领域思想斗争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尽管经过激烈的党内派别斗争之后很多重要的党员都已被开除,尽管整个决议强调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进一步激化”,号召进一步对阶级敌人采取决定性的攻势,但还是再次肯定了1925年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精神。决议指出,只能在对作家、艺术组织“加强党的影响”、“加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批评”的条件下实行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主要任务,排除了“领导上的命令因素”的必要性。[56]

但是这个精神活动自由竞争的方针在后来的苏联并没有被正确理解。苏联官方编写的党史在叙述1925年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时竟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57]。而谈到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也大多做了曲解,如有人说决议提倡的自由竞争只关系到形式,根本不涉及思想内容;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自由放任的资产阶级文学,用谴责布哈林的办法来含沙射影。其实只要读一读决议的第十四条就可以一目了然,自由竞争并没有限定在形式方面;第十二条对“批评”的阐述也把着眼点放在了在精神活动的自由竞争中获取胜利上。为了使自己对精神活动的限制名正言顺,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竟有意歪曲“革命先辈”的历史文件。

共产党对创作活动的“指导”,其最初的著名事例之一便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在两次革命之间成立的文化、艺术和教育组织。它的支部遍布全国,在1917—1920年间约有近一千四百个组织,四十万成员,并发行了多达十五种杂志,在革命后的文化团体中规模最大。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布尔什维克早期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的波格丹诺夫。他在革命低潮时期退出政治活动,专心研究“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只有在铲除一切旧的阶级社会的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所以要把旧的文化像旧政权那样摧毁掉。

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对这种错误的极端思潮十分担心,在演说和文章当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同他们论战(如《青年团的任务》、《再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苏维埃的文化工作》等)。无产阶级文化派也针锋相对,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撰文反驳。列宁等人的解释和批评起初并没有起到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在1919—1920年间达到最盛。于是,列宁在1920秋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写了一份批评协会当前政策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表决,接着俄共中央委员会也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公开信。这两项举措在协会会员中引起了较大影响,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几名领导人亲自去找列宁辩解。列宁反复同他们辩论,协会中央终于做出了一些妥协,改选了协会的领导机构(部分会员因此退出表示抗议),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

一些地方党组织也很不喜欢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中央委员会的信发表后,他们开始刁难和排挤协会,甚至想干脆取消它。政治局在发现这一情况后专门做出决定,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对协会的工作“给予最大的重视”,“反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指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主张)”应在思想领域进行。1922年,苏俄又一次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论战,《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了双方的论战文章。列宁在论战中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雅科夫列夫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这次论战也没有任何总结性的文章,因为虽然广大党员和群众已在旁观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辩论的双方谁都没有被说服,依靠行政的或学术的权威来进行“总结”,私自下定论,显然是荒谬的。经过一次次的思想论争,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逐渐被学者和群众抛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规模也大幅减小,慢慢走向了衰亡。

可见,列宁等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指导”是以论战、批评等方式进行的,即使是1920年间导致协会领导层改选的一系列动作,也是以提交协会自己的代表大会表决的普通议案、致协会的公开信以及同协会领导人说服、商谈的方法做出的,并没有行政干涉的性质。俄共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仅仅是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虽然决议主张把协会的教育职能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但这其实是要解决革命后两种群众文化教育机构并存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最初是作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的机构出现的,1918年才改变其主要目的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对于协会的创作自由,决议反而加强了维护的力度,反复强调协会“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完全自治”,“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只是在对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方面保持领导作用”,向他们保证绝不进行“琐细的监护”。

另一个例子是“在岗位上”派等排挤非共产主义作家的问题。1922年7月,政治局设立了以雅各武莱夫为主席的“组织作家、诗人加入独立团体的委员会”。六种作家被批准加入委员会:革命初期入党的老作家;无产阶级作家(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文化协会);未来派;印象派(叶赛宁等);“塞拉比翁兄弟”;政治上处于动摇状态的有才能的年轻作家(阿•托尔斯泰等)[58]。但是,当时的文学运动中有一些人反对非共产主义文学的存在。“在岗位上”派以大型文学团体“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拉普)”的机关刊物《在岗位上》为基地,攻击基比乌斯、浦宁、阿赫玛托娃等作家的作品是“阶级敌人的小分队”,“塞拉比翁兄弟”等则是用哈哈镜来描写革命;在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文学团体“铁匠”则给象征派、未来派、印象派、“塞拉比翁兄弟”等统统扣上了反无产阶级的帽子。一些持类似激进观点的文学团体结成联盟,宣布要“与出版企业和出版机关进行有组织的交涉,……消除这些机构中反动的、伪同路人团体的压倒性影响,并以此作为自己加入出版企业和出版机关的条件”,试图迫使苏维埃和党修改以往的文艺政策。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和广泛向各个流派提供版面的杂志遭到了他们的猛烈攻击。

