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大棚 思索

南美风味左翼思想家打包送给你

来源:破土首发

作者:破土摘编

【破土编者按】本届奥运会的承办国巴西已经被黑的一塌糊涂,穷、脏、治安混乱。是天价超模的故乡也是“连魔鬼也会转身”的罪恶渊薮,是保罗柯艾略和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摇篮,更是无数左翼思想家大展拳脚的平台。下面,破土将带您深入这片远离英语世界的思想沃土,南风得意马蹄疾,下拉看尽葡语花。


(图片来源:Charles Segat)

被压迫者的戏剧家:  奥古斯托·博亚尔

奥古斯托·博亚尔(1931~2009),巴西著名剧作家、戏剧导演和戏剧理论家,生于里约热内卢,父母是葡萄牙农民,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移居巴西。博亚尔10岁时即带领兄弟和表兄弟们进行小型戏剧表演,使星期日的家庭聚会变得无比快乐。为了攻读化学工程,他于22岁前往美国,但却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改学戏剧艺术,在那里开始写剧本,其作品由一家青年协会搬上舞台,其中《大街另一边的住宅》已经体现出他戏剧艺术的典型特征。1955年,博亚尔回到巴西,担任圣保罗阿雷纳剧团的艺术指导,并和同仁创建阿雷纳戏剧学校。1960年创作剧本《南美洲的革命》。主人公西尔瓦是一个村民,遭受着统治阶级的种种剥削。作者塑造了一个勤劳朴实却很不幸的劳动者形象,以此向统治者提出了严正抗议。戏剧评论家认为,此剧表明巴西戏剧摆脱了当时统治巴西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技巧,加入了布莱希特戏剧、杂志戏剧和杂技的因素。在随后的十年间,博亚尔又出版了剧本《疾驰的一击》、《若泽,从出生到坟墓》、《新阳光下的审判》。1965年和同仁创作阿雷纳的故事系列剧,通过若干历史人物讲述巴西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1968年创作了反映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剧本《危险的长途跋涉》,翌年又创作了《博利瓦尔,海上的农夫》。


(Augusto Boal,图片来源:网络)

博亚尔是一位思想激进的进步戏剧家,他主张人与人平等,人民应有自由,他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为此他创造了著名的被压迫者戏剧,成为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因而1964—1985年间成为巴西政府独裁统治当局眼中的危险人物,1971年初受到监禁和拷打。获释后,他流亡阿根廷,在那里创作了讲述铁窗生活和刑讯制度的剧本《托克马达》。此外他还改编著名剧作家们的剧本、举办讲座、调查拉美大陆被压迫者戏剧的状况。1978年他返回祖国,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被压迫者戏剧而成立了里约热内卢被压迫者戏剧中心。1990年由于上演《我们是三千一百万,现在呢?》,里约热内卢的被压迫者中心站住了脚,从此他和他的剧团开始和争取自由、平等与人权的组织一道工作。

所谓被压迫者戏剧,是平民戏剧的一种形式,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的戏剧,是由平民参与,也为平民服务的戏剧。它鼓励参与者从事民主的和合作性的互动活动。它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一座桥梁。这种戏剧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参与者的真实生活状况、分析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根据社会正义的法则以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其表演形式不是传统的独自,而是对话,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流。这种对话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健康的能动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欲望和能力参与对话。显然,这种戏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种深受广大平民百姓喜爱的戏剧形式。

在戏剧理论和实践上,博亚尔深受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影响,通过戏剧使观众进行积极的思考,使他们相信世界是可改变的,激发观众变革现实的兴趣和欲望,训练观众积极的处世态度,让观众用新的眼光观察和理解司空见惯的事物,使戏剧发挥其教育功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在戏剧表演上,博亚尔通过戏剧提出了人们所遭受的种种压迫形式,让观众走上舞台,和演员站在一起,一起对压迫者表示抗议,这样就大大激发了观众的热情,并产生共鸣。

