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工场 思索

毛泽东说:陈独秀创造了党

作者:张家康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共主流党史中对于陈独秀的历史功绩长期缺乏公正客观的评价。本文梳理了陈独秀从清末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创办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过程,对于理解他对于中国革命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惊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段开天辟地的功勋,多少年来都是讳莫如深。“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历史终究是公正的。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明确指出:“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中共主要创始人之所以非陈独秀莫属,其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

最开风气的引领者

陈独秀是一位资深的社会活动家,有着深厚的社会关系。1901至1914年,他五次东渡日本,先后参加励志社和青年会,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并由此结识了许多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如邹容、张继、秦力山、苏曼殊、潘赞化、蒋百里、刘季平、汤尔和等。他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很有人望。

1902年春,他由日本回到安庆,与潘赞化等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并准备创办《爱国新报》,以“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次年5月,他在上海为邹容挽留,共办名噪一时的《苏报》。此时,拒俄爱国运动正在全国涌动,他又回到安庆,与潘赞化等筹组安徽爱国会,发动安徽的拒俄运动。5月17日,安庆藏书楼座无虚席,他在这里发起爱国演说会,呼吁:“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这次演说会较之上次,影响更为深远,当时《苏报》这样报道:会场“众情踊跃,气象万千”。会后,学生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

演说会被清廷查封后,他又逃到上海协助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在《国民日日报》期间,他与章士钊、苏曼殊等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由他与苏曼殊合译的雨果的《惨社会》(即《悲惨世界》),最能反映他这一时期的真实思想。书中男主角男德有这样的话:“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注定)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男德的话就是陈独秀的话,这是公开向孔教和私有财产制度宣战。

1904年3月,他把思想启蒙的眼光投向普通的老百姓,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份“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的报纸,本着面向最底层民众的宗旨,抱定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见识。”

这份报纸岂止在安徽,乃至在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八年后,蔡元培谈起《安徽俗话报》时还称赞:“我在上海《警钟日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安徽俗话报》在当时有“最开风气”的美称,而陈独秀正是这一新风气的引领者。

当年10月,他又到达上海,参加由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组织的暗杀团。每天试验炸药,制造炸弹,与蔡元培、杨笃生、何海樵、章士钊等常在一起密谈,并参与谋划吴樾袭击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的事件。吴樾壮烈捐躯后,陈独秀对这种暗杀活动进行反思,称其“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决心把思想启蒙的根深扎于民众的土壤之中。

1905年暑期,他又回到芜湖,除继续《安徽俗话报》的工作,又发起组织岳王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安徽公学的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军人,总会设在芜湖,陈独秀任会长。岳王会向新军渗透,许多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是岳王会会员。武昌起义时,最先发难的就是新军中的岳王会会员。

1914年7月,他最后一次来到日本,应章士钊之邀协办《甲寅杂志》。他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立即产生轰动,他又被推至舆论的焦点。文章颠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国家观,指出国家不能“与社稷同观”,爱国不能与“忠君同义”。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国之建立,“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所谓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否则,“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这些愤激的言论自然召来诘问叱责,有所谓“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陈独秀“敢为是论”,恰是从封建的纲常伦理中突围出来,以先进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阐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直指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他以前瞻性的犀利眼光,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人们因此而欣赏他心仪他。“天下谁人不识君”,他的知名度也因此而越来越大了。

《新青年》在北大销售一空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不久即改为《新青年》。他在《新青年》提出至今仍鼓舞人心的口号:民主(democracy)、科学(science)。这就是常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宣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青年》在青年中传阅,深受欢迎,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读者顾克刚给《新青年》来信说:“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

叶挺将军在湖北陆军第二预校读书时,就曾写信给陈独秀:“足下创行青年杂志……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青年学生杨振声把《新青年》譬之为春雷,“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谈到《新青年》时,总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罗仲言回忆:“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陈独秀的文章“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青年为《新青年》所吸引,接受它,喜爱它,使之成为须臾不离的读物。

从1915到1922年,陈独秀共写了近400篇文章,仅1919年就有150篇之多。这些文章可谓触及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历史、哲学、时事、人口、宗教、文化、体育等等,真是无所不谈。青年正是从这些文章中详知他的独树一帜的思想、拔山盖世的气节和清新生动的文风,处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引领者,他被人们赞誉为:“思想界明星”、“学界巨子”、“社会精英”。

1917年1月,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接任文科学长,并改革文科进而改革整个北大。他在征得蔡元培同意后,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北大同人精心协办这个杂志,使这个杂志的读者与日俱增,由初办时的1000份增至15000份。据北大学生张国焘回忆:《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销售一空。”

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就这样进入北大,如春风时雨顿使这所高等学府,一改老气横秋,陈旧腐败,而清新活泼,生意盎然起来。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关心国家大事。

北大学生结社组团已成时尚,而这一直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和帮助,他对傅斯年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衍、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最先创立《国民》杂志社。接着,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邓中夏等还组织平民教育团,走街串巷,讲演宣传,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不仅北京,全国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都被鼓动起来,各地纷纷效仿北大,成立社团,办报办刊。五四运动前后,全国的进步社团就有三四百个,报刊竟达四百余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日本。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也在召开所谓南北和平会议,那些割剧一方、鱼肉民众的军阀、政客,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和谈”自然毫无结果。

陈独秀认识到巴黎和会就是西方列强的分脏会议,他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所说,早在建党前,革命青年就尊他为“我们的领袖”。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说: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

最负盛名的新派学者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洋政府立即镇压学生运动,仅6月3、4日,就逮捕了800余名学生。整个北京笼罩在恐怖之中,好友劝陈独秀南下暂避风头,他气愤地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全文不足100字,却成为那一时代鼓舞革命者的警世格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内政外交提出具体的五条要求,表达了他的“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其中号召:“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晚10时,他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最先在《晨报》披露后,《北京日报、《公言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和全国各地的报刊,都相继在显著版面公布消息,陈独秀一时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们交相传颂,啧啧称奇。

《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申报》指出,北洋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已经酿起学潮,如今又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不止,是诚何心耶?”