争吵愈演愈烈,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决定于1924年5月召开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会议,邀请比较重要的文学团体参加。《红色处女地》的沃伦斯基和《在岗位上》的巴尔琴在会上分别作了立场截然相反的报告。沃伦斯基指出只有保障艺术活动的完全自由才是党的历来方针;巴尔琴则主张目前文学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所以只应当依靠“在文学界起着布尔什维克党团作用”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经过激烈的论战,会议的决议再次肯定了党以艺术活动自由、依靠批评来批判偏向的历来方针,拒绝了“在岗位上”派的政策。当然,这个只在党内才能起作用的决议是无法有效阻止激进思潮在文学界的蔓延的。1925年1月,由“拉普”组织的“无产阶级作家会议”开幕,整个会议都处于“在岗位上”等激进派的影响之下。尽管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在会上作报告抨击了他们的错误思想,但大会的决议仍然贯穿着“在岗位上”派的主张。直到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的决议发表,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路线。联盟发生了分裂,并在临时大会上通过了《反对“左倾”清算主义》的决议决定改变政策。但事实上,他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尽管联盟中的激进派已被开除出去。随后的几年,极端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宗派主义在这个团体中越来越变本加厉。就像“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例子一样,即使党的权威也无法完全改变一个文学团体的思想倾向。

1929年,这个极端团体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在所有的反对派都遭到致命的打击之后,党开始把所有的作家也组织起来,集中在“拉普”的名下。在那几年,当斯大林终于击垮了所有的政敌的时候,不仅是文学界,其他领域内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得到了党的大力支持。但是在1932年情况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极端思潮受到清洗,为了维护统治权威,党开始变得保守起来。曾经受到大力赞扬的“拉普”被解散,最左的文学团体之一变成了“右倾”、“腐朽的自由主义”,并被指责破坏文学界团结,顺便为之前几年文学界的萧条做替罪羊。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的苏联作家协会,党确实不需要“文学界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它自己将亲自扮演这一角色。曾于二十年代盛行的文艺创新和实验遭到彻底的冷落,所有作品将只能有一种形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最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卢那察尔斯基批评“在岗位上”派极端思想的一些言论。尽管它们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于1929年被解除国民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另一个苏维埃和它的文学政策:

“问题是,按照党的配方塑造出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农民,是办不到的事。小说家拿出了一些现实生活典型的临摹像,有人叫了起来,不,不像!什么地方不像呢?那个人不像事先画好的图式。在文学问题上的这种态度于文学有百弊而无一利……我再重复一遍:艺术家必须绝对忠于真实。”

“在艺术家认为自己采取了完全客观的、艺术家式的客观态度时,有时他反而会受到歪曲现实等等责难。在险恶的社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要完全避免这些责难是不可能的……但是,领导机关,我们的政府本身却要以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对艺术家诚实工作的干涉,要用一切形式保护艺术家。”

“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领域必须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如果他是共产主义者,就尤其应当如此。即使有时让艺术家滥用自由也没有关系,这没什么了不起。这总比缺少自由要强。”

“在我们看来,除磨练技巧以外别无其他目的的艺术也不能说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任何应该表现的东西……他也能表现他认为是有价值的语言和色彩。”“不大有意义、不大有价值、但形式却极有魅力的艺术——这就是大众艺术。艺术家有时会有意识地丢掉思想方面的所有分量,去创造形式富有魅力的娱乐……我们如果要消灭这类作品,那会是很可笑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至上的道路。”(某官方文章评论“拉普”: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原则,反对各种非政治倾向)

“我们不能不理睬他们(同路人作家)。有时我们甚至不能不理睬那种只教给我们一些讨厌事情的反动作家。为什么?因为甚至反动作家有时也能提供了不起的艺术素材,能够出色地反映群众。同路人作家就更是如此了。那么怎么办好呢?应该禁止吗?应该压制吗?当然不能!这样的作品也应该出版,但同时必须用我们的批评,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使其有害的倾向没有市场。”[59]

党性”的问题与党内表现自由

列宁之后的苏联等国,党的领袖在限制人民精神活动时搬出的绝对原理就是列宁的“党性”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一切文化活动都应当成为“螺丝钉”,不容得有半点偏差。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如前所述,早期的苏维埃政权是从未曾以“党性”的名义来干涉作家的自由的。关于这个“党性”原则最重要的、也几乎是唯一能引为典据的文献,就是列宁写于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一文。我们来看看列宁在文中如何论述“党性”:

