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中有别 新风

公众女性的私人生活:南韩性工作者的生活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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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苦劳网

作者:郑诗灵

【译按】原文发表发表于 Sexualities 期刊1,作者郑诗灵(Sealing Cheng)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学院,研究方向为性工作、人口贩运、女性运动、政策制定。2010年出版专书 On the Move for Love: Migrant Entertainers and the U.S. Military in South Korea 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性领域最佳专书奖。

*文章标题中的“公众女性” 原文为 public women。历史上女性多归属于私领域,公开露面的多为歌妓、女演员与欢场女子。

翻译:Kris Chi/校订:何春蕤

不论透过何种媒介——文本、电影、新闻报导或政府说法——我们认识性工作者的方式几乎都是靠着非性工作者(包括运动组织者、政策制定者、记者、与学者)的再现而来。他们的描述则呈现两种特质,简述如下:(一)高度性化:无论是作为受害者或能动者或对公序良俗的危害者,性工作者的行为、经验与认同大部分是透过她们所从事的性交易来理解;(二)两极化:性工作者的再现要不是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就是光鲜亮丽的自营家(如《麻雀变凤凰》以及其他电影叙事中的呈现),这种二分法不仅本质化了她们的生活,也否认了女性的主动参与(Datta, 2005)。在这种背景下,性工作者自己拍摄的日常生活照可以说出什么样的故事?这些影像中传来什么样的“主体声音”?这些照片会如何支持或挑战现存的卖淫论述?摄影者与观影者可以在这样的行动中得到什么?最后,这些司空见惯的生活层面究竟和性工作研究及性有何关係?本文作者于2009年策划了一场摄影展,展出由南韩红灯区女性性工作者自己拍摄的照片,上述提问则是此次策展经验所引发的思考。而此计划进行期间,这些女性的生活正面临着剧烈改变,南韩红灯区的拆除与卖淫的加重罪责,都具体而微的显示了她们座落于新自由主义进程与反人口贩运计划重叠地带的关键位置。

2009年10月到2010年4月之间,名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空间:红灯区的女性视野”的巡迴摄影展在美国东岸展出了南韩首尔永山(Yongsan)红灯区女性所拍的40张照片,这些照片来自潘朵拉摄影计划(Pandora Photo Project),而这个摄影计画是永山区1986年创立的非政府组织“马大拉之家”(Magdalena House Community)2之下的“勇敢女性研究中心”(Courageous Women Research Center)针对45至65岁女性进行口述历史计画的一部份。本文作者以及其他研究者想要在口述叙事之外探索视觉媒介作为一种沟通形式来表达女性与所处空间的关係。2009年1月到7月间,这些拍摄者拍了超过2,500张照片,内容题材都是性工作者日常生活所到之处,不论是在家、去工作的路上、工作中、玩乐时、以及与朋友和同事的相处(见图一与图二)。她们拍摄自己閒坐、聊天、说笑,与友人一起、玩牌、吃饭、无聊;也捕捉市景变化,红灯区内各栋建筑物的走廊、房间、后院,以及人潮汹涌霓虹灯闪烁的干道,或空无一人的黑暗。这个展览由研究者与摄影者的一系列对话讨论组成,她们日常生活的影像填补了人物和个体之间的差距,搅扰了那些热切渴望否认妓女人性和复杂性、只想把妓女转为象徵的人。总的来说,这场摄影展描绘了位于南韩都会区社会与政治重组过程交界处的妓女生活。马大拉之家的创办人之一暨执行长李珠政(Lee Ock-Jeong)女士也是参展摄影者之一,她最贴切地道出了这场展览的重要性:

这不仅是一个买卖与贩售性的交易所,也是许多人住了五、六十年的地方,这是性产业的一部份,也是这个地区的一部份。在这里,大家彼此帮忙做饭、做泡菜、照护小孩,在生病或难过时相互安慰支持。在此她们度过了青春岁月,守着或宽裕或困苦岁月里的各种亲密记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是个普通人居住的空间,而不仅是从事性交易的场域。3

