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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瑜:“发出我们的声音” ——工人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张慧瑜

【来源】乡村建设研究

【摘要】每周日晚上,作者从城里开车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很像当下中国的隐喻。

2014年下半年,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参与了文学小组课程的教学工作。从本科到博士虽然读的都是中文系,但很少从事文学创作,这次有机会与工友们一起读文学、一起分享文学的乐趣,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每周日晚上,我从城里开车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很像当下中国的隐喻。皮村处在北京东五环外面,靠近顺义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几百架即将降落的飞机从皮村上空飞过。来过皮村的工人诗人魏国松这样写道:“还有掠过皮村上空飞机的噪音/也很肮脏。每隔几分钟/便会犁过这里人的头皮一遍”(《皮村纪事》)。在飞机的轰鸣之下,皮村工友之家十余年坚持为打工者撑起一片文化服务的天空。


(图片来源:wired)

“别人的森林”

这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一个社会群体更是经历了“乾坤大挪移”,这就是中国工人。一方面体制内的老工人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纷纷下岗,从城市的主人沦落为社会底层,另一方面90年代的招商引资,又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老工人失去了单位制的庇护,新工人又生活在新的雇佣劳动关系中。新世纪以来,农民工一直是社会底层和现实苦难的象征。他们的低收入无法实现在城里安家的梦想,甚至也无法与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们在城里有工作,并非失业人口,但其弱势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得他们成为都市里的隐身人,就像被遮挡在工地绿色帆布里面的建筑工人一样,无处发声,也无法被看见。

这种重复的流水线、重复的工业经验,让打工者丝毫无法对工业、城市产生任何正面的价值,反而认为工人的身份是一种耻辱,就像工人诗人唐以洪所写的《把那件工衣藏起来》。这首诗聚焦于那件跟随了“我”二十年的灰色工衣,“灰色里的泪痕,和汗水/那些胶水味,机油味,酸楚味/线缝里的乡愁”,这件工衣承载着“我”打工的历史和记忆。在工衣里面包裹着“一只发不出声的蝉子”和一个“闷头干活”的“哑巴”,这份“噤若寒蝉”的屈辱使得“我”要把灰色的工衣“藏到最深处/藏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因为“我担心从记忆的深处/又把它们揪出来/再一次受到磨难/和伤害”。这首诗一方面表现了工衣所代表的工业劳动对打工者造成的耻辱感,另一方面又呈现了工人发不出声音的社会困境。借用打工女诗人寂之水在长诗《审判》中的一句话“熟练地掀开记忆”,工人文学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把隐藏的、被压抑的、不可见的工人经验和记忆掀开。

对于这种异地打工的感觉,我想到皮村文学小组成员郭福来写的一首诗《写给孩子》,其中有一句话是“孩子,别离我太近/咱们都像一颗颗/孤独的树/生活在别人的森林/我的枝叶会阻挡/你吸收阳光,甘霖”。确实,对于打工者来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不只是陌生人的海洋,还是一座“别人的森林”,不属于自己,也无法找到主体感。相比冷漠的森林,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则像温暖的港湾。在教学中,我深切地体会到皮村工友之家对于工友们的重要意义。很多工友来到皮村工作或住在皮村附近,主要原因是这里有工友之家。在工友之家可以借书、看戏剧、看电影,可以买到便宜的日常用品,可以参加戏剧小组、文学小组,还可以和其他工友聊天。也就是说,工友之家像一个公共文艺服务站,与工厂的压抑和家庭的私密空间不同,在这里,工友们可以找到一种“主人”的主体感觉。比如在工友王春玉的作品中把皮村比喻为“圣地”,因为这里有聚集着一群“思维超前的公益先锋/千万农民工的需求/亿万打工者的呼声/让我们来担”(《公益时代》)。

“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

2004年,新工人艺术团(当时叫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有一句宣传语是“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不能表达自己。而‘打工青年艺术团’却能通过文艺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这种“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就代表着工友之家的精神和追求。下面我想谈一下在文学小组从事教学的经历。

第一次课是在工友之家的电影放映室中进行,有点像教室空间,后来改到一间小的会议室,我一边放PPT,一边讲,大家坐的比较近,像开会和小组讨论一样。来听课的工友多则十几个,少则七八个,大多是在皮村工作和住在皮村附近的工友。大家的年龄也不一样,有60后,也有90后。虽然每个人的经历和文学素养不同,但大家都对文学感兴趣,都想通过文学小组来提高写作水平。而文学小组的初衷也是培养工友的文学爱好和写作技巧,让工友们掌握一定的写作能力,比如写家书、写日记、写散文等。一开始每节课我都讲一些写作技巧,比如如何写人物,如何写动作等,但效果不是很好。我也觉得写作技巧比较枯燥,写作能力还是与文学阅读、文学欣赏能力有关。因此,每次课上,我会选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与工友们分享。

