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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民的环境意识

【作者】范松楠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在中国,环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民有着怎样的环境保护意识,并如何作用于实践?当国家话语与农民环境主体意识之间存出现张力的时候,为什么在实践中却能形成共识,达到保护环境的客观效果?


(图片来源:网络)

环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环境”是在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这是目前还有争议的问题。按照Libby Lester的观点 ,它可能是在1962年,因为那一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Slient Spring)问世。在这本书中,卡逊用引人注目的开幕寓言——“在这个被病害折磨的世界中,既不是巫术也不是敌人在阻碍新生命的重生。相反,是人类自己”——将人类活动、科学和自然联系起来。这本书的问世以及它随后在美国社会各界(包括政府机构、民间团体以及利益相关的商业组织)引发的震动最终将环境带入公众视野;它也可能是1970年,因为在这一年第一个世界地球日诞生了,成为公众关心的公共展现;近年来,包括阿尔·戈尔(Al Gore)在内的一些评论者更倾向于将“环境”的开端追溯至1968年著名的照片《地球升起》(Earthrise)的发表。这张照片是在阿波罗号返回地球两天后对外发布的,首次揭示了这个星球的脆弱。

“环境”在不同的国家被发现也有时间上的差异。英国是在二战后一段时间内发现“环境”的,当时公共政策导向迅速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同时在60年代还出现了一系列国际性的污染事件;澳大利亚则是在60年代末到1972年间在佩德尔湖(Lake Pedder)水电大坝建设过程中发现环境的;美国几乎也在这一时期发现环境,在《寂静的春天》问世后的第七年(1969),《纽约时报》首次任命了环境记者。这不仅意味着精英报刊在环境议题方面履行更多的责任,也预示着环境作为社会问题和媒介议题开始被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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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环境”的?被誉为“中华环保第一人”“中国环保之父”的曲格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是周恩来 ,周总理当年曾担忧“别让北京成为伦敦那样的‘雾都’”。正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曲格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副代表参加了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1983年底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环境保护”被正式列为基本国策时,现代环境意识才算在中国的政治议程中明确确立下来。

然而,在现代之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为人们提供衣食的农业领域。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农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生活经验。

四千年农夫:一个关于粪便的故事

1909年,一位名为富兰克林·H·金(Frank H King)的美国教授不远万里来到东亚,先后游历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然而,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曾经担任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的他试图在东亚古老的农耕体系中找到困扰美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答案:美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流失了大量肥沃土壤,造成土地肥力下降,威胁农业发展;而东亚各国人口密度远胜于美国,却在数千年间既维持了供给又很好地保持了土地资源,其中秘密何在?金教授最终发现: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但唯一不惜投入的就是劳动力;东亚传统小农经济从来都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  此番对东亚农业模式的经验与优势的考察最终在金教授过世后由其妻子汇总集结成《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书中详细记载了中国农民如何利用豆科植物、人畜粪便、淤泥、绿肥、废砖、燃料灰烬乃至破布料等培肥土壤。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所长郝克明(Jim Harkness)称该书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圣经》,而金教授也成为引领那个时代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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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比希就土壤营养循环与城市排泄物问题间的关联有关专门的论述:“如果对城镇居民的所有固体和流体排泄物的收集是可行的,没有一点损失,并且根据他最初向城镇所提供的农产品而返还于每一个农场主一定份额的排泄物也是可行的,那么土地的生产能力将可能会长久地不受损害地保持下去,并且每一块肥沃土地中现存的矿物元素储备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来说将是非常充足的。”颇为有趣的是,为西方学者苦恼且一本正经论述的城乡间新陈代谢问题在中国却是再普通不过的被称为“城粪下乡”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吉林省舒兰县为把城镇积粪及时供给农村施用,曾专门召集城区积粪最多的大车店主开会,动员他们把积粪公平地卖给农民……各地组织城粪下乡大都和城市卫生工作结合进行。如松江省阿城县人民政府……动员他们清除厕所和垃圾堆,帮助农民运粪……辽西省新民县还成立了一个卫生公司,专门组织城粪下乡”(人民日报,1952年4月10日);“武汉市现在在郊区开设了两个垃圾堆肥场,把每天运来的垃圾经过堆沤发酵、过筛后,除收取手工费外,全部供应农民……市里还拟新建、改建一批能容纳上百万担的简便蓄粪池,以便储容因淡季滞运部分”(人民日报,1957年11月30日)。可见,因使用农家肥中国城市中的人畜排泄物不仅没有造成如西方19世纪某些大都市那样的卫生条件恶化问题 ,反而成为反哺农村、补充土壤养分的有用物质。更重要的是,城粪下乡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需要强调的是,城粪下乡中出现的操作性问题,如因农耕的季节性特征导致供需波动,在当时也出现了解决办法。“每到春耕季节,城市粪便就不够供应了,许多农民半夜守在供销合作社门口……但是,每到农闲季节,城市粪便又大量积压,许多厕所的粪水都漫了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成都市肥料公司曾和有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研究,决定采用苏联先进经验,把粪便和垃圾混合,使垃圾腐烂发酵后制成颗粒肥料,这就可以给淡季城市粪便找到出路。”(人民日报,1955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对这种创新给与肯定,“初步试验证明,这种颗粒肥料肥田的效果很好……农民一般反映:肥效来得快,管得久,熬劲大,价钱便宜。”(人民日报,1955年5月19日)