在本文中,我将勾勒这个2009年计划的历史脉络,也就是形塑2004年反卖淫新法的南韩卖淫论述,以及永山红灯区作为首尔都市更新计画的一部份所面临的必然拆除。我想讨论这次展览对观影者与摄影者的影响,最后则反思我在永山的经验,提出一个“去除了性”的卖淫研究可能为我们指点何种性研究的新路径。

南韩的娼妓角色与卖淫政策

娼妓一直以来都被建构成“公众女性”,是被管制的目标,因为娼妓角色体现了女性的不安分,将本来属于私领域的性变得随手可得,构成了偏差。对于那些认定性不能买卖的人而言,卖性就是女性把个人内在的自我或私密送入低贱的市场中买卖,就此成为没有私人面目的“公众女性”(Day, 2007)。而“公众女性”的生活没有公私之分,因为最私密的都已经在市场中成为商品贩卖。研究伦敦性工作者的Sophie Day指出,“事实上,娼妓被视为缺乏合理的私我与公我,因此不能算是完整的人”(2007: 40)。

女性从娼在韩国的历史与社会中多半隐而不见,常被简化为统计数字与刻板印象。妓女这个人物则截然不同,在国族历史记录上有着极高的能见度,特别是被异国侵略者蹂躏的妓女早已在广泛的文学、政治与运动论述中成为被宰割征服的国家命运的寓言象徵(Jager, 1996; Jager, 2003; Moon, 1997)。妓女这个人物,过去总是作为强有力且性别化的象徵,以表达在国家与异国“他者”交战时的恐惧与慾望。

日军1930年代末期到1945年间曾强制徵召慰安妇的资讯在1980年代晚期流出,推动了跨国的索赔行动。其中韩国约有80,000至200,000名女性在1910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占领期间被徵召,慰安妇议题因此成为南韩与日本政府、国族主义者、与运动者之间争论的骨干。那些愿意面对曾被性玷污之污名的女性被邀请到各种论坛发言,到法庭作证,在她们的叙事中,被日本殖民者暴力掠夺的女性贞操被当成真实受害的体现。慰安体系里的这些韩籍倖存者,过去必须羞耻沈默隐埋受辱的经验,现在则被转化成国家被压迫阉割的象徵,被用来提醒人们时时不忘殖民者的不人道4。

另一个显着的娼妓形象出现在美军驻扎南韩后。韩战(1951-1953)过后,美国开始驻军南韩以防范共产势力在东亚扩散,美军基地周遭各种服务行业成了战火蹂躏后的南韩人营生的场域。在美军基地附近以卖淫为生的女性则背负着堕落女性与叛国贼的双重污名,表现在“洋人宝贝”与“洋人婊子”等等羞辱词语中。1990年代南韩反美军驻军运动的象徵就是在美军驻地城从事卖淫、1992年10月28日被休假的美军二等兵Kenneth Markle残酷杀害的26岁女性尹古敏(Yun Keumi),由于死状甚惨,现场照片的流传激起国内抗议,“全国消除美军犯罪行为运动”(National Campaign for the Eradication of US Military Crimes)应运而生。尹古敏在这个运动里被某些人士尊为“我国的大姐”,儘管活着的时候被边缘化至韩国社会的角落,惨死后却变成男性阳刚国族的鲜活比喻。

进入新世纪,全球反人口贩运论述在南韩多半被理解为反卖淫的倡议,这个趋势却又巧合的呼应了在群山市(Gunsan)红灯区里发生的两场娼馆大火,19名女性与1名男性在其中丧生。韩国女性运动份子于是发起运动,要求立法处理相关卖淫的暴力。在这一波运动里,娼妓角色仍然被视为“外来邪恶”的受害者,新的论述把卖淫归咎于日本殖民(1910-1945),以及其后1945年以来的美军占领,再来则是西方性观念与资本主义透过全球化渗透南韩(Cho, 2004, 2005)。这个观点否定了卖淫在韩国社会与文化里的本土性,相信它既然是外来的影响,那就应该可以被驱净。

