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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利益:Uber消费者民主的阿克琉斯之钟

作者:F. T. Green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打车软件Uber目前已成功将其服务推广到世界上各大主要城市。即使一些城市禁止非法运营,通过鼓励消费者下载Uber软件并使用,Uber让其服务凌驾于当地法律之上。在强行进入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过程中,Uber其实并没有改变人们的工作和出行方式,但它改变了“什么是一个消费者”的定义:它把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变成了一种颠覆法律的手段。然而这种消费者民主模式掩盖了工人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者有选择购买哪件T恤的自由,但却没有多少工人有选择自己雇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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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就在UberX进驻多伦多一个月后,《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的专栏作家Chris Selley就已经在担忧这个服务的未来了。

尽管Uber本身是“绝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Selley吐槽道,“但多伦多市政府却是一个会让大胆创新的想法‘狗带’的存在。”Uber正因“监管者要监管”而陷入危机。多伦多要求本市的出租车司机持有特殊驾照,在这一政策条件下,UberX将难以继续发展壮大。

不过Selley有个对策:“Uber应该立即进行大规模推广。”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开始使用这项无视监管的服务,政府再想打击Uber就不现实了,而且也不会受选民欢迎。

“下载Uber。经常使用。宣扬这个福音。”Selley说:“抵抗也许不会徒劳。”

多伦多人似乎真的听取了Selley的建议,而且这种“抵抗”好像也确实有效。上周,市议会投票通过了将这一服务合法化的决议,该决议将于7月15日开始生效。而Uber则不出所料地向消费者许诺,将在这一期限到来之前继续非法经营。

Uber在多伦多的崛起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与它之前从埃德蒙顿(Edmonton)到墨西哥城(Mexico City)的发展模式一模一样。一旦遇到法律障碍,Uber就会使用“有原则的对抗”来规避掉,即帮助司机们支付罚款或打官司。同时,Uber还对政客进行游说,并赢得了消费者的支持。最终,市政府妥协了,帮Uber全方位合法化。

几乎在Uber所到的每一个城市,这种战略都取得了成功,并且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强行进入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过程中,Uber其实并没有改变人们的工作和出行方式。但它改变了“什么是一个消费者”的定义。它把人们的购买习惯变成了一种颠覆民主进程的手段。

无许可创新

Uber的策略看起来很像“无许可创新”——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理念,即我们应该尽可能让一切都合法化,进而让消费者的个性化选择来决定社会的形态。而当人们受到伤害,则可以依靠法律和诉讼追溯性地解决问题。

“关于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实验应该被默认为允许,”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1]研究员Adam Thierer在他的书《无许可创新》(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中解释道:“除非有人可以给出有力证据,证明一项新发明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否则创新就应该被允许继续下去,至于可能出现的那些问题,我想它们随后都会被解决的。”

实际上,“无许可创新”往往意味着这样一类创业公司——他们不惜违反法律来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观点认为,法规束缚了创业精神/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也抑制了一个更加健康和富裕的世界,而且法律往往伴随着腐败。

例如,“无许可创新”这一概念的支持者会这样看待多伦多的出租车特许制度:这是在帮那些老牌公司免受竞争,纵容他们继续提供糟糕的服务。

“Uber不正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违法者吗?” Thierer在一次采访时表示,“上帝为此保佑它!”

Ube的违法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的公司犯罪学专家Steve Tombs说,Uber对市政法律的公开蔑视程度,比其他“违法者”如Airbnb还要过分。而且,与Uber的违法行动相关的这些话语听起来应该相当耳熟。“无许可创新”只不过是“事后求原谅易于事先求许可”或“快速行动并打破成规”的另一种说法。

Thierer坚称,“无许可创新”并不绝对地意味着任何创业实验都应该被允许继续发展。他半开玩笑地说,比如直接买卖火箭炮这种业务就该被扼杀在摇篮里。Thierer还说,“无许可创新”这一理念并不排斥一些基本的预防性安全限制,比如,人们不必等到某人在一场多伦多蓝鸟队的棒球赛上被四轴飞行器撞到,就可以禁止无人机出现在大型赛事上空。

但是Thierer的乌托邦仍然是危险的。例如,可能正是被广告炒热的各种抗菌产品,加速了耐药细菌的不断变异。

“从EPA(美国环保局)到FDA(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再到OSHA(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几乎每一个联邦(和国家)监管机构的存在,都是因为行业在自我约束方面通常有着巨大甚至致命的失败,”David Golumbia写道,“‘无许可创新’则宣称,巨大的技术变革的正确顺序应该是‘先伤害,再修复’。”

消费者民主

仅仅在第一年,UberX就为多伦多人提供了超过四百万次服务。如果人们对Uber所售卖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那么Chris Selley带有民粹色彩的号召——要大家支持这家价值六百亿美元的公司——就会变得搞笑。

但是,乘客们的决定是否应该凌驾于由正规民选官员所起草的法律之上呢?

去年夏天,当Sean Dunphy法官否决了多伦多关于关闭Uber的提议时,他承认,这座城市正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在“现有监管体系”和“不愿看到竞争的精灵被迫关进瓶中的千万消费者/选民”之间的两难。

无论Dunphy自己意识到与否,他所说的这一套其实正是“无许可创新”支持者的语言,他们将消费者的选择等同于直接民主。他们的理由是,每一次购买其实都是在为一个产品及其商业模式投票。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Lawrence Glickman所指出的,“对消费者有益就是对社会有益”这一假设,掩盖了在工人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之间的矛盾。

例如,一个Uber乘客对于“溺爱客户的服务”的幻想,就为Uber的司机带来了额外的情感劳动负担——他们为Uber的评级系统所迫,不得不去迎合乘客的突发奇想。

更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和消费者所享受到的权力是根本不同的。大多数工人无法像消费者选择购买哪件T恤那样去选择自己的雇主。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在加拿大,平均每个就业机会都有至少三个失业者为之竞争。

Uber不仅得益于这种状况,还加剧了困局:它从那些绝望的失业者或者未充分就业者当中吸引了大量司机,然后给他们贴上“独立承包商”这一标签,从而完成了这一恶性循环。

不过,对工人进行错误的分类还不是Uber的特殊之处。Uber的独特在于它对民选代表所定规则的公开蔑视。危险正在于此。你不必承认垄断性的出租车法是民主化身,就能识别出Uber对大众治理的基本准则所施加的威胁。

“无许可创新”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任何以及所有商业实践都交由一个付费的消费者来裁决;在这里,只要市场认为它们没有必要,诸如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等法律就完全可以被废除。

公民不等同于消费者。消费者会根据另外一些准则来行事,而这通常意味着削弱工人的权利。

注释:

[1]译者注:美国一家智库,由大财团科赫家族投资,该中心对外宣传自身是“世界顶尖的市场主导型创意大学智库——贯通学术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而一位曾与莫卡特斯中心交锋过的环保律师称之为“谋求经济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位律师是这样阐释其策略的:“将财团的资金投给表面上中立的智囊团,”由它来“雇佣有身家背景和学术背景的人来宣扬看似可信的研究成果。但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其投资人的利益考虑的。”

(原文刊于: jacobinmag.com  翻译:大雪  校对:伊丽傻白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责任编辑:霍青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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