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大棚 思索

陈光兴:细读竹内好1960《作为方法的亚洲》

【摘要】杜威认为日本表面很现代,但是根基浅薄,继续如此,有可能走向毁灭;中国表面混乱,但是认真观察五四运动,学生参加游行,都带了梳洗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杜氏于是非常感佩,发现表面混乱的底下跳动着“中国的新精神,新时代的萌芽”。


(图片来源:网络)

2005年秋天于新加坡访问期间,在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图书馆欣然找到理查德F.·卡利奇曼(Richard F. Calichman)编译的《何为近代?竹内好文选》(WhatIs Modernity?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 ),才有机会第一次透过英文阅读竹内好1960年的这篇著名的演讲《作为方法的亚洲》。由于无法阅读日文,大约在2001年在北京清华访问时,还特别请精通日语的好友孙歌替我解说这篇文章,但是心里老是嘀咕,希望有机会好好读这篇东西。直到2005年初,我的《亚洲作为方法》一文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出版,也都还没有缘分读到这篇文章。所以,拿到英译本就喜出望外地立刻把它读完了。在阅读当中,影印来的文章被我划了满篇眉批,不只有还愿的心喜,还有些终于再次遇到前辈知音的触动,自己现在想的问题早在五十年前就有人已经开始想了,甚至也提出了突围的方向,如果懂日文也就不必绕了那么大的弯重复前人早在思索的问题结构,当然这更意味着我们似乎还没能超出竹内好那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

演讲是一种特殊的文体,通常演讲者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在现场咬文嚼字、字字斟酌,所以都会比书写语言来得容易理解,而问题也在于点到为止的限制,没有办法放慢脚步充分展开来进行绵密的讨论。于是,这篇我认为是高度直觉性的演讲,充满了蜻蜓点水的亮光,值得放慢脚步,以细读的方式一点点跟竹内进行想象的对话。

进入阅读之前,得再次强调,因为不懂日本,也是日本思想史的门外汉,没有足够的辅助二手信息可以参照,所以只能将竹内这篇演说当成“理论”文本来阅读,就像以前阅读福柯那样吧,法文能力有限,只能借助英文翻译,在抽象的层次得到部分的理解。利用《作为方法的亚洲》在简体字版《人间思想》再次翻译出版之际,算是完成了长期未了的心愿,补足当初无法深入讨论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的重大缺憾吧。

用心阅读竹内好著作的人,大概都会感受到竹内是那种含蓄、自谦,但是同时也很坦白的人。他一开始就说他无法有系统地进行演讲,所以根本做不好这件事,不该接受邀约,但是邀请人的坚持,告诉他听演讲的人不多,让他难以拒绝,只好硬着头皮来了。来了以后发现,坐上很多饱学之士,更是有些惶恐,或许如此,这种惶恐大约暗示了某些所谓饱学之士就构成了他演讲相当具体的对话对象,也就是直接指涉了东京所处的知识状况。或许是为了正面克服焦虑,竹内也没有客套,主动地设下了自身能够处理的游戏规则:他先讲,大家响应,以讨论的方式来进行。也因此,最后呈现的演讲文字分成两个部分,我猜想前半部是他初步陈述自己想法的部分,后半部是他对于在场听众提问的响应。

的确,从竹内的演讲内容来看,他不是在陈述上以清楚的逻辑一步步去推演的人。他谈的问题成块状形式,在每块内部他会在时序上跳动,但是总体上却又让人感觉他还算相当清楚地表达了他想要说的主要论点。如果他自己说没有办法“有系统”地讲话,其实意味着历史的演变、人的思考、对于事情的体会都不是简单的成线性的方式来推进,因此不是很逻辑地铺陈论点,或许更能贴近真实状况,让听者更能够捕捉住讲者自身发展问题的内在理路。我想很多人都会分享竹内好深刻的感受,要不被逻辑推演所限制,又要能够完整地清楚地呈现问题,不论是书写还是演讲,都不是容易的,精神得清醒,知识的热情得强到足以感染听众/读者,才可能产生无法设计的共振作用。

