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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爆炸一周年:封闭社区是城市中产的避难天堂吗?

来源:破土首发

作者:之琪

【破土编者按】多年以后,面对照彻渤海的火光,天津人会否回想起英国大炮震动海滨的那个遥远的初夏。那之后,九国租界如同我们今天封闭的社区一般在这片盐碱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曾提供也曾剥夺市民规避风险和再生产的可能。从今以后,这些一度消歇的悬置感将再度沉渣泛起,百年来天津市民个体的想象与恐惧将再度随风飘摇。值此爆炸一周年之际,破土带您重温掩映在城市丛林中的彷徨。

距离8·12天津滨海新区的爆炸事故已经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了。理解和表现灾难的方式有很多种,在时隔一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反思这场灾难的时候,我更愿意将灾难或者危险理解为从内部构成我们生存环境的基本要素,而并非外部的极端突发事件。灾难是对社会韧性和可持续性的严酷考验,在这场考验面前,我们的社会暴露出了诸多问题,而作为一场发生在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注:中国的经济特区种类名目繁多,在此统一用经济特区代称)、受害者多为城市中产的灾难,它更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当代中国的城市中产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生存状态。正如一位爆炸的受害者所写到的:“从小就被教导,出门要小心安全,好像家是安全的,如今,距天安门两个小时车程的高档小区,到处都是老外和外企的高新开发区,随着两声或者几声轰鸣就变成无人区了,家,真的安全么?一路狂奔回来,看着密布在住宅区里的大型加油站,心里总是各种不安。

(“开发区大有希望”邓小平题于滨海新区,图片来源:wiki)

经济特区作为一种人口组织方式

在关于这场事故的分析中,它的发生地点,那个受害者笔下“到处都是老外和外企的高新开发区”是经常被人们忽略的一个角度。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特区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涵。它们往往被想象为一个干净、文明、高效、秩序井然的空间,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让高素质的专业人士居住工作、并保持经济畅通无阻运行的要求。

从空间的角度,经济特区可以被看作是哈维所说的“自由市场乌托邦”(free-market utopianism)在一个具体地点的着陆,所有特殊的政策和安排都要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落实。换言之,“自由市场的乌托邦”要想在现实中得以运行,就必须要跟一个具体的地理区域发生关系,必须要建立一个区分内外不同政策的有形边界。因此,经济特区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形态,诞生于“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或“例外空间”(space of exception)的逻辑,处于国家主权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之中。它并不是由新自由主义的规则和机构构成的纯粹的新自由主义空间,相反,它是一个新自由主义逻辑和工业发展中的国家主动干预共存的混合空间。

而从人口的角度来说,它则是福柯所说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一种形式,一种生命政治的机制(biopolitical apparatus),可以对大到一个国家的人口,小到一个个人起到规训作用。人类学家王爱华(Aihwa Ong)认为,经济特区是有等级的主权(graduated sovereignty)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有等级的主权”,是指根据不同人群在全球市场活动中的参与程度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这种对人口的区别化的待遇旨在将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不能盈利的人群边缘化,它导致已经被种族、性别、阶级和地域等重重壁垒框定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进一步碎片化。而当国家将其疆域重新组织为一些自由经济区来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时候,这种差异化的公民身份被再次强化了。简言之,有等级的主权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不仅使得国家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还使得政府能够更容易地为人口划分等级,维护政治稳定,推行有计划、受约束的改革,并对“危险的”工人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实施管理。

(1984年邓小平题于珠海,图片来源:xinhuanet)

中国的经济特区,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率先实施的地方,生活工作在经济特区的是最先拥抱全球市场的一批人,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他们永远比其他地区领先一步。因此,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经济特区在中国中产阶级主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造就了一种新的空间形态,更培育了在这一空间内居住的人们的心态、气质、抱负和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这些城市中产也在市场逻辑的熏陶下自主地形成了一套自我管理的技术,他们亲身实践着作为一种思维和存在方式的新自由主义,这种实践体现在他们投资房地产、在封闭社区中追求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竭尽全力规避生活中的风险等种种努力之中。

封闭社区与中产阶级主体

在城市中产阶级主体的形成过程中,房屋所有权的改革成为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中商品房的出现、新的居住空间(即封闭社区)的确立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实践都是不可忽视的,这一过程被人类学家张骊称作“阶级的空间化”(the spatialization of class)。成为一个业主,似乎是城市中产的身份得以成立的前提,而失去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或者可能失去房子的恐惧则会威胁他们城市中产的身份,并将他们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我将这种状态称为封闭社区中新兴中产阶级的想象和恐惧(fantasy & fear):它包括对一个可以提供物质享受、社会地位和习得品味(material comfort, social distinction & acquired taste) 的私人天堂的想象,在这一私人天堂里,他们个人生活的“虚拟的框架”(fic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individual’s life,本雅明语)得以确立;同时也包括对外界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外界可能的暴力入侵(如爆炸)的恐惧。这种想象与恐惧都与房子息息相关,因为房子不仅是一个隔绝了外部环境的有形边界,它还是一种生存策略,旨在(通过房地产投资)规避潜在(经济)风险,并更好地积累和管理财富。