“书刊应当成为党的书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书刊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书刊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著述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没有党性的著作家!打倒超人的著作家!著述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著述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乍看上去,这似乎确实是在对作家和著述事业的活动做出限制。但是要正确理解这段话,至少要搞清楚三个问题:这里“党的书刊”中“党的”二字意味着什么?“党的”著述事业是对谁提出的要求?这里“著述事业”、“著作家”指的是什么样的范畴?对于这些问题,后来的苏联的理论家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党性”主张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是一定的世界观的表现。其根据就是列宁在这篇文章结尾热情地阐述“自由的书刊”性质的那一段,即列宁指出只有为“国家的精华”“劳动者”服务的“书刊”才会成为“自由的书刊”的那一部分。这样来认识“党性”的概念,那么它所要求的人理所当然地只限于党内的著作家。另一种观点认为“党性”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味着对党的政治书刊的要求,即对以党的名义发言的著作家的要求;第二种意义则要求著述活动、著作家公开地与无产阶级事业结合起来。也有人指出,所谓“党性”就是党的书刊服从党组织的监督。但这些理论家往往被其他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要正确理解这里“党性”的概念,首先要弄清楚,列宁是出于什么动机和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撰写《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的。首先了解创作的动机和背景,这对正确理解一篇政治性的文章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列宁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所说,他撰写此文的目的与党的改组有关。几乎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论党的改组》一文也发表在《新生活报》上。当时1905年的革命刚刚结束,沙皇迫于压力许诺给人民言论、集会和结社等的自由。虽然还不是真的自由,但与以前相比限制已有所放宽,出版、集会、结社等开始有了一些保障。在这个新条件下,党的报刊表现出公开的党性与秘密的“合法性”的不自然的结合,甚至“合法的”书刊也有可能成为党的书刊了。为了适应这些新情况,党必须进行改组,重新安排工作。于是列宁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1905年)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书刊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接着,他从“书刊应当成为党的书刊”这句话开始,阐述了前面所引用的段落。可见,为适应可能出现的一定的合法出版的新局面而对党的书刊以及著述事业进行新的调整、改组,就是列宁撰写此文的目的。

那么在这个新条件下,应该怎样调整党的著述事业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正是撰写此文的背景,也牵扯到了当时仍在进行的布、孟两派关于组织问题的争吵。孟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松散的党,所以他们没有对党的著作家和党员的著述活动提出任何特别的要求。也就是说,孟什维克的著作家的著述活动是不受党的监督的。列宁反对这种做法。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发表前几个月写的《倒退的第三步》中谈到了党的著述事业的问题,并对孟什维克最近通过的章程中没有提到党的机关刊物和党的书刊十分不满。他指出,这是使著作家处在党外甚或凌驾于党之上,这是认为党就是党,著作家就是著作家,“把孟什维克的组织稍加形象化就是:这是一些不负责任和‘独立的’、不可缺少和不能更替的‘党的著作家’的集合体。”列宁主张:“革命越是临近……无产阶级政党就要越加严格地遵守‘党的著作家’必须对党负责,必须服从党的原则。”他在同一时期写的《“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的序言》中更加具体地阐述了上述观点。文中举出的同孟什维克合并的原则之一就是:“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组织,凡是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

这样看来,《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其实是当时围绕组织问题和党刊问题的一系列争论的一部分,是针对社会民主工党所面临的、围绕着革命内部运动的这种组织原则和著述事业的情况以及新的政治形势而写的文章。在这个命题下,这里的“党性”其实是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主张,它意味着党的著作家、著述事业和书刊要接受党的监督。它所要求的对象,当然也就是党的或打算加入党的著作家。列宁要打倒的“没有党性的著作家”、“超人的著作家”,不是没有按照上面的喜好写文章的著作家,而是虽属于党,却不接受党的监督的孟什维克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著作家们。考察一下列宁撰写此文的背景和目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那么,这里受到党的监督的书刊,与哪些精神领域有关呢?是不是要求文学艺术的书刊也要遵守党性?是不是要党员无论写什么都要遵循一定形式的“八股”?苏联的理论家们认为,这里的“书刊”不仅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有人主张,列宁直接把“党性”概念应用在艺术上,并将其作为一个公式。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根据来证明自己的解释。

