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新生 民声

流走边缘、团结创业——云南流动社群合作生计的实践初探

作者:兰树记

来源:《社会经济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破土编者按】本文关注在流动社群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来自贵州的布依族拾荒群体、流动中因带孩子无法就业的妇女群体,以及以“站工”为职业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等,探讨以推动社区经济的方式协助流动社群改善生计的可能性。

(图片来源:网络)

“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的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 社区经济即是一种促进社区互助合作的重要方式,可将社区内互不相联的各种经济成份变为利益共同体,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社区民众的生活福祉。香港中文大学黄洪(2001)教授从香港的经验中提到,“社区经济”所尝试的是一种非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交换生活,是一种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强调以社区为本,由下而上的参与及动员,发挥各个不同网络群的才能、技术与经验的连结,来服务其他社群中的成员。他提到近几年本地一些劳工及社区团体在弱势社群中组成工人合作社或以“社区互助”方式进行各社群网络之间的生活互助,希望因而能建立一种不是纯粹以经济利益主导的社会关系,而是工人之间、弱势社群之间互助关怀的社会交换生活。如社区内失业的装修工人为老人搬屋、装修,单亲妇女的互助托儿,亦有本地工人合作社尝试发展社区的环保回收工作等。这些实践既发挥工人原有的能力和技术,又可以满足社区的需要或促进其发展,特别是民间组织协助工人或其他社群建立彼此的信任皆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社区经济在流动人口社区的可能性

在流动人口社区推动社区经济,意味着要发动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背景的人走在一起,进行团队创业,回应社区生计改善议题。我们坚信,社区经济作为应对当前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其定能发挥降低民众生活成本,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及改善社群生计的作用。但社区本身的资源与条件直接决定着推动社区经济的可能性。流动人口社区相对于城市社区及传统意识上的农村社区又有着极大的差别,但其快速形成高密度人口聚集特征,为推动社区经济提供了重要基础。

流动人口社区自身拥有的资源是发展社区经济的重要前提。这种资源既包含了人力资源方面,也包括了技术技能层面上的资源。我们所在的流动人口社区本地人口仅为4000多,外地人口数量近40000,本地与外地人口比得到1:10。在这样的社区中,有部分因照顾孩子无法就业的妇女,以及部分因辍学或未能实现就业的青少年,这些都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社区里的民众自身就拥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技能,如少数民族群体在流动过程中传承下来的手工艺技能等,这些为发展社区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区内生需要成为发展社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大量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城中村及城郊结合部社区,社区本身就存在着在衣食住行、幼儿照顾、青少年托管、养老及家政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服务需求。但现有社区经济模式更多从个人经济利益角度出发,较少缺乏对社区公益及互助理念的关注,容易引发假冒伪劣产品及食品安全等问题,破坏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社区信任关系。如2010年在我们工作的社区就发生过用死猪肉再加工售卖的案件,直接引发了本社区甚至整个城市对于猪肉市场的不信任,特别是城市民众加强了对城中村的负面评价,为政府拆迁城中村提供了重要理由。而建基于信任、互助合作的社区经济,可以有效促进社区不同社群之间的互动、沟通与信任,促进社区融合。

底层民众对于降低生活成本的需求成为推动社区经济的重要契机。在城市大拆迁背景下,昆明的城中村社区在快速消失,较为低廉的城中村房源锐减,由此导致房租涨幅加快,流动社群租房困难。而由房租上涨直接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流动社群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民众对于降低生活成本的诉求很高。因此,如何透过发展社区经济,降低社区流动社群生活成本,实现社区内生生产与消费,成为发展社区经济的重要契机。

从社区服务到社区经济

NGO在国内发展不到20年时间,大多在最早开展的工作中主要以服务为主,较为缺乏社区经济的视角。如北京的工友之家、青岛的小陈热线最初都是以关注农民工维权开始;云南携手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心虽然以小额贷款为起步,但很快又转为以服务为主;我们所在的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最初即是以服务流动儿童开始。但随着社区工作的深入,NGO组织越来越发现贫困是社区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我们从2007年开始即在昆明流动人口聚集社区开展工作。我们工作的最初思路是以流动儿童助学、功课辅导及各种兴趣小组为切入,逐渐深入流动社群家庭。我们在社区里特别关注到有一群来自贵州的布依族家庭,他们以拾荒作为职业。最初,我们主要以丰富社群生活为工作目标,组织布依族妇女舞蹈小组以及各种健康讲座。但我们逐渐发现,妇女对于这些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经过访问和了解,我们得出她们更加关心生计的结论。特别是在废品价格不稳定,以及近年来拾荒人群规模逐渐扩大,行业竞争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很多布依族家庭经济面临较大困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社区工作一定要回应到社群最为关注的议题。基于此,我们借鉴香港及其他地方经验,在社区建立二手互助店,通过组织妇女参与衣物整理及售卖,回应她们的生计问题。但互助店面临的因销售无法跟上导致大量二手衣物挤压的问题也同时出现。如何处理这些挤压的二手衣物,给工作员提出了挑战。凭借我们在拥有的设计方面的资源,我们又带领社区妇女尝试另外一种尝试,通过成立绿色手工坊,在设计师帮助下,组织妇女进行旧物改造活动,希望以此能使积压的二手衣物重新焕发生命,做到资源的循环使用。同时基于社区有大量布依族、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情况,我们希望能有所关注,并将旧物改造与少数民族刺绣进行结合。二手互助店、绿色手工坊这两个被我们称之为绿领平台的社区经济项目由此诞生,我们在社区工作中开始涉足经济领域。