娼妓作为国族主义论述的象徵成了所有捍卫纯正韩国文化抵抗外来侵犯的诉求汇集点;娼妓作为道德与法律论述中的偏差女性则是需要管束规范的“堕落之女”,还可能被罪犯化,送入矫正机构;而娼妓作为真实的个人,则是被排斥的对象。大部分娼妓只是新闻报导警方攻坚扫黄过程中的人物,她们证实了某些年轻女性因为出卖女性自我最珍贵的东西而沦入悲惨命运,因此娼妓的可见度主要是为了警示其他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告诫她们在家庭与国家的保护之外有着各种危险。

这些想法不但直接形成诸多深刻影响卖淫女性的政策,也透过政策继续复制这些敌视娼妓的想法。主流女性主义者和妇女运动份子越来越坚定的认定卖淫是一种针对女性的暴力形式;在全球化的反人口贩运论述脉络中,南韩本地也把卖淫理解为“性贩运”(Cheng, 2011),因而设置法律,为“性贩运”的受害者提供保护与从良措施,但对于自愿卖淫的女性仍然持续将之罪犯化。2004年通过的“反卖淫法”以高压取缔来执行,数千名性工作者因而集体现身,抗议该法危害她们的生存,可惜最终无效。2005年,南韩历史上首个妓女组织诞生,这些女性自我命名为“性工作者”,积极争取工作权;女性主义者有小部份支持性工作论述,并且支持性工作者参与公众论坛或到大学课堂中现身。那些已获得国家经费资助的主流运动者则继续生产个人证词以证明卖淫中的性暴力与虐待,认定自身救援工作的重要性。对性工作支持者而言,眼前亟需的工作就是强调南韩性工作者的独立,并严谨研究如美国和台湾等地已有的性工作理论和实践。

在这些辩论里,卖淫的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她们日常生活现实里的复杂性,大部分都被抛在一边,多数性工作者都尽可能隐秘低调的工作与生活,彻底避开有关“受害者”或“性工作者”的论述。换言之,意识形态取向的辩论反而会使人不注意到那些真正受到辩论影响的人的具体生活,更进一步边缘化了“娼妓”。

在新自由主义与反人口贩运计划交界的永山区

永山红灯区位于首尔市中心的永山高铁车站前方,是南韩最古老的红灯区之一。在附近长大的女孩都被教导要避开此区,也避开那些穿着打扮举止谈吐不端庄的女性。经过此区的人如果想要维持正经的形象,在经过那些为室内营业或站街拦客的性工作者拉客的妈妈桑时也都会加快脚步。警方在这区内有个哨站,偶而逮捕个体工作户,也会在高层给予指示时发起大规模的取缔。从1961年的《不良行为防制法》(Prevention of Fallen Behavior Act)开始,卖淫在南韩就是非法行为,不论男女,从事任何形式的卖淫行为都会被起诉,罪行的重担往往多数落在卖淫的女性身上;然而同时,政府也积极“规范”卖淫,例如国内最知名的红灯区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都被认定为“儿少止步区”(Youth Prohibition Zones),红灯区的女性也被强迫要求定期做健康检查,以确保不会成为性病的带原者。这种在司法上的矛盾(又禁止又规范)映照出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在南韩社会中,卖淫是“必要之恶”。这种矛盾所带来的人生代价就是污名化、边缘化、和罪行化那些体现“邪恶”的女性。

南韩的新自由主义于1990年代晚期开始发展,全球反人口贩运倡议也在同时进入南韩,并被转译成反卖淫的动力。进入21世纪,永山区于是开始承受国家与市场更多的监控与谴责。