他谈的第一点问题环绕着自身从事中国研究是怎么回事,是从什么样的关心开始,他不太好意思地说了这中间其实很“个人的事情”。换句话说,竹内企图告诉听众他进入中国研究的心情状态是如何展开的,他预设这种心情未必是同代人所分享,所以说是自己的私事。进入叙述时,他在时间上跳来跳去,先讲了1934年大学毕业,跟其他人共同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一直到战争期间,杂志出刊越发困难,1943年就结束了研究会。

但是他没有继续顺着时间的发展来讲,反倒开始回述,研究会成立前就深切、痛苦地感受到“我们日本人想象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让他觉得“痛感”的错位?这个问题其实是整个演讲的关键之所在,我们得先跟着竹内迂回前进,到最后再来回答(这正是沟口雄三后来称之为“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直接的回答可以说在马上跟进的讲法,提出他自身对于文学研究的定义与位置的看法,来表达造成中国学错位的根本原因。他这么说:

我的专业是文学,但我是在更广义的层面思考文学的问题。我将一国民众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以及深藏其间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从物的层面看生活,而是从心的层面眺望生活,我以为这才是文学。我一直以这样一种态度研究文学。

我没有历史知识去判断竹内这里所提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或是他认为文学研究的位置之所在,是否是当时日本知识界对于文学研究的基本看法,但是他很显然地在挑战形式主义、文本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对他而言,文学文本充其量是进入“生活本身”的媒介,文学研究的分析对象正是产生想法与感受的整体生活土壤,重点在于要如何掌握“一国民众”的生活本身,但是又不能只从事物的表面来看待生活,而是要能够进入人们的“心的层面”来“眺望生活”,才能算是文学研究。从这样的判准来看,文学文本的好坏已经不再是形式是否完整,而是是否能够让我们理解、分享那个国家人们生活中的物质与精神状态。

我个人认为这是竹内相当具有启发性的提法。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把狭隘理解的以“文学”文本为主体的“分析对象”,提升到“思想与文化”的层次,对他而言,文学后面的生活本身是造就文学生产的温床,不能够理解这些关键塑造主体性的大环境,是无法理解文学的。更进一步来说,竹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持续坚持的是“一国民众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而他笔下的“一国民众”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同一语言环境、分享相同历史事件的社会主体,不仅仅只是知识菁英阶层;这个“一国民众”在某些场合中以“日本国民”来表述,现在被认为是相当政治不正确的表达方式,甚至贴近于右翼populism。但如此认为竹内好其实没有正视:竹内的心情其实是第三世界所共有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必须将广大民众的生活纳入关怀的前端,而不是如同第一世界文学家们那样可以以个人主义的方式沉溺于个人的感伤世界当中,只着重记录主体内在的状态。而竹内这种思考对今天日本左翼自我反思与重建非常重要。历史证明,日本左翼的“反日本(民族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将“一国民众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完全让给了日本右翼,造成了今天一路向右的局面,难道(不管是不是日本的)左翼进步力量不该反省他们为什么丧失人民群众吗?左右问题不是真实世界中评价一切的基准,与“一国民众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脱节,是菁英主义一切以理论及政治立场为出发点,脱离历史中人们所共享的心情进行思考的根本表现。

或许跟持有这样的文学观有关,在竹内眼里东京大学文学科的课程就变得枯燥乏味,根本没法满足竹内的需要,所以“基本上不去学校”上课,文凭根本是混来的。竹内的坦白让我们看到那个年代大学人文教育的窘境,无法提供学生一个有生命力的知识环境,而这样的困境到今天并没有解除,再加上外在大环境的变化,反而不断恶化,大学除了发文凭以外,还能提供些什么呢?

(本图为《“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 》    图片来源:网络)

学校如果是那么的乏味,那就得想逃离的方法。竹内说,他怀着“逃离日本的愿望”,再加上去中国没有那么多的管制,是不需要护照的,于是大二那年就买了船票跟着旅行团一起去了满洲,然后一个人去了北京。一到了北京,他就发现,心中早已有的憧憬突然落实了,“仿佛一头撞到了自己心中一直以来的向往,或者说是深藏于内心的梦”,这个梦是什么呢?当然,北京城让他感动,但是重点不是触景生情,而是“感觉那儿的人离自己非常近。有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这一发现让我感动”。追根究底,这种感动来自于竹内对于自身所处知识状况的不满与批判:“当时虽然我们都是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但是糟糕的是,我们想象不出在中国的土地上真实存在着和我们一样的人。后来我自我反省,痛感这是我们所受教育使然”,因为学校的史地教育中是没有人的,当然也就没法看到“和我们一样的人”。更清楚地说,竹内在中国碰到是处境相同的人所引发的感动,这种感动是去欧美不会触发的,在欧美的感受是“那儿的人比我们优秀”,是我们要赶超的对象,来到中国才发现自己的处境不特殊,分享了赶超的焦虑与情结,这样的发现是让人极为触动的。