社区经济的实践反思

社区经济在减低社区生活成本、促进社区互助及社区创业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社区开设的二手互助店目前已有3家,参与妇女骨干有5人,而加入绿色手工坊的妇女人数稳定在7人。互助店通过在城市社区、高校的宣传获得了明显成效,定期会获得大量二手衣物及少量其他物品,保证了互助店的物品供应。绿色手工坊通过两年多时间的摸索,开发了大量旧物改造产品,其中有2-3样较为成熟的产品能不定期接到订单。虽然发展社区经济取得一定成效,但我们同时也发现,社区妇女骨干不断离开,以及工作员在其中的抱怨,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我们所探索的社区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

纠结的补贴标准。在发展社区经济过程中,需要考虑参与人员的收入,但如何制定一个补贴标准,这是问题的关键。处理不好,往往会成为工作员及妇女骨干抱怨的焦点。我们在社区时常会听到工作员对妇女骨干的不满意,比如在妇女骨干提出增加补贴或手工费要求等方面。而妇女骨干也对工作员存在诸多意见,诸如严格的管理规定,却往往忽视了对妇女骨干进行个别对待。比如有一位单亲妈妈,带着眼镜有残疾的女儿,生活实属不易,每个月在互助店仅有的800元补贴不足以维系家庭开支。按照互助店的规定,每个月骨干只能拿到800元的补贴,请假方面也有严格规定,而这位母亲因为孩子经常生病需要照顾,如果完全依照这些规定,这位妇女无法很好完成工作。诸如此类种种,也就产生了骨干与工作员之间的抱怨。而这位妇女最终离开了互助店,去做她最擅长的家政服务行业。但她曾经多次提到希望在社区成立一个家政服务队,由她带领进行创业的想法。但机构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并没有支持她的创业计划。如果按照昆明最低工资标准950元进行对比,每个互助店及绿工坊骨干每个月拿到800元的补贴,其实这个收入还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想象,那位单亲的妈妈不可能依靠这点补贴坚持在互助店继续工作。我们虽然一直强调800元是补贴,而不是工资,但从互助店及绿工坊的成立来看,最先是由我们提出来的。当妇女骨干知道工作员每个月拿着比她们要高出很多的工资,单位还给予购买各种保险时,妇女们自然是有想法的。

社区资本的有效使用。社区资本包括社区拥有的经济、自然、社会及人力资本这几个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洪(2011)举例说,在香港湾仔就使用了一种社区货币“时分券”,在该社区中,可以通过“时分券”加现金的方式在社区中进行基本的产品交换,由于“时分券”只能在社区内部流通,就避免了社区资本的向外流失。但在我们现有的社区经济项目中,并没有很好考虑社区资本的有效使用,大量社区资本外流严重,流动社群仅将城中村社区作为一种居住的功能,而没有意识到在社区资本在社区内部的有效使用,导致了社区资本的流失。其实,社区大量家庭所需要的幼儿照顾、电器维修、老人服务等,都可以透过换工或合作社的方式进行运作,有效将社区资本在社区内部产生作用。互助店及绿领平台的工作,既是希望社区资本能够对自己社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并没有摸索出如何透过诸如“时分劵”的方法替代居民对于货币需求的困境。

另类的代价。互助店及旧物改造最初是由我们这样一群带着理念先行的人提出来的。理念虽好,但往往忽视了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如社区民众对于旧物的接纳程度,以及旧物改造的市场前景等。我们听到妇女骨干反映,很多社区民众不敢到互助店购买衣物,担心会被邻居或亲戚耻笑,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不少人更愿意在互助店打烊以后敲开门来购买衣物,这样就不能依赖于他们能够起到宣传,在社区民众对二手物品接纳度低,以及无法有效开展社区宣传教育的情况下,妇女们当然会担心销售的问题。而绿工坊将旧物改造作为推动社区就业,改善社群生计的另类做法,同样遭遇着来自消费者对于旧物的不接纳心理的影响。旧物改造产品也仅仅能售卖给少部分愿意接受旧物重新改造利用理念的人。打不开市场意味着参与的妇女无法拿到更多的手工费,在面临生活压力的情况下,有些妇女选择了离开。当看到社区妇女有创业的主张及意愿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做到及时的支持,而由我们提出来进行尝试的社区经济路径同时也还没能较好实现社区就业,改善社区生计,这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结语

互助店及绿色手工坊的社区经济模式,不可否认在改善社群生计,促进社区就业方面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但总体而言还有很多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之处。虽然通过互助店及绿色手工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少部分妇女之间的互助与合作,但我们无法较好去认真对待每一位社区流动妇女面临的生活处境。如果我们相信民众有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那么我们需要更加充分去挖掘社区已各种资源,如老乡网络及自助互助团体,以及社区民众自身拥有的能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好协助他/她们发挥自身的能量去改变生活现状,去共同应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结构。

参考文献:

黄洪(2011)。“发展社区经济在于改善贫困”,南方都市报。

周昭德(2003).“社区经济发展:失业者及边缘劳工的出路?”,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

吴明儒、刘宏钰(2011):“社区经济与社区发展关系之初探——以台湾三个乡村社区经验为例”,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

黃洪(2001)。“社區經濟是什麼?”http://www.iri.org.hk/article_1.html。

Trevor Hancock(2010)。“建立社区资本” ,www.healthycities.ncku.edu.tw/

(原文有删节,全文请见潘毅, 严海蓉, 古学斌 , 顾静华主编《社会经济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九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责任编辑:浅浅  图片编辑: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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