高西沟:集体化时期生态保护的主体性坚守

早在1962年,《人民日报》就刊载《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米脂县高庙山公社高西沟生产大队水土保持工作调查》,对高西沟水土保持工作给与肯定。尽管高西沟未能成为全国农业学习的对象,但“村民以不违背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在‘要粮要田’的激情年代,主动退耕还林还草,而且一坚持就是40年”。50年代后期,高西沟从本村的地形地势出发开始摸索如何保持水土。1958年后,他们开始退耕还林、退耕还草。60、70年代,在全国普遍掀起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运动时,高西沟却逐渐发展出成熟的“三三制”用地模式,即农林牧各占三分之一。80年代全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高西村村民依然将林地归为集体所有。凡此种种促使高西沟成为今天“镶嵌在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中的一颗绿色明珠”。而背后正是高西沟村民对自身生产生活环境进行生态保护的主体性坚守。这种主体性体现在践行这一生态友好行动的并非是知识技术精英,而是与土地有着长期密切联系、“没上过学”却在不同政治气候中始终保持质朴的“泥不下山,水不出沟”绿色理念的农民。高西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农业学大寨”运动后来造成的环境损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现代环境意识来看,中国农民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主体性坚守体现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高西沟村民这种自发性的环保实践在60年代是被这样表述的:“高西沟过去有过单纯治沟打坝造成失败的教训,原因就是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办,因而也就无从掌握当地的自然规律……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任何事情只要是依靠了群众来办,就一定可以办得非常出色”。但是,“以高祖玉(高西沟生产队队长——笔者注)为首的一些贫农骨干分子,坚决主张发愤图强,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他们用新旧社会的对比教育社员,用陕北人民曾经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打败胡宗南的进攻等事实,教育群众发扬老区人民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经过教育和讨论,高西沟的干部和社员逐渐认识到依靠自力更生治山治沟,保持水土,发展生产,是能够做到的。1958年农村公社化实现以后,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高西沟的群众治山治沟的干劲更大了。他们进一步树立了和荒山秃岭斗争的雄心壮志,并且从公社化的优越性中看到了集体的威力,增加了治山治沟的信心。”(人民日报,196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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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人民日报》虽然使用“水土保持”这样带有环保意味的字眼来定位高西沟村的作为,但这种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体上却是“和荒山秃岭斗争”“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的一部分。而《人民日报》对高西沟的关注除了水土保持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在与自然的顽强斗争中提高了粮食产量,并表现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时代风貌。“高西沟经受住了三年困难和阶级斗争的考验,生产向前发展了。到一九六三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林牧业的发展也很快……1958年开始修水平梯田的时候,高西沟连一把象样的铁锨也没有。他们不要国家支援,不向国家贷款,自己造、自己买工具……(1965年因大旱国家发放救济粮)大家决定:一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二不要国家的救济物资,三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7日)

直到70年代后期,《人民日报》才从水土保持与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视角正面肯定了高西沟对生态环保的质朴坚守。“由于高西沟狠抓治山治水,在这块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初步控制了水土流失。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泥沙没有出高西沟……在未治理时,据测量,每年要从高西沟流失泥沙四万吨。如果西北黄土高原都能象高西沟这样,黄河就有可能变为清河了。这是一项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业”(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3日),“高西沟适应了自然的规律,使林草面积占据主要地位,并把林的建设当成最根本的建设,保证了农林牧副业的全面发展”(人民日报,1979年5月27日)。而1984年万里在中央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对高西沟生态保护的主体性坚守的最终肯定,“很多同志都知道,陕西省米脂县的高西沟大队,是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由于认识得早,动手快,从1958开始,实行农林牧用地‘三三制’,大搞造林种草,仅十几年的时间,自然面貌和经济面貌就发生了根本变化。1977年在一次连续降雨200多毫米的情况下,泥不下山,水不乱冲。而邻近的韭园沟大队,由于林草植被少,冲毁了200多个堤坝。”(人民日报,1984年2月19日)

而这种农民自发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作为并不仅限于高西沟,诸如湖南省的禹县、甘肃省的张掖县、山东省的莒县等,“象这类搞得比较好的县,全国有200多个,先进社队就更多了”。

张力与理解

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环境保护与生态理念,必须承认两点,第一,农家肥和环保观念在实践中被大规模的应用,这是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第二,国家意志实际上是希望推动化肥耕种,以尽快增加农业产量,进而支持工业化。两者之间形成张力。

“我国农民过去主要依靠农家积肥。解放以后,广大农民开展积肥运动,对提高单位面积的施肥量,增加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农家肥料还仍然是我国农业肥料的主要来源,任何放松农家积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但是,农家肥料所含有的有效成分比较低,来源也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的长时间内,必须有化学肥料的支援。化学肥料是用工厂加工的方法,从空气、水、煤和硫铁矿、磷灰石等廉价的原料中制造的,不仅可以大量生产,大量供应,而且所含的有效成分也比天然肥料高得多。……因此,如果供给农村大量的化学肥料,农业面貌必将焕然一新。”(人民日报,1958年1月21日)

但这种推广化肥的行为需要放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考察,中国的近代发展被西方的洋枪火炮打断。在民族解放与抗日救亡的时代使命中,“环境”在中国社会内部被发现的可能性是微弱的。在冷战的背景下,征服自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迫切完成国家工业化,是时代背景下的主题。因此,农业支持工业,农业部分的牺牲了环境。但由于本土生态智慧的实践主体的农民依然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主体性守护,以及现实生产力、化肥杀虫剂等工业生产水平的局限,或者说“力不从心”,环境的牺牲只能是有限的、局部的。

(作者范松楠,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九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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