竹内在此所触碰的问题是“第三世界”的普遍性精神状态,知识分子的眼睛都面对着欧美,向上认同,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跟他们一样“优秀”。不同的是,在面对跟自己同样的人——第三世界的分子时,则很可能会把头闪开,就怕看到自己的身影,然而竹内却是深受感动,急切地想要知道这里的人在想些什么,因为他认为通过了解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可以帮助他找到解开自己问题的钥匙。

换句话说,欧美所面临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是不同的,竹内心中的问题在那儿找不到共鸣,找不到对话的对象,也就无法在不断来回的对话中厘清自身的问题。

然而这个高度直觉所带来的喜悦──终于能够找到钥匙──却被语言的障碍所阻绝,“我深感在自己的邻国有很多过着和我们差不多生活的人,而我们并不能深入其内心,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竹内的喜悦来自于那个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却又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或许今天我们称之为知识情感的张力与紧张感,想要解开这个共同的心结则必须能够进入邻国人们的心里,但是不懂中文无法进入,心里很急,这种挫折与急迫造成了令人窒息的致命感。

这正是竹内学习中国文学的动力之所在:掌握语言,透过文学,理解与自身处境类似邻国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借以发现自己的问题。

内在的动力并没有办法为客观的知识条件所满足,一切得靠自己。那时候日本没人专注翻译与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大学也没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竹内推动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着手翻译与介绍现代中国文学。

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入侵朝鲜与满州,“自己的国家去侵略一个我们通过研究而熟悉亲近的国家,这让我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当时还没能想得那么透彻,只能以多多少少后退一步的方式,竭力坚守自己小小的研究范围”。作为交战国的子民,特别是发动战争的一方,与其有感情的研究对象国家交战,竹内可以摆出学者客观中立的姿态,但是他不能隐藏心中的痛苦,同时暗自决定要坚守工作岗位。我认为这是理解竹内这样思想者的关键之所在,在大势压下来的时候,自身无能为力,但是并没有放弃自己原先信守的工作,而是坚执推动原来选定的工作方向;竹内式的忠于自身的知识心情在后来的沟口雄三身上承继了下来。

1945年战争的失败改变了原有竹内研究中国的问题意识与动力。战败以前竹内要改变的是汉学与支那学那种“死气沉沉的学问”,日本学界的自我中心使得日本无法认识中国,所以得透过深入人心来理解中国,借此改变学问的方式。但是战败所带来的新问题是:光是想要真实地理解中国是不够的,而是得找到日本的历史出了什么问题,“否则我们无法弄清楚我们今天生存的依据”,竹内认为这样的心情与问题是战后广大的日本民众所共享的,是反思的根本动力之所在。

这么说,竹内在战后的转变,正是把两种问题意识结合在一起,作为方法的中国/亚洲,和日本的历史走岔了什么路,出了什么错?

竹内借由战后日本共产党的实践为参考点说明了他对自身体会、问题意识的坚持。首先,竹内对于共产党并不是全盘的否定,也认为共产党在战后的复苏是件好事,但是他的疑虑在于,共产党不但没有阻挡战争的发生,也没有对何以那么多共产党人积极地支持与拥护战争提出反思,他说:“因为从我所经历的历史的方向看并不能找出共产主义是有效的证据。”我认为竹内在此要说的是,日共没有脱离欧共的影响,在思想的层次上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对在地的历史提出解释;更上纲地说,左翼的历史发展必然大论述,不能成为足够有效的阻挡战争的精神资源,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必然说反可被挪用来支持参战,但是战争的失败没有成为左派因之面对日本自身历史发展问题的契机,所以竹内会说,“祸根应该是存在于更深层的地方”。