在备课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原来作为大学教育的文学经典,其实与新工人的实际生活和经验还是有很大隔阂的,而工友的文学经验一般来自于初中和高中语文。我试着找一些与中学语文不同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工友们的文学兴趣。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了卑微的小职员在现代社会变成大甲虫的故事,和新工人在现代社会中的非人状态有相似之处。比如路遥的经典作品《人生》和方方的新作《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都讲述从农村青年到城市奋斗的故事,这和新工人的经历很像。还讲过雪莱夫人的科幻小说《弗兰根斯坦》,这部反思现代科学的作品,工友们不太容易接受。除了文学经典,我还会讲一些社会事件和话题,比如APEC会议期间讨论了APEC蓝的问题,我从微信群里找了一些关于APEC蓝的笑话,但工友们感觉很陌生,这也能看出环保议题、国家大事不是每天劳作的工友们所关心的日常话题。不过,讨论APEC期间潘小梅在北京地铁被屏蔽门和安全门意外挤死的事件,却激发了工人们的共鸣,因为潘小梅就是手机推销员、北漂、单身母亲,和新工人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文学小组的寂桐后来写了一首反映潘小梅事件的诗《地铁上的不归路》:“屏蔽门啊/地铁门啊/你们像两把无刃的刀子/随着几声巨响/她的内脏碎了/她无法挣脱/她想着她就快完了/被挤压的青春/被挤压的人生/在这一刻停止”。这种“被挤压的人生”不只是潘小梅的人生,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亿万打工者的宿命。

2015年发生了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在课上我和工友们一起讨论了这起人间悲剧。工友范雨素从农民工母亲的角度完成了一首长诗《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不仅写了社会上对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的种种歧视,更在结尾处以“黑暗的地母”的身份发出历史的祈求:“我祈求,我的孩子/毕节的孩子们,农民工的孩子们/都有来生/在来生/所有母亲的孩子/不叫留守儿童/不叫流浪儿童/他们都叫做/六十年前/毛爷爷起的名字/祖国的花朵”。这首诗少有地唤起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记忆,六十年前的“祖国的花朵”与今天的留守儿童的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工人文学的文化意义

文学写作确实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劳动,不管发不发表,都可以暂时逃离这种繁重的螺丝钉般的工作状态。马克思曾经描述过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可以唱歌、跳舞、写诗,这是劳动者身心解放的标志。工人不仅是文艺的消费者,也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不过,在现代社会,诗人或艺术家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就是示范了一种个人化的生存方式,一方面进行有创作性的文化艺术劳动,另一方面又用文化艺术产品来挣钱养活自己,这是一种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既避免了从事异化劳动,又能够有较高的收入。所以艺术家有可能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劳动者。80、90年代以来,不要说工人、农民从事文艺创作了,就连消费文化都变得很困难,因为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先在地把工人、农村从消费者中排除在外了,就像网络、电视虽然底层也能很便宜的使用和收看,但是里面很少有工人、农民的节目,即使出现也是一种猎奇式的消费,大多数文化娱乐产品所对应的消费者都是城里年轻小资,就像电影产业很明显,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城乡共享的艺术,变成了现在的以90后为消费主体的艺术样式。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创作本身涉及到文化权利和文化民主化的问题。

讨论工人文学往往涉及到是工人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工人的问题。在讨论女性诗歌时也会追问这个问题,究竟是女人写的,还是写女人的,讨论农民诗歌也是如此,为什么一说到工人、女人、农民等特殊身份就涉及到代言的问题,好像有一些身份是不言自明的,无需代言的,“我”能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像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则只能被代言,他们无法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当然与工人、农民处在社会底层的位置有关,他们需要争夺更多的话语空间。不过,在讨论工人、农民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前,应该追问为何在30年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会变成社会底层、会再次成为社会苦难的象征。就像根据路遥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70年代末农村青年寻找人生出路的故事,那个时候,农民、工人不是社会底层,而是社会改革的主体,最终路遥让孙少平进城当煤矿工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劳动者。如果现在拍农民和工人的故事,肯定就是底层和苦难。正如女诗人寂之水的长诗《审判》开头就把打工者描述为一个“携着叮当作响的刑具”的受刑人。

这种工人代言以及作为底层的工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所追问的“底层能否说话”的问题。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与女人、农民等身份不同,工人比较特殊。工人是现代社会、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工人文学里清晰地表达了人对机器、对工厂的态度,这种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人在工厂里劳动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以来人的普遍状态,工人恰好不需要被代言,工人是现代人类的代言者。在马克思的阶级论述中,工人不只是“工”人,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和“人类”。工人阶级的普遍性在于工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解放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工人的这种普遍性,而不只是在差异政治、身份政治中理解工人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工人用劳动创造了整个现代社会,只是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也是一种被奴役的劳动。这种雇佣劳动是当下大多数劳动者的普遍形态,即使更多从事脑力劳动的小白领也是如此。所以说,工人的议题确实不是只关于工人的,而是关于作为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现代人类、现代文明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问题是工业时代的核心问题,人类的解放、现代文明的出路与工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

(本文作者张慧瑜,原载《新华月报》2016年5月号,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乡村建设研究”,责任编辑:九尺生   图片编辑: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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