南韩政府一直热切地提供基础建设帮助企业资本将首尔城市中心重新发展成为安全、效率、方便的全球中心。2004年,在当时的市长也就是现任总统李明博(Lee Myung-bak)领衔之下,首尔市政府宣布了都市更新蓝图,不到十年,永山红灯区旁崛起了全新的高铁车站大楼,相连的大型购物中心一头有包括IMAX的影城,令一头则是现代流线的超高摩天楼,夹在两者之间的永山红灯区看来又老旧又矮小。在现任市长也是下一任总统热门候选人吴世勋规划之下,永山区将发展成为“群岛21”(Archipelago 21)国际商业金融区,由着名建筑师Daniel Liebskind负责设计,打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5。

2007年开始,首尔市政府推出由“女性与家庭事务部”(Department of Women and Family Affairs)负责的计画把首尔打造成“女性友善之都”,以“快乐女人,快乐首尔”为标语,此计划将在都市计划中形成典范更替,引介诸如“女性友善厕所”、“女性友善工作空间”、以及用粉红色线条标出的“女性优先停车位”,同时将补平路面凹洞以免“卡住高跟鞋”,也会为职业妇女提供更多育儿设施。首尔“女性与家庭基金会”(Seoul Foundation for Women and Family)的主席朴庆贤(Park Hyun-kyung)以及其他女性领导人都大力欢迎这些使“女性在日常使用都市空间时可感受安全与方便”的主动政策(Kwon, 2009)。当然,永山与其他红灯区里那些生产产能低与消费贡献低的女性在这个“女性友善城市”的视野里是没有位置的,她们的安全、方便、与幸福都不是国家与资本的主要考量(Hubbarb, 2004: 674)。

在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仕绅化之过程中,边缘族群因为无权搅扰城市的进步发展,所以合法的被驱逐。位于永山红灯区对面的居民、小商家、与街贩都已被迫搬家。


《清空》,“这本来是我们买东西的市场,但现在已被拆除了。”(摄影:朴绚淑)

这些边缘群体无法与可敬的中产家庭氛围和大都会的消费形态调和,于是被迫离开市中心的居所。Phil Hubbarb观察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西方城市中“强化市中心作为以家庭为主的消费获利空间,同时则强迫娼妓在资本主义性产业较无可见度(但收益高的)空间中工作”,在此过程中也再度将“强壮阳刚”(virile masculinity)铭刻于城市之上,新自由主义城市因此“服务的是资本与阳具的利益”(Hubbarb, 2004: 682)。

2009年1月我们开始进行摄影计划的时候,“全国被迫搬家者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f Evictees)发起抗议,要求政府对永山红灯区正对面的一栋建筑提出正当赔偿,镇暴警察发动暴力压制,冲突中造成4位抗争者与1名警察死亡,此事件也震惊了全国(图四)。


《转型成为全球都市》。遭到祝融的鹰架残骸在一栋被清空的建筑物屋顶上,镇暴警察与抗议者在上头对峙,国际大厦在一旁成为直接的背景。(摄影:Cheon Malsun)

这起事件也让被强迫搬离永山区的女性前景蒙上一层不祥的乌云。很长一段时间,她们都在等待,期望房东收到的补偿或许可涓滴流至她们手中,因此她们并未加入发起或参与抗议不公赔偿、抗议被迫迁离红灯区的阵线。再者,谁会把她们当成盟友?2004年“反卖淫法”提供国家资源扫荡卖淫,倡议的运动份子目的就是要消灭红灯区,不准女人公开展示自己,也不准在购物区的大街上公然拉客。这个道德上碍眼的现象或许即将消失,然而卖淫也早以更隐晦的形式扩散(例如网路上)。讽刺的是,妇女运动、韩国政府、与美国国务院都认为这些法律成功打击了人口贩运,在这里,人口贩运只被理解为卖淫,却不包括2000年联合国《防止、保护、惩治人口贩运(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协定》(Protocol for the Prevention, Protection, and Punishment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所定义的强迫劳动。刑罚的加重与警方的一再扫荡,使得在红灯区中继续从事性交易为生的工作者生存困难:较年轻的女性都移到其他场域或网路上;较年长的女性在无法承担逮捕与刑罚的压力下离开此业;还在做这一行的则发现越来越难谋生。这些日常的抗争在主流女性运动者还呼吁强化执法以消灭卖淫(现在被称为“性贩运”)的情况下只会更加严峻。