为什么做戏剧?什么是戏剧?奥古斯托·博亚尔有其独特的理念。他曾在一次国际戏剧节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看世界的时候,除了表面现象,我们还看到一切社会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种族、等级和阶级,看到了不合理的、残忍的世界。我们有责任创造另一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当我们进入剧场、舞台和生活的时候,用双手建立这个世界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身上。”他认为,“一切人类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都富有戏剧性,不仅婚礼、葬仪,日常的礼仪也是这样。不仅奢华的排场,而且早晨的咖啡、‘早晨好’、胆怯的恋爱、强烈的感情冲突、一次重要集会或一次外交会议,都是戏剧”,“戏剧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让我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演员就是观众,舞台就是池座,池座就是舞台。我们都是艺术家:做戏剧,学习观赏引人注意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对那些东西熟视无睹。对我们来说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无形的东西。与此相反,做戏剧能够照亮我们日常生活的舞台”。他还说:“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戏剧的形式构成的:空间的使用、肢体语言、词语的选择和声音的变化、思想和激情的对立,我们在舞台上所做的一切,我们总在我们的生活中做:我们就是戏剧!”,“我们大家都是演员,公民不仅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而且也是改变社会的人。”

按照他的解释,我们之所以做戏剧,是因为存在着不公平的、残忍的世界,存在着阶级、等级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必须创造另一种世界取而代之,让人们能够过一种人与人平等的生活。而人类生活本身就富有戏剧性,到处都有戏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戏剧,每个人都是演员,都在做戏。总之,生活就是戏剧,戏剧就是生活的再现。

除了剧本和戏剧活动,博亚尔还撰写了多种戏剧论著,比如《人民戏剧的级别》(1972)、《拉丁美洲人民戏剧的技巧》(1975)、《合法的戏剧》(1996)、《作为军事艺术的戏剧》(2003)和《被压迫者的戏剧》等。

--朱景冬:《当代拉美文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245页。

解放的教育家:保罗·弗莱雷

1921年,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出生于巴西的累西腓。他的父亲原是一个富裕的银行家,由于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他的家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被迫搬到乡下去,他们在那里亲眼目睹了贫苦农民的困境。

年轻的保罗贴近贫苦农民的生活。他认识到农民无知和懒散的根源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他们不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而是制度压迫的受害人。他们陷入了保罗所谓的“沉默文化”之中:他们接受现状,并认为这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很少公开反对占据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不公正的事情。他们甚至把压迫者为他们设计的形象内化为自己的观点,并开始分享这些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的观点:愚昧、懒惰以及无所作为。一旦相信自己一无是处,他们就从来不会认识到“他们也可以‘判断’自己是否从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和其他人的关系中学到了东西”。这样的自我评价就是对那些被歧视的对象的真实描述,也是对那些愿意接受歧视的人们的真实写照。


(弗莱雷,图片来源:网络)

弗莱雷明白了一个难忘的关于教育无法逃避的政治属性的事实,他还了解到教育的政治属性在民众受压迫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是弗莱雷主要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著作,可以看作反抗使被压迫者保持顺从状态的思想控制的指南。被压迫者教育学是什么?

人性化是人类的使命。人类最重要的人生任务是使他们自己的人性达到最大化。不管教育的出发点是多么积极,或者多么有灵感,以人类发展为目的的教育都只是增强了人们的无助和依赖性。教育者必须在与被压迫者的合作中来完成帮助被压迫者完成其人性化的过程。教育应该让学习者通过学习,就能够了解被压迫的社会现象、被压迫的原因、被压迫的个人经历以及各种被压迫的生活实例。可以说,把被压迫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是解放穷苦之人所必需的第一步工作。被压迫者教育是一个使人类认识自我的过程,能够使被压迫者认识到他们处于隶属状态的社会现实。

被压迫者首先应该看到他们的现实状况,对这种现实作出一定的取舍。教育让被压迫者发现现实境况里可以取舍的对象。这境况早就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必要的和不可改变的社会现象。只有当被压迫者认识到取舍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能够转化他们自己的认识世界和经验。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人性化的过程。从作为压迫者的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颠覆”活动,因为他们的统治和权力受到了挑战。

受到人道主义思想和革命主义信念启发的教育者们不能等待学生偶然性地获得对事件真实状态的认识。上述教育者在学习者和教师追求驯化的过程中必须鼓励学生,为学生提供训练批判思维的机会。教育者的这种推动工作必须牢牢地建立在对学生的信任基础之上,必须建立在对学生能转化个人经验的创造力的信任之上。这种教育需要合作而不是统治。