真的是“扬煽其波,激之使动”。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高潮。学界、教育界、社会各界和安徽各界,或以单位或以个人,纷纷致电致函,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孙中山在上海召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恼怒地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以孙中山的声望和地位,虽是短短的一席话,却在当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失却自由的陈独秀非但没有孤立,反而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李达在《民国日报》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他说:

“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胧里提醒觉悟起来”。“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辛白作诗《怀念陈独秀》,对北洋政府(他们)进行声讨,予陈独秀以深深的敬意:“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民主与科学,“陈君平日所揭示的就是这两样。”并呼唤:“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被捕和出狱后,李大钊相继撰文予以声援。陈独秀被捕时,他借用一位读者的话说:“现在好久不见‘只眼’(陈独秀的笔名)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当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为之高兴,欣然作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诗中说:“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陈独秀不会想到,他的被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会后继出“很多化身”,如孙中山说的“五十、一百个”,以至很多很多,而他们中竟出现了如毛泽东、李达、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和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邓中夏等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员。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即,“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

这些摇撼制度和体制的言论,对于专制的当权者来说,自然是反动的,故明令其停止讲演。他只得又乘车返回北京。当京师警察厅得知他已潜出北京多日时,便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李大钊和高一涵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静候在北京西车站,将他秘密送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他出京,两人乔装打扮,乘着一辆骡车,由公路出走来到李大钊的家乡河北乐亭。

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

陈独秀在北大,很不得一些人的喜爱,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将其逐出北大,甚至不惜辱没斯文,罗织所谓私德问题的罪名,刻意向他脸上泼脏水。厚道的蔡元培再也抵挡不住压力,只得于1919年4月8日夜晚,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以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两科,陈独秀体面地失去文科学长的职务。

他的好友胡适恰不在北京,没能阻止这一事态,事后,胡适对以“小报所犯,道路所传”的“私德太坏”,而将“学界领袖”挤出北大,一直“惊诧不已”,遗憾地说:

“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胡适还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多少年后,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一群人”,不过,他所说的这群人就不仅是上海,还包括北京乃至全国的影响所及,可见陈独秀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把十月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相提并论,称作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并预言,“世界大势必有大的变动。”他原本相信康梁,后又鼓吹民主和科学,扬言为此“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却一次次的碰壁,就在焦躁的他越发看不到希望时,十月革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成功的范例,这大大地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

他的这批在上海“搞政治的朋友”是: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他们大多住的很近,经常一起聚谈。陈望道回忆:“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为负责人,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

他先住亚东图书馆,后又迁至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设在这里,不久,这里便成为筹组中共的重要活动场所。

《新青年》因陈独秀的思想倾向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宣传民主主义改为宣传社会主义,其中尤以《劳动节专号》为分水岭。中共早期理论家蔡和森说:《新青年》原本“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

旧中国,在黑暗中迷茫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登临《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罗亦农遗孀李文宜曾在《忆罗亦农同志》中写道,罗亦农17岁时,竟“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

这些青年来到上海,被陈独秀安排在上海党组织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这些青年学成后多被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由苏联回国后,成为忠诚的革命家,如,罗亦农、王一飞、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

早在1920年初,他就请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8月,他又和李汉俊将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校对后出版。接着,李汉俊翻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极大,毛泽东就曾说过,这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南陈北李陈属首位

李大钊遇难后,北大教授高一涵在《民国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说:“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即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就是“南陈被李,相约建党”的最初版本。

胡适曾把南陈北李作了比较,他说:“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历史的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以陈独秀的声望和影响,一当形成坚定的信仰,他在当时的号召性和凝聚力,又自然要超过李大钊。这就是中共早期党员肖克将军于1993年6月在《陈独秀诗集序》中所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两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建立共产党。据张申府记忆,李大钊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笔者以为这正是李大钊的认真而稳重的作风,他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俨然成为闻名国中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合适的了。

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和陈独秀见了面,两人一拍即合,愉快地接受了组党的使命。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成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的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

北大学生张国焘为避北洋政府的追捕,不得不南下来到上海。临行前,李大钊让张国焘向陈独秀转达这样的意响,那就是目前应加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张国焘晚年回忆说:

“大约7月底(1920年),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各方面的特长。……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张国焘认为,陈独秀是在1919年底“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这就是陈独秀为人处事的风格。当年提倡白话文,倡导文学革命时,胡适主张“平心静气”,“同心研究”,而陈独秀果断专行,“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事后,胡适感叹:“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如今,在实际筹组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依然故我,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果敢坚决。所以,就做事的风格效率而言,南陈北李,陈属首位,也是在事理之中。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此前陈独秀为陈炯明所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因教育上的一些事务而不能出席。李大钊也因故没有出席。这样,南陈北李都成为中共“一大”的缺席者。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期的领袖。

(作者张家康,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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