1.封闭社区作为一种空间政治

封闭社区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它指的是“有门禁的住宅小区”,通常意味着小区内公共空间的私有化(业主集体所有)。封闭社区这种空间形态,对于熟悉紫禁城、四合院和单位大院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中国真正的封闭社区却是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住房所有制和城市治理方式的改革应运而生的。因为封闭社区之所以可以称作封闭社区,不仅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空间形态,强调一种对“外人”的明确排他性,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体现了一种与政府主导的城市管理模式相对的市场参与的新模式。为了应对改革开放后日益差异化的消费能力、日益碎片化的社会分层和日益多样化的消费诉求,在封闭社区内,原本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的公共服务被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接手。也就是说,封闭社区的居民是通过缔结合约的方式被一种公共的行为准则和集体责任所约束。

学界对于封闭社区的评价趋于两极:一些学者认为封闭社区是日益碎片化的后现代城市的典型表征,这种对基础设施网络的排他性使用最终会导致社会从内部分崩离析;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封闭社区构成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俱乐部领域”(club realm),其中可以分享的集体消费品(介于公有物和私有物之间),即封闭社区内的公共服务,是作为房子(私有物)的搭卖品(tie-in)提供给消费者的,因此封闭社区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更为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因为它是由市场定价的。

支持封闭社区的学者认为,围墙的本质是公共服务的落差,只要存在公共服务的落差,就必然存在围墙,无论有形或者无形。而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是由需求的差异导致的,需求的差异则源于收入差异和偏好差异。根据这一逻辑,在任何社会中封闭社区的产生似乎都是难以避免的。在我看来,这一种观点恰恰为福柯所指出的在统治行为中潜藏的一种“理所应当”(naturalness)提供了例证,然而这种“自然”和“理所应当”可能本身就是另一种建构(construct)。尤其在中国的城市中,封闭社区可以被理解为中产阶级的一种空间政治。

人类学家张骊认为,商品房与封闭社区内的私人生活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这些新兴的城市空间为这一新兴的阶级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物质环境,使他们所追求的空间上的私密、文化上的区隔和生活方式的实践得以着陆。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封闭社区也可以被视为中产阶级文化实践和空间生产策略的结果。例如Pow在其对上海封闭社区的研究中,就曾提出“道德空间秩序”的概念,他指出,封闭社区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对城市流动人口道德上的他者化(moral othering),在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将他们刻画为“不文明的、肮脏的和危险的”。从这一角度而言,封闭社区也是城市中产的一种生命政治,旨在利用围墙将来自农村的所谓“低素质的”流动人口排除在外。然而,很多研究都显示,封闭社区的边界是流动的,因为他们本身是嵌入(复杂的、动态的社会总体(social totality)之中的,封闭社区内的优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些局外人(流动人口)来维系(例如,小区内的保安、保洁,快递员),对于城市中产而言,他们的出现,既是享乐的来源,也是焦虑的来源。

爆炸中受损最严重的海港城,属于一种新兴的封闭社区类型,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将居住区延伸到了原本被工厂和仓库占据的城市外围,城市外围的封闭社区往往价格相对较低,更加依赖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且善于利用新的居住理念来吸引年轻的购房者。当被问到为何会选择海港城,很多受访者都表示,好的物业管理和安全的居住环境是他们的首要考虑,其次是开发商的品牌和口碑。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位置是次要的,因为封闭小区内安全舒适的环境可以补偿位置的不理想;另一位受访者则坦承,她知道居住在一个工业区意味着会被工地、高速路和高压电缆包围,但她当时认为,开发商承诺的小区内的良好环境可以克服这些负面因素。可以说,封闭社区是封闭社区以外的城市空间的反面,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补偿;如果单就封闭社区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realized utopia),但如果把它置于社会整体的大环境中来看,它则更像是一个异托邦(heterotopia)。福柯用殖民地的例子来说明这类异托邦的特征:封闭社区就像是城市中的“殖民地”,它们是与一个可能混乱的、危险的空间相对的,一个完美的、精致的、井然有序的空间。正如一位海港城的业主在爆炸后所写到的,“几声之后,一个号称小欧洲的小区瞬间变成了无人区。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那么完美的住的地方,人少,离生活设施近,管理好,小区内风景好。只是,整个小区都在想着正面的修车场能搬走的时候,后面居然埋了一颗战术核弹”。

(受损的万科海港城,图片来源:ifeng)