人性化和它的对立面非人性化是两个根本的选择。学生想要成为完全的人,他们就要作用于这个世界,并且改造这个世界。人性化是人类的使命,是他们“伟大的人性任务和历史任务”。

尽管人性化经常被统治者所否认,但正是它的被否认而重申了它的存在。

人性化可能会被不公正和剥削、或者统治以及与统治相关的暴力所挫败,但是,弗莱雷仍然相信,“它却得到了向往自由和公正的被压迫者们的认可,还得到被压迫者们为恢复他们失去的人性而进行的斗争的确认”。

真正极为重要的就是学习本身、追求教育以及接受教育的过程,而不是知识的积累。因为生命本身就是由一连串等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所组成的。

先进的工业化社会促进了人们的客体化过程。学校教育制度(使得储存式教育的观念具体化)通过传达预先包装好的信息而强化了一种被动的用户至上主义的精神。教育解放的理念将使人类经验由消极变为积极,由接受变为创造。人们可以借助这种教育解放理念对抗非人性化。

--弗兰克·M·弗拉纳根:《最伟大的教育家:从苏格拉底到杜威》,卢立涛 / 安传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80页。

批判的法学家:昂格尔

昂格尔(Robert Mangabeica Unger,1947~),批判法学运动的典型代表,1947年出生于巴西,1969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并于197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28岁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代表作包括:《知识与政治》(Knowledge and Politics,1975)、《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社会理论的批判》(Law in Modern Society:Towards a Criticism of Social Theory,1976)、《激情:论人格》(Passion:An Essay on Personality,1984)、《批判法学运动》(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rnent,1986年)、《可塑性权力:关于经济与军事成功的制度条件的比较历史研究》(1987年)以及三卷本的《政治学:建设性的社会理论工作》[Politics:A Work in 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3 vols.)1987年]、《法律分析应是什么》(1996)、《左派应建议什么》(2006)等著作。昂格尔早年还从事过记者工作,并曾作为巴西政治活动家积极参与组织工会和政党,担任过巴西政府要职。

(昂格尔,图片来源:网络)

昂格尔激烈地批判传统的自由主义,强调要从批判到建设,以一种全新的理论来代替自由主义,并以此提出社会改革计划和设计一个更合理的新社会。在《批判法学运动》中,昂格尔提出了“超越自由主义”(superliberalism)的社会构想。他认为该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充分的自由与民主,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个性完全解放并得到丰富的发展机会,根绝精英政治,公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在社会生活形式(工厂、学校、机构)中实行民主管理。二是社会结构的流动性,永恒不变和自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不存在的,应向既存的社会制度及传统观念不断挑战.将其重塑。社会中一切束缚人性的故态结构将被打破,实现“无结构的结构”。三是政府权威性与政治权力分散性相结合,应赋予政府以真正权威来推行改革,同时又使政府部门多样化,权力分散化,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

他提出要重塑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发现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前者把非个人的法律放在社会的中心地位,后者则将法律放在社会生活的边缘。”但是,“法律的特性会因社会生活形态的不同而变化。每一社会都通过法律显示它用以团结其成员的那种方式的最深层奥秘。而且,不同类型的法律彼此之间的冲突还表明:约束社会群体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通过讨论法律类型与社会形态的不同关系来研究社会秩序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法律发展依次可区分为习惯法、官僚法和法律秩序三种不同的阶段类型:一是习惯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将称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习惯法不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它来自整个社会而专属于置身于其他群体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因此它是一种“非国家的法”;同时,它只适用于狭窄限定的各类人和关系范畴,不存在明确的公式化的行为规则标准。二是官僚法:“官僚法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该法又称为规则性法律,是国家的法。与习惯法不同,这种法律具有公共性和实在性,并且使习惯与义务的区别或制定规则与适用规则的区别第一次变得有意义。该法之所以称为官僚法,是因为它使得国家与社会实现分离,而法律专属于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专业助手的活动领域,它是国家强加的,而不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三是法律秩序:它是更为严格、属于狭义上的法律,不是各种社会的普遍现象,而只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作为法律秩序的法律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其中,自治性表现在实体内容、机构、方法和职业四个方面,它们相互依存,赋予立法的普遍性理想和适用法律的一致性理想特殊的意义。因此,该法可称为社会的法。