新自由主义的都市更新与“停止人口贩运”的呼喊声大相呼应,使得用高大明亮的建物取代红灯区以打造乾净的城市看起来是绝对正确的选择。但是事实上,在城市的现代化计画里,那些住在红灯区女性的生活、社群、历史与未来全无容身之地。

下一节会讨论的摄影计划完全无法以任何方式居中化解这些发展对原居于此的女性所产生的效应,仅能缓解这种抹煞所带来的冲击。

潘朵拉摄影计划

最终产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空间”展览的潘朵拉摄影计划,与南韩的主流卖淫论述在两个层次上有截然的差别:(一)这是极少数允许从事性产业的女性以生产影像、选择影像和提供叙事来直接参与自我再现的计画;(二)它避开了性是否可以成为工作的意识形态辩论,而聚焦于那些因为从事性交易而活在韩国社会边缘的女性的日常生活。简言之,潘朵拉计画的目的就在于把再现的工具放进这些女性的手里,让她们来记录自己的人性。

2009年1月3日,“勇敢女性研究中心”邀请了8名女性见面,向她们解释潘朵拉计划的目的就是提供摄影工具,以拍摄她们共享社群的空间。除了数位相机,我们还教授基本摄影技巧与摄影伦理,例如拍照前必须获得被拍照者的首肯。这8名拍摄者每两周来马大拉之家上传照片,每个月重新浏览拍摄过的照片,这样的聚会让她们有机会重新观看并讨论自己的作品。当照片引发故事、八卦、笑声与情感的热切分享时,这个计划才得到动力展开。其中一名摄影师朴绚淑(Park Hyunsuk)在对计画评价时总结了这个发展过程:

我参加这个计划是因为不想要被我的同伴孤立。我本来没有很投入,但是我不想错过关于照片的那些閒聊,所以我从没缺席。我原先加入的时候不太兴奋,我不想想起过去经历的痛苦和伤害,但是在都市更新之下,我们都有失去家园的危险。那不仅是我们经历困苦的地方,也是我们恋爱结婚、建立家庭、抚养孩子长大的家乡,我希望在这个地方消失前留下一些影像。

这个摄影计划让参加者重回永山区——那个“可以自在展演自己”的地方,而不必承受主流社会视她们为“受害者”或“罪恶”的道德评断,主流社会是一个“让她们感到紧张的伪善世界”。这些日常生活的影像让人可一窥她们在困苦中营造出来的社群感,参观者可以见到红灯区如何成为这些女人的家。学生很讶异影像中呈现性工作者“像我们一样吃麵、打牌、闲晃”,有些人甚至很惊讶那些女人“看来就像我阿姨”。这些日常生活的影像反而让那些以为照片必然包含淫荡或无耻内容的期待落了空。

研究团队后来和摄影者们开了一次会,汇报这次展览的状况以及它在美国得到的迴响,看到人们正面回应这些作品和她们的生活,摄影者都觉得十分感动。其中之一的宋福来(Song Bokrae)说:“我在听报告的时候努力克制眼中的泪水,因为参观者透过我们拍的照片看到了我们的真实状态,我感到骄傲。”

照片展示了个人历史如何被写入红灯区的空间与建筑上,摄影计划则显示当再现的工具进入主体手中时会发出什么火花。和主流的性工作再现相反,这些每日生活的细节才是这些女人描绘自己生活空间时的核心,而不是性工作的痛苦困境或光鲜亮丽。这个事实也质疑了他人(特别是像我这样好心的研究者)如何总是性化了她们的再现。