这个问题,首先与语义有关。俄文“书刊”的原词Лнтература有三个意思:著作物的总称;学术的文献;或艺术形式的文学,但在指这个意思时要加上“艺术的”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来修饰。列宁在文章中并没有用过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因此将其理解为特指的“文学”是不对的。进一步的理解,应该联系上下文,看看列宁在文中主张“书刊”和“著述事业”应该有党性的时候,其主张具体有什么内容:

“……著述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著作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请示汇报。”

“工作吧,同志们!……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书刊应当成为党的书刊。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情况,使他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

这些具体的主张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文学、艺术这些东西,“书刊”和“著述事业”的党性要求显然是作为党的宣传活动的一环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列宁在这里指的主要是政治书刊,就像卢那察尔斯基所指出的那样。

可见,列宁所说的“党性”完全是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概念,与党外人士或文学艺术是没有关系的。从一篇争论组织原则的文章中挑出字句,“悟”出世界观的主张,“发展”出艺术的指导思想,未免有些荒谬了。不顾原作者的意图和环境背景、断章取义,甚至修改原文来曲解作者的思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等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止一次使用过这种手段。

不过仍然有一个问题:如果“党性”是约束党员和党内的政治书刊,是不是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党员的言论自由,要他们严格遵守思想的统一呢?

首先,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当然要有严格的纪律。正如列宁所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但每个自由的团体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团体的招牌来鼓吹反对这个团体的人。在不反党的范围内,在党的纪律的范围内,党员的言论自由是不受限制的。列宁在提出“党性”要求的同时也论述了精神活动自由的绝对必要:

“无可争论,著述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需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著述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60]虽然在这些话之后列宁再次强调了著述事业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但这并没有否定前面保障个人自由的论述。在1904年的《我们争取什么?(告全党书)》一文中,列宁强调要保障少数派的“舌头自由”,“必须作出最广泛的保证,让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三大和四大的决议采纳了列宁的这一精神。顺便一提,当时列宁提到的少数派,正是作为敌人的孟什维克派。既充分保障个人著述事业的自由,又使著述事业与党的事业结合起来,接受党的监督,这就是列宁的思想。

那么,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党员才能享有这种自由呢?这就牵涉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言论民主,行动集中。现在一提到民主集中,往往引用“四个服从”或斯大林概括的条文:各级机关选举产生、定期汇报工作,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绝对服从上级机关。但这都是经过诸多“演绎”而成的“民主集中”。我们回到民主集中制最初被确定的时候——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看看它的原意是怎样的:

“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工作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61]

概括起来,这三句话阐述了五点精神:广泛的选举制,选举产生的中央机构拥有全权,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广泛的公开性,报告工作制度。后来的“民主集中”和这个条文相比,少了“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和“公开性”,增加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纪律。可以说,这是淡化了监督并加强了中央机构的权力和权威。比起条文上的变化,党组织在实际中的巨变是要大得多的。后来的苏共,要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中央和领袖的精神是容不得半点怀疑的。党内的讨论也并不自由,不但多数通过的决议不能批评,连上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后的代表大会也是不能继续争论的,还经常打压持有异议的同志。而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讨论是十分自由的,会议上可以发表各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然后由表决决定采纳哪一种。已经形成的决议也可以继续批评。列宁本人就曾多次居于少数地位,正是党对少数派权力的充分保障,才使他可以通过辩论和说服争取党员,获得多数的支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党内民主,布尔什维克将会犯多少错误。不但如此,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甚至可以在党内组成派别,派别的自由在当时也是允许的。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一个派别,它的内部又先后出现召回派、“左翼共产主义者”、十人纲领派(列宁本人亲自参加的派别)等。虽然党的十大迫于形势做出决议禁止派别活动,但这只是禁止派别组织和派别的纪律,按不同的纲领选举代表仍然是允许的。下级组织和上级组织的关系,也不像后来规定的那么绝对。虽然一般来讲下级组织当然是要服从上级的,但本着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原则,下级组织仍然可以对上级的决议提出异议。比如1918年俄共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莫斯科的党组织竟通过了不信任中央的决议案,并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而列宁认为“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列宁已逝世的1925年,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也曾通过拒绝服从十四大决议的决议。

所以,“党性”和党对著述事业的监督在当时并没有影响党内的民主气氛。不过,作为受到党的纪律约束的党员,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民主的批评自由不能破坏集中的行动一致。在社会民主工党的四大上,布尔什维克成了少数派。列宁起草了告全党书号召大家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公开、广泛和自由的思想斗争”不能破坏社会民主工党行动的统一。怎样才算“破坏行动的统一”呢?孟什维克占多数的中央曾通过一项关于批判大会决定的许可范围的决议,规定:

一、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在党的刊物和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个人意见和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

二、党员不得在广泛的群众性政治集会上进行违反代表大会决定的宣传鼓动工作;

三、在这种会议上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也不得提出与代表大会的决定不一致的决议案。[62]

列宁认为这个决议对批评自由作了过于狭窄的错误规定,他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中提出了正确的批评自由的许可范围:

一、在党的纲领所规定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完全可以针对大会的决定,这种批评不但在党的出版物和党的会议上完全自由,在广泛的集会上也是完全自由的。

二、但是,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统一的号召,不要说在广泛的集会上,就是在党的会议和刊物上也是不容许发表的。

所谓的行动一致,只有在起作用的行动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的时期才是不容许批评的。列宁在上文中举了参加杜马选举的例子:在选举时,抵制选举的号召和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都是不允许的;但在“选举的日期还没有确定”时,党员可以在任何场合对参加选举的决定提出批评。又如党关于“市有制”的行动,由于其实践还是将来的事,所以可以不必顾虑破坏行动而自由地批评。关于武装起义的行动,在战斗期间要无条件禁止任何批评,但“在还没有号召采取行动以前,可以进行最广泛和自由的讨论”。[63]在十月革命前夕,党内就曾对起义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都是允许的,在多次会议通过起义的决议之后列宁和加米涅夫仍在进行辩论;但加米涅夫在起义即将开始的当口在党外报纸上撰文声称反对起义,暴露了党的意图,这就严重破坏了党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了。列宁当即要求将他开除出党,但是没有获得通过。即便如此,加米涅夫的政治前途也没有因为一时的错误而受到影响。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还被选为国家元首——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6年宪法与苏维埃的蜕变

从单纯抽象的“民主、自由”的角度来看,早期的苏维埃在保障自由这一方面当然是做得不够的。本人和原作者滕井也不会打算从抽象的自由的角度为列宁时代辩护——革命是不能只从“自由”一个方面来考察的,革命的手段不仅要遵守理想和原则,更多地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抗的束缚。本文所列举的材料不是阐述那种绝对的自由,而是为了向大家展示一个不同的苏联,它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苏联是不一样的。这个苏联才是反映俄国革命本来面目的苏联。革命的时代不会保障自由,并不是说它将,或它想摧毁自由。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共产党……它们绝不是专制的代名词:无产阶级“专政”意即无产阶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三大原则组织起来的苏维埃,正如上文所说,比资产阶级的议会要更为民主;而共产党,也完全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当俄共最终取缔所有反对党的时候,一名孟什维克记者提醒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说,你们曾保证绝不压制反对派——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最初在苏维埃获得多数时决定按比例选举主席团而许下的诺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掌权时从未像这样尊重过少数派的权利——这名领导人若有所思地回答说,“那些日子是美好的日子”。坐在苏维埃会议的大厅里投票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的布尔什维克们从没想过几年之后这里将只剩下自己一个政党。然而美好的日子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民主的苏维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这里并不打算详细回答这一复杂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庸俗的推论和猜测,有必要做一些简要的说明。

官僚的产生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贫困。虽然物质的匮乏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不代表贫乏的俄国不能产生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甚或根本不应该有社会主义革命之类。资本主义的经济早已将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落后国家发生的革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的集中反映。它其实是世界范围大革命的第一枪,是发达国家的革命的前哨。一旦得到发达国家革命的支援,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克服自身条件不足的缺陷。布尔什维克党一直是根据这一理论而把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失败”,列宁在革命后多次重复过类似观点。然而,别国的革命纷纷失败了,俄国的革命政权却生存了下来。这个生存的代价是:战争中数百万最有觉悟的工人的牺牲,整个无产阶级陷入消沉,还有不得不实行的集中制。经过数年战争的牺牲,世界革命的破灭,以及物质匮乏,政治自由的限制,旧的不良习惯等等的消耗,俄国工人已经疲倦了,他们失去了政治热情。对于官僚的兴起,他们只是站在一旁默默观望。这时,即使全面恢复民主也是无济于事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行动的力量,而官僚则已初步成长为掌控社会的利益集团。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权的制度和领导人的作风,也都成了相对次要的问题,绝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虽然本文几乎把斯大林当成反面人物来描写,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应该背上葬送共运前途的官僚恶魔的全部罪名。毕生都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托派学者曼德尔说过:“如果谁向1920年的斯大林证明他将摧毁整个共运,这个正直的尽管有很多缺点的革命者将会立刻自杀。”“他们的行动是无意识的”,斯大林们的出现,归根结底正是源于无产阶级自己在世界范围的失败。日后的托洛茨基在反思当年取消民主的错误时说:“取缔其余的苏维埃政党,……这绝不是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而来的,而是在一个四面八方为敌人所包围的落后贫瘠的国家里保卫专政的措施。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清楚,这一措施(以后还加上取缔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小派别)预告了极大的危险。然而,危险的根源不在于学说或策略,而在于专政在物质上的薄弱,在于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困难。革命即使仅仅在德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其它苏维埃政党的必要性就会立即消失。”卢森堡在批评了俄国革命的“专制”之后也指出:“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归根到底要由国际无产阶级来承担责任,尤其要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空前顽固的卑劣行径。……但愿他们(德国无产阶级)至少在最后关头挽救俄国革命……”[64]然而,德国工人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俄国革命。虽然俄国的革命到底活了下来,但这个活下来的苏维埃俄国,已经不是它原来的面目了。