他指出,这三种类型的法律都有其缺陷而不能成为法治的理想,自由主义的现代“法律秩序”也不例外:“虽然,自由主义国家的多元化与超验宗教的偶然相遇有助于法治理想的形成,但是它们之间的对立却最终损害了理想的内聚力和体现理想的制度的稳定性。”因此,他提出了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超越自由主义”社会秩序的理想问题。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已经由自由主义社会走向后自由主义社会,与此相应的法律形式也由法治转变为“福利——合作国家”(welfare—corporative state):“我汇总在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趋向标题下那些众所周知的变化所作的分析提供了一种理解后自由主义社会法律史的结构。”在他看来,福利主义即加强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不再是按照形式主义的原则而是按照实质正义的原则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作为法治原则的普遍性和独立性由此遭到破坏,人的理想和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变化;而合作主义使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的领域逐渐接近,表现出公私法的划分被打破,以及私人组织的国家化和法律化。法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社会调整方式和纠纷解决方式的变化,即从作为主体的诉讼解决模式转向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姚小林:《司法社会学引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25页。

依附论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卡多索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

依附论分为以贡德·弗朗克和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的激进依附论,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正统依附论,和以卡多索为代表的修正依附论。激进的依附论,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典型的外因决定论,即把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总根源,或者归结于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归结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一外嗣”结构;与此相对应,在激进依附论者看来,第三世界要改变这种依附或不发达局面,就必须脱离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种单纯强调外因的做法,遭到后来学者的质疑,如“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认为弗兰克只从外部原因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化”。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正统的依附论随之产生。

(多斯桑托斯,图片来源:网络)

正统的依附论,又称主流依附论,代表人物是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他曾在巴西政府的经济部门供职,在军事政变后旅居国外,其代表作是《帝国主义与依附》。多斯桑托斯对于依附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依附论中的核心概念“依附”做了最为详尽的分析与阐释,给出了依附论学者中最为清晰的阐释。多斯桑托斯这样定义道:“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其次是提出了依附的几种新形式。在多斯桑托斯看来,二战结束后,几种新的依附形式表现为:商业一出口依附、金融一工业依附、技术一工业依附。他认为,在依附条件下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范围内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当然,这两种依附性发展模式都具有可能性和局限性,而“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一个深刻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因而多斯桑托斯“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

改良的依附论是对正统依附论的修正,其代表人物是巴西社会学家卡多索(Cardoso)、智利历史学家法勒多(Feletto),其代表作是卡多索的《依附与发展》以及二入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从理论倾向来看,卡多索既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将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根源归结于内部因素的观点,也反对弗兰克等激进依附论者将其归结为外因的观点。激进的依附论与正统的依附论将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状态归结为依附状态,认为打破依附状态才能实现发展,卡多索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

卡多索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加速了不发达,但在依附状态下也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垄断第三世界扩张的新形式。卡多索承认,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不发达地区的依附状态,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发达地区有限度的发展,这造成了不发达地区的社会利益分裂成“二元结构”,即与跨国公司有联系的利益和被它们边缘化的利益。这使得不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亚层次的“中心~边缘”结构,一些地方由于发展而成为中心,另一些地方由于被边缘化而更加落后,“二元社会结构”由此而产生。

在《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一书中,卡多索与法勒多二人特别关注依附国内部各社会势力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各个阶级如何与不同的外国势力结盟或发生冲突、组成不同的政府形式、支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努力实施不同的政策或确定不同的战略以应对不同历史时期来自帝国主义的挑战”。这种对依附国内部因素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依附局面形成的根源。

在政策主张方面,卡多索与法勒多认为,应对不同的依附性社会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依附与工业化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但依附性发展会带来很多局限,如收入分配上的更大的不平等。为此,依附国家推行进一步的工业化,就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一社会变革”,或“进行一场转向社会主义的剧烈的政治运动”。显然,改良的依附论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一种折射,它的提出是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转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钱乘旦总主编,钱乘旦,刘成,刘金源:《世界现代化历程  总论卷》,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19页。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

About the author

破土编辑

  1. 其实还可以用另一个 角度来看 腐败越差的国家 反而是国际综合实力 越强的国家 这个表也可以看做是 国家实力排名 也从另一个角度 证明了 腐败弱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