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破土时评

高薪养不出国有企业好管家,那么限薪就是终极解药?

来源:破土首发

作者:芦苇

【破土编者按】国企本应该是一次分配均等化的典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高于企业高管的一般水平,其薪酬自然应该受到限制。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是突破这种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企业内部的民主化管理。

权力的均等才能带来责任与义务的均等,进而带来全体职工的主观能动性的提高。对于国企的高管而言,将企业的管理权交付于斯,就是将一份责任交付于斯,这样似乎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情愫在其中,但是国有企业本身就不同于私人企业,如果选择它只为了博取一份诱人的利益,这样的人或许本来就不适合这一份工作。就像高薪养廉养不出真的清官一样,用高薪养出来的恐怕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好管家,而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是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话题。2016年4月22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自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以来,企业负责人的基本年薪目前已经按照有关薪酬审核部门核定的标准发放。从公开资料来看,在全国各地实施的改革中,共计25个省份向社会公开了省属国企负责人的薪酬限制方案。其薪酬限制额度有所差异,但总收入(包括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基本在普通员工的5-8倍之间。

如何看待这样的新政策以及各地出台的配套方案呢?我们首先回到问题的起点,看看国企高管的薪酬到底高不高。根据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2013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323家央企,总经理的人均薪酬为77.3万元;与全部2502家上市公司的领薪高管的人均44.8万的数据相比,央企的数据高出约4成,是全部A股上市公司职工平均薪酬(约10.65万)的7倍。这一数据可以成为支持国企高管高薪论的论据。

而另一个质疑国企高管收入的焦点,是国企高管的收入似乎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因此好像是一个金饭碗,能够旱涝保收。如2013年的中海集运,长航油运,*ST大荒等上市国企,尽管在当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甚至管理漏洞,其企业高管仍然能够悠然地拿着50万以上的薪水。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本来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攻击的焦点,这些现象显然是授人以柄,正中下怀。

那么国企高管的限薪令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最普遍的看法,是认为高管收入与员工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而国企本应该是一次分配均等化的典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反而高于企业高管的一般水平,就更要受到限制了。这样的理由虽然合理,然而笔者却认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高管收入的确比起普通职工高出不少,但7、8倍的差距真能算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吗?如果不是数据有假,那么或许还有一个事实能够解释——薪酬或许只是企业高管收入的冰山一角。我这里所提的可不是什么隐形的福利,这些隐形的福利(尤其是在国有部门),八项规定一下,就要被砍个七七八八——真正构成高管们财富来源主体的,恐怕是通过占股得到的分红派现。

2013年,在薪酬超过十万元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中,有多达151位高管通过现金分红获取超过千万元的税前收入。而同样在2013年,国资委发布国企改制新规,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大型国企的管理层被首度允许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持有企业股权。在更早的2000年前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中,著名的郎顾之争就提及了国企高管利用职权不断侵蚀国有企业股权的现象,争论一方的顾雏军,被指出通过利用国有资产,仅以3个亿的的个人投入,就实现了41个亿的总投资效果,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四家公司。MBO(管理层收购)一词也成为了论述这一现象的经典术语。时至今日,在更加严格的监管之下,国有资产流失的空子自然是不那么好钻了,但是以股权代替薪酬进行激励却成为了国企高管激励的正当手段之一。在收入分配中,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是截然不同而又占据当今社会主要地位的分配原则——尽管企业高管的高收入到底是劳动贡献大还是由于自身的权力将分配天平向自己倾斜(托马斯·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我们不易评判,但容易判断的是,按资分配所造成的收入鸿沟远远大于高管薪酬偏高造成的不平等。重新确立国企高管的收入标准,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对于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自然能有所贡献,但将此作为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忽略背后更加根本性的原因,难免有南辕北辙之嫌。要谈国有企业内的收入差距,就不能绕开资本分红;而要谈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就不能绕开资本性收入。

我们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分配机制的演变历史,在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无疑试用的是最为严格的高管限薪制度。对应于普通职工的八级工资,厂长的收入至多可以达到八级工的水平。而在这样的薪酬制度下,从1949-1979年的国有企业的经济指标来看,却未曾出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发展落后的现象——反倒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厂长经理负责制与承包经营责任制广泛推广后,国有企业开始出现大量亏损,甚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全面亏损。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如何做到收入均等与企业效率的平衡的呢?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收入均等以权力均等为基础。传统国有企业的决策并不仅依赖于厂长(或经理)一人,党委会、工会、职代会作为不同层面的群体的代表,与厂长一起参与到企业的决策中。而三会的代表也是从职工中推举产生,不具有权力的特殊性。在均等的权力面前,收入也就没有显著分化的必要性。复杂的管理工作与复杂的技术工作相对等,稍高于简单的技术工作,仅此而已。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明晰的企业具有最低的交易成本,因而具有最高的企业效率。然而对于这些经济学家而言,他们所能理解的权力只有产权以及与产权相伴随的资本红利的利益激励。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产权天然就是不能用来博弈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其产权归全体国民所有,不容私人窃取。因此对于国有企业中的权责明晰,权力不是所有权意义上的产权,而是所有制意义上的对于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更加通俗地说,对于企业生产管理的话语权。权力的均等才能带来责任与义务的均等,进而带来全体职工的主观能动性的提高。对于国企的高管而言,将企业的管理权交付于斯,就是将一份责任交付于斯,这样似乎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情愫在其中,但是国有企业本身就不同于私人企业,如果选择它只为了博取一份诱人的利益,这样的人或许本来就不适合这一份工作。就像高薪养廉养不出真的清官一样,用高薪养出来的恐怕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好管家,而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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