学习拿掉性

我第一次造访永山红灯区是在1999年,当时我自愿为次年初将前往中国参与性工作国际会议并发言的性工作者桑霓(Sunny)做口译。桑霓是阻街女郎的自体户,在永山区拥有一栋公寓的地下层,但是与一名娼馆老板关係密切,这栋三层楼的娼馆还住了另外两名女性。中国的研讨会结束后,我在首尔的公寓租期也刚好满了,第一个供我地方住的便是那位娼馆老板,她在红灯区的对面有栋公寓。我接受了她的邀请,后来几周我每天都会在红灯区蹓跶,和那里的女人一起吃午餐或宵夜,配上便宜的韩国酒(烧酒)。我也渐渐认识了在娼馆二三楼工作的那两个女人以及附近的一些人。

在2000年4月底我离开时,她们送了我一些豪华的礼物,例如两百元美金现钞与一件大约等价的时髦外套。对于这样的慷慨,我既惊讶又感动,我知道她们要接多少个客人才能送出这样的礼物,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憎恨:为了“送我”礼物而和男人发生性关係,这个想法让我很不安。但是我也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在不污辱人的情况下拒收礼物,Marcel Mauss曾经清楚的说过:“送人礼物就是把个人的某部份赠与他人”(1954: 12)。我应该用赠与者的角度来看待收到的礼物,把它视为善意与关怀的表示,那是一名有能力用物质形式向一名年轻女性表达这种情感的独立女性建立社会关係的方式,也是她交换恩惠的方式。而藉由进入她们的社交网络,我得到了接受和回馈的义务。

这个事件迫使我理解到,将她们的礼物等同于与陌生人发生性关係的次数,而不把它视为社交关係的建立,是因为我狭隘地将她们的日常生活与性划上等号。没有在红灯区的这段短暂过客经验,我也许永远不会觉悟自己狭隘的眼界。

一般人都是用性交易和性越轨来思考性工作者(如Kerwin Kaye (2007)在男妓研究里指出的)。对于那些着眼从女性主义和司法的角度辩论卖淫的人而言,焦点总是:是否为合意性交、是否牵涉违反自主意愿与暴力行为、以及女性是否为受害者或罪犯。在这些热切的评断中,我们可能都忘了这些性工作者有自己的生活,忘了她们也会大吃、开玩笑、玩游戏、看电视,而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她们也有家人与朋友。换言之,只将她们框限在“公众女性”的形象里,其实是抹去了她们的私人生活以及自我的重要部分。

这次摄影展提供了红灯区的日常生活样态,但是“去除了性”,以便让观众获得更完整的观点来看这些女人的生活。如Sophie Day所言:“把娼妓等同于她的工作,这种论调使得私人生活隐形,而这个私人生活极可能与其他女人的私人生活非常相似”(2007: 5)。本次展览希望弥平娼妓与个人角色之间的鸿沟,填补性工作者与非性工作者之间的隔阂。

我在永山红灯区学到的呼应了何式凝在〈导读〉中有关说故事和新的知识生产的替代场域的说法。视觉媒体与摄影计划的合作性质拓展了我们参与的程度,使我们从一开始就着重性与其相关讨论如何:(一)转向较为寻常的日常生活角度,(二)也转向那些边缘化与污名化性工作者的结构性不平等;前者迫使我们看到需要用比较有意义的方式来理解从事性产业女性的生活经验——性可能不是她们让生活产生意义的最重要支点;后者则让我们去挑战较大的议题,从都市发展、住屋补助、福利服务等等政策面的考量,到由阶级特权、区域内差异、和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市场取向所形成的结构性不平等。简言之,比起任何意识形态位置,从这些女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起点。

责任编辑:黄亚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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