除了“阶级的空间化”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解释中国的封闭社区现象,那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在私人住宅中构筑的“个人生活的虚拟框架”,而这一精神上的虚拟框架被开发商商品化,然后连同房子一道卖给购房者。对于很多受访者来说,生活的意义和幸福感的来源被建筑在了私人生活之中,对于他们而言,家是免于残酷竞争和无情计算的港湾,与家相对的,是工作场所,是办公室和商业中心,是追求“公民私人生活的真正框架”的地方。因此,如果说,封闭社区在中国的兴起,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对隐私和私有财产的重新评价,以及由此激发出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与家庭更大的自主权的话,那么在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新形态的封闭社区则体现了工作场所(places of work)和居住场所(places of dwelling)的空间割裂,进一步讲,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作和生活难以弥合的对立和劳动者的异化。正如本雅明所说,“私人在办公室里不得不面对现实,因此需要在居室通过幻觉获得滋养。由于他不想把对他社会功能的明确意识嫁接在他的商业考虑上,这种需要就越发显得紧迫。在建构他的私人环境时,他把这两者都排除在外,因此产生了居室的种种幻境——对于私人来说,居室的幻境就是整个世界。”中产阶级对封闭社区内的“私人天堂”的投资,物质上的和情感上的,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这种逃避资本逻辑的“居室幻境”的追求。可以说,曾经作为经济发展红利的封闭社区,如今成为了势不可挡的发展大潮中的避难所。

2.“房子”作为一种自我管理术

除了作为一个划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工作和生活、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有形边界,对于城市中产而言,房子也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策略,一种自我管理的技术。这点突出地体现在受损房屋的回购过程中。在爆炸后关于赔偿和回购的谈判中,无论是业主的要求还是政府的回应,几乎都是经济上的,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经济上的。正如福柯所说,新自由主义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一种关系,而并非统治者加诸被统治者身上的一种技术。可以说,在谈判的过程中,政府和业主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经济上的计算。摄影师周娜向我描述了爆炸后两个月间,业主们关注点的转变:“从治疗康复到要求赔偿,从协商金额到签署协议,现在,所有人在谈论的都是如何理财才能使这笔价值不菲的赔偿金保值增值,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转移到了钱上。听着这些受害者讨论如何投资,我感到奇怪又无奈。”其中一位受害者是一位单身的中年国企职员,房子被炸毁了,他起初感到一丝轻松,“之前出门旅行,还总担心家里的植物没人照看,现在不需要了”。他本打算用赔偿金买一辆车去环游世界,享受他的人生,再也不被房子拴住了,但当他真正拿到钱的时候,他又开始计划如何投资,而房地产似乎是最好的选择。这种基于个人选择的规避风险的策略,被福柯称作“保险机制的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国家不再给个人提供针对风险的社会保障,而是让个人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自己应对风险,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抵御生活中的风险。在这样一种机制下,房子似乎扮演着一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由于房子束缚了大部分财富,城市中产经受意外、疾病和经济紧缩的能力明显下降了,失去房子(如爆炸)对他们可能是摧毁性的打击;而另一方面,投资房地产似乎又是最切实可行的积累、保卫和管理财富的方式。他们似乎被困在了这样一个死循环里,房子既是风险的来源又是风险的解决方案。

爆炸后的六个月,海港城三期如期落成,甫一开盘,销售就十分火爆,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六个月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这部分得益于政府宣布将在爆炸遗址上兴建一个生态公园,更重要的是,政府加大了对这一区域教育资源的投入,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将落户这里。一位前海港城业主在采访中说:“所有的房子都在两天内售罄了,再想买的人就要通过内部关系,还要每平米多加3000块钱。中国永远不缺想买房的人,尤其是,没有人会拒绝学区房。”对学区房的抢购反映了中产阶级自我管理术的另一方面,即对人力资本的投资(human captial)。人力资本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人的先天资质,另一方面则是后天的教育和养成,通过教育投资,人的先天资质可以被发掘出来,并放在市场上参与竞争、“变得有用”。因此,抢购学区房不仅是一种房地产投资,更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它与规避风险的机制一样,都是围绕房子展开的自我管理术的一部分,它们都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主体逐渐呈现出一种自我企业化的特征(entrepreneurialization of the self),即一个人自我管理的方式要像企业管理一样,充分渗透着市场的逻辑和投资回报的计算。

(遗址公园概念方案,图片来源:sina)

在被爆炸影响的这些中产阶级身上,我看到的是雄心壮志和不安全感的杂糅,是幻想与恐惧的纠缠,欲望与焦虑既推动他们向前,又回过头来成为他们的梦魇,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城市中产独特的生存状态。“我们必须要生活下去,并没有其他的出路”,我的受访者当时这样对我说。时隔一年,他们纷纷搬进了新居,每个人都期待着新生活。爆炸遗址上的生态公园即将对公众开放,曾经被剧毒废水填满的深坑将以一个清澈、安详的人工湖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事情总是被很快地遗忘,大概由于事情往往正在更快地向前发展。人类学家项飚曾用蜂鸟来比喻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悬浮”状态,蜂鸟高速地煽动翅膀,却只能悬在空中。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讲,悬浮意味着无暇去反思当下,因为一切都指向着不可知的未来。用悬浮来表述中国城市中产的生存状态再合适不过了,正是那种深植于心的对于“坠落”的焦虑推动他们不断向前,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们无法停止却并没有真正去到哪里,是这种“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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