竹内挖掘祸根的方式,是对亚洲不同近代化过程的模式进行比较,企图从中发现日本出了什么问题。有趣的是他以杜威对于中国与日本的差别作为讨论的起点。跟一般人一样,杜威初步接触日、中,都是赞扬日本,相对而言,中国是那样的混乱。但是更进一步的认识后,杜威认为日本表面很现代,但是根基浅薄,继续如此,有可能走向毁灭;中国表面混乱,但是认真观察五四运动,学生参加游行,都带了梳洗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杜氏于是非常感佩,发现表面混乱的底下跳动着“中国的新精神,新时代的萌芽”。杜威的看法显然跟当时普遍的看法不同,中国分崩离析,就要亡国了,而杜氏看到的是学生们救国图存的气势,流露出“中国文明表面上看起来一团糟的根底里流淌的本质”,换句话说,中国的近代化具有强大的内发性,依其自身的需求而发生。竹内对于杜威在1919年时就已经提出这样的洞见,表示相当的佩服,日本到1945年战败,都没有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看法。

关键的是:经由杜威,竹内意识到日本不应该跟先进国家相对比,“不仅学者们如此,一般老百姓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将中国、印度也纳入我们的视野进行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先进国家非常重要,不可能不去谈,但是光谈它们还不够。即使是研究中国,也不能只是西欧对中国这样一种模式,不是单纯的二项对立,而应该将中国置于更加复杂的框架内进行思考。”这里,竹内其实拉出了整套知识结构的问题,这个结构在半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持续:后发地区(包括日本)都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面对了欧美,以“超/赶”的知识心情贬抑了分析的客观性,而彼此之间也就没有能够进入更复杂的框架中 ,进行具有生产性的参照,到今天以中国、印度与日本三者之间进行对照的研究传统还是没有在中文世界中开展出来,更不用说以亚洲其他任何地区之间的对照,作为研究的视角(在此意义下,竹内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提出了Inter-Asia知识网络的问题意识)。以中国大陆为例,印度的历史经验其实应该是自我理解极为恰当的参照体系,不仅是大国,多元民族,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要构成,思想上也有很深的民族主义左翼传统,如果能够相互对照应该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意识,但是你跟大陆的知识人提出这样的可能性,他们马上就说印度现在识字率还是很低(意思是比我们中国落后),同时种姓制度也还在运作(意思是比起我们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所以根本没有知识动力去理解印度。这正是长期“超/赶”思维已经根深蒂固的体现,陷入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必然是“评价”层次的竞争关系,没有办法将规范性的问题与分析性的问题意识分开,导致始终还是限于以欧美为师法的“二元对立”的思辨结构当中。

搬出杜威很显然是竹内好的策略性选择,以外在于亚洲的杜威视角来说服听众接受“三者比较”的知识意义。其实竹内早就累积了实际操作的经验,也才能用杜威来引出自己想说的话,例如1948年《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竹内就已经提出了很有原创性的命题,以明治维新与辛亥革命进行比较,导出“回心与转向”的理论原理 ,对战后日本的思想形成了坐标性的影响,成为后一代学者如沟口雄三承续与超越的对象 。但是他还是谦虚地说,自己太懒,没有好好学习,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体系”,期许年轻一代能够继续前进。他说:“要了解中国,只是单纯研究中国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即使我说要将其置于更大的框架之下,但是也不可能仅靠一个人去做。合作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实际上这样一种合作关系的形成不太顺利。在制度上以及意识上,亚洲研究都没有被认真对待”。亦即,这样浩大的知识工程,其实绝对无法靠一两个人来推动就能完成,而是要很多有志之士充分合作,才能进行。Inter-Asia的网络在过去几年间,试图推动各种合作,深知这个工作的困难,也深知面对亚洲很难被认真对待。

从理论层次的讨论,竹内回到现实面,指出看似技术但却是更为基本的做学问的态度问题。他举例说,日本当时已经有几百个大学,很少的学校教中文,几乎没有学校教朝鲜语、俄语;英语极为普及,而欧语除了德、法外则基本没有。我们无法揣测日本大学的世界语言教学在五十年间,是否因为竹内们的督促产生了