存活下来的革命政权的蜕变史,同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配合官僚的统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实际回归了保守主义,追求服从权威、等级制度和保持稳定。早就被抛弃的国际主义也让位于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详细地讲出整个过程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我们仅通过斯大林时期最重要的宪法——《1936年宪法》,来展示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部分。

1936年宪法是继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之后的第三部宪法。与前两部宪法最大的不同是,这部宪法宣布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实现,从而对社会生活作出了新的规定。首先在选举权方面,剥削阶级的选举权不再被限制,除了精神病患者和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之外,一切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旧宪法中承诺保障自由的范围也从劳动者扩大到了全体公民。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者、富农、商人等都被消灭,只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以没有理由继续维持政治权利的不平等。

将区分阶级差别的选举权改为平等的普选权当然是好的,但问题在于这么做的理由:社会主义真的已经在苏联建成了吗?按照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理论,没有世界革命,俄国是不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虽然三十年代的苏联已经建立了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社会主义决不仅仅是公有制这么简单,它还有另一个条件:国家,即统治机器的消亡。国家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存在的,是篡取社会权力的“寄生赘瘤”,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最终消灭一切国家。虽然在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还要利用国家权力,但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了,它不但不再需要像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强力的镇压,而且“不得不立即开始消亡”。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行动,就是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1936年的苏联,按照官方的说法,“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已经完全胜利”,阶级也已经消灭,那么国家机器为什么还要保留呢?这个国家不但没有半点要消亡的意思,它的镇压机器和官僚系统反而越来越强大了。如果以阶级消灭为理由推行无差别的普选权,那么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的存在,也是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苏联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正是对“已经实现社会主义”和1936年宪法最大的否定。

斯大林对此当然有着自己的解释,如“国家的继续存在是为了国防的需要”,按此说法甚至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威胁苏联安全的资本主义环境仍然存在,国家就仍是必要的。这完全把国家的职能混淆了,苏联真正的问题不是对外的红军而是对内的庞大的官僚和特务机关。不管斯大林自己怎么说,苏联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是明显地加强了的。1937年3月,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阶级斗争激化论”:“我们的进展越大,胜利越多,被击溃了的阶级敌人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做最后的挣扎。”也就是说,国家机器的保留仍然是必要的。这种论述同1936年宪法以及他本人此前的说法明显是矛盾的。在这之前,斯大林一直强调阶级已经消灭,社会矛盾已经缓和,从而“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并没有提到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危险。那么这种危险真正存在吗?我们知道,在做出这个论断之后,斯大林就发动了一系列清洗,清除了党内外的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似乎确实是有“残余的敌对分子”在负隅顽抗。不过今天大家都已经清楚,当年的清洗绝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很多人后来都被恢复了名誉。更重要的是连斯大林自己似乎也对“残余分子”的问题含糊不清,他在1939年3月十八大的报告中再次重复了自己在1936年时的看法:苏联已不再存在敌对阶级,苏维埃社会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已经实现。如果说大多数党的高层领导和70%的中央委员,包括1936年宪法的两名制定者,布哈林和拉狄克,都是“反革命分子”,那么可想而知,残余的剥削阶级的力量是多么强大,造成这种现象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因素又是多么反常。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心安理得地宣称“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已经实现吗?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剥削阶级是否真的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呢?斯大林并没有解释这个矛盾,他搬起大清洗的石头砸了1936年宪法的脚。

其实,苏联的“阶级消灭”完全是靠镇压小生产者等手段强行实现的。即使真的有一部分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存在,也不需要用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来镇压。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一件很容易、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不需要像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那样庞大的国家机器。更不用说,苏联要对付的只是几个“残余分子”。如果这些残余分子,或是“新滋生出的阶级”等等其他的什么,令你不得不保留一个国家,就证明这仍然还不是社会主义。

经过多次讨论,苏维埃的选举制度也进行了更改。之前的苏维埃选举是按工作单位划分选区,并进行公开投票。最基层的市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直接选举,其他各级苏维埃间接选举产生(并非类似我国的逐级选举,如市苏维埃可以直接选举全俄苏维埃)。1936年宪法决定采取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方式,并将以往按工作单位选举的方法改为按居民区选举。可以说,早期苏维埃的一些选举制度,是与当时的具体条件有关的。如限制剥削阶级的选举权和公开投票,都是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的做法。正如前文所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的,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形式。不过1936年宪法对选举制度的修改并不合适。取消按生产单位划分选区改为按居住区划分选区,会减弱选民对于代表的监督作用,使劳动者的监督更为困难。而改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表面上看来更民主了些,但却忽略了苏维埃实行间接选举的本质和目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后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政权。这种政权组织把大量的自治权力下放到基层的公社,中央政府只保留“为数不多但却很重要的职能”,以至于很多人攻击马克思要恢复古代的城邦式公社。间接选举的中央机构正是配合这种制度的。在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年代它使劳动人民能够迅速地派遣和召回自己在中央的代表。当然,直接选举也许更好,早期的苏维埃也确实没有做到那种“权力下放”,但是更重要的是公社制度的本质:取代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凭暴力自居为民族统一者的国家,把自我管理的权力还给社会,并自下而上重新组织起民族的统一。1936年的苏联虽然有一个直选产生的中央政府,可这个中央政府的集权却大大加强了。不但国家没有削弱,地方的自治权利也被中央政府夺去了。这丝毫没有起到还权力于社会的作用,而是以表面上的改变掩盖了本质的恶化。

事实上,即使是那些确实扩大了民主权利的新规定也没有得到实际的执行。众所周知,1936年的苏联已经没有民主可言了,不管那部拥有最民主的条文(它确实是当时最民主的)的宪法如何写。这部宪法延续之前的做法许诺在物质上保障言论、结社等自由,比资产阶级的宪法要进步得多;但实际执行起来却连资产阶级宪法中的形式上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为了巩固已是既成事实的一党制,结社自由当然是不被允许的。不过这一点还不能光明正大地说出来,于是1936年宪法在规定结社自由时用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这一条文最终成了共产党绝对领导权的法律基础:

“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发展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独立活动,促进群众政治积极性,宪法保证苏联公民享有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工会,协会,青年组织,体育与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学术团体——的权利。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层的队伍中最积极、最觉悟的公民结合为劳动者为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先锋队,所有劳动者组织——社会组织及国家组织的领导核心苏联共产党(布)。”[65]

与前两部宪法不同的是,结社自由的条文中加入了共产党是“领导核心”的明文规定。在关于结社自由的条款中加入这一规定使得该款的内容含混不清,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是规定公民有组成共产党的权力吗?或是规定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权?还是别的什么?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包括斯大林自己,都把它解释为规定了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权,并把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共产党继承并完善了官僚专制的体制。赫鲁晓夫以“反对残暴的斯大林”的英雄自居,并创造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且不说这两种理论的名字就是矛盾可笑的,仅仅比较一下规定条文的变化,按这些理论改善国家民主生活的措施,并不比1918年宪法到1936年宪法在条文上的变化大。实际执行起来,新的技术官僚也仅仅比过去的警察官僚温和一些而已。而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有时连条文上的民主都放弃了,或者应该说是陷入了混乱。比如,60年代的《苏维埃国家法教程》这样解释宪法(1936年宪法沿用至1977年)第125条关于自由的规定:“苏维埃国家不承认旨在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言论、出版、集会、会议和街头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点正表明了上述自由的社会主义性质”。真不敢相信这本书是教1936年宪法的,因为它完全是在重复1918年和1924年宪法的言论(其他持相同观点的教程干脆就是以那时的做法作为依据的)。1936年宪法已经宣布“消灭了阶级”,赫鲁晓夫又进一步宣称了“全民国家”,这里却还在区分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以这个理由规定对自由的限制,正属于斯大林在制定1936年宪法时所说的,“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做了不正确的概括”,用两个阶级激烈斗争时代的做法来规定“全民的国家”和“发达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即使这种说法默认了阶级不是简单的镇压富农就能消灭的这一事实,也并不代表它比斯大林的说法更清醒些。它在区分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后又赫然加上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完全连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这一基本问题都忘记了,而斯大林至少还是记得的。

更可笑的是同一作者于十年后编写的《苏维埃国家法》对于自由的解释。在重复了之前著作中关于限制自由的论述后,又加上了这样的说明(而且是斜体字):“所谓在科学认识上的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遵循这种必然性行动的能力”。宪法中关于自由的规定原来是保障认识必然性的自由的!公民的政治自由与哲学层面上的自由是两个概念,国家法教程是解释宪法,而不是讲授哲学或共产主义的性质。仔细研究苏联的历部宪法,根本找不出这种解释的依据。那些宪法的编写者们大概还没有聪明到用哲学来掩饰矛盾的程度。

其实,作为编写国家法教程的权威学者,是不可能不清楚上述这些基本的问题的。苏联的官僚一方面在国内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据前人的革命理想作为统治基础,只能篡改和“发展”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来掩饰自己。被官僚控制的学者们,也只好拿“认识的必然性”来对付官僚命令的必然性了。70年代以来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理论已经完全成了官僚统治的附庸。理论界的唯一任务就是在马恩列斯的语录中为领袖的治国方针寻找依据,高层领导已经懒得自己写文章圆谎了。理论不再是从实际中得出再用来指导实际活动,而是变成了从盲目活动中得出用来掩饰盲目。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马列主义”,包括对苏维埃、对自由的描述,早已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了。

注释:

[1] 田淑《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历史探讨》

[2]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3] 加涅夫《十月革命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破产》莫斯科1974年版

[4] 列宁《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列宁全集中文版26卷247、248页

[5]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列宁全集中文版26卷,259页

[6] 郑异凡《有关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

[7]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列宁全集中文版26卷,259页

[8]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283、284页

[9]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318页

[10] 加涅夫《十月革命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破产》,第101—102页,108—110页;113页,394页

[11] 同上,第15页

[12] 《苏维埃政府法令》,第四卷,1968年版,436、437页

[13] 《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莫斯科1967年版,34页

[14] 《苏维埃政府法令》第三卷,1964年版35、36页

[15] 同上,第四卷451—452页

[16] 戈林科夫《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242—245页

[17] 《从苏共兴亡看政党现代化问题》

[18] 陈新明《20世纪俄罗斯两次社会大转折中的多党制》

[19]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

[20] 《列宁全集》42卷534页

[21]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451页

[22] 《决议汇编》第2卷76、77页

[23] 同上,72页

[24] 同上

[25] 列宁《关于对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大纲给莫洛托夫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33卷221页

[26] 《决议汇编》第2卷,315页

[27] 同上,第344页

[28] 列宁《罢免权法令草案》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314页

[29]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316页

[30] 同上,317页

[31] 同上,318页

[32] 《苏联的形成与发展》第90页

[33] 列宁《论民主与专政》,全集第29卷,87页

[34] 列宁《俄国共产党(布)党纲草案》,全集第29卷,87页

[35] 《决定集》第2卷,43页

[36] 《列宁全集》第10卷,353页

[37]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112页

[38] 列宁《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369、370页

[39] 同上

[40] 奥科洛柯夫《关于党和苏维埃的出版物、广播、电影的文件资料集》第58、59页

[41] 《苏维埃政府法令》第五卷,1971年版207、208页

[42] 《卢那察尔斯基》第2卷,428页

[43] 《苏维埃政府法令》第1卷,432—434页

[44] 《工农政府法令、命令集》1918年第97号,1244—1245页

[45] 《苏维埃政府法令》第1卷,52页

[46] 《十月与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灭亡》莫斯科1970年版,附表“封禁报刊名单”

[47] 列宁《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426页

[48] 加涅夫《十月革命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破产》,第387、388页;第391、392页

[49] 特里弗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学》莫斯科1974年版,340、341页

[50] 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275页

[51] 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295、296页。

[52] 特里弗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学》第337页、341页、342页

[53] 《列宁的文学艺术理论》第667页

[54] 布加延柯《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与苏维埃文艺批评》萨拉托夫1972年版第158、159页

[55] 《苏维埃俄国文学史》1967年版第1卷,621、622页

[56] 《苏联共产党与文化、教育、科学》第181、182页

[57] 《苏共党史》1970年版,第四卷第一分册389—391页

[58] 《俄苏文学史》第一卷,第745页

[59] 以上五段选自《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

[60]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页

[61] 列宁《党的改组》的决议,《苏共决议汇编》1分册第119页,译文经郑异凡校订

[62] 列宁《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411页

[63]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349页

[64] 《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须一个集中型的政党》,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4— 515页

[65] 《1936年宪法》第126条

(本文来源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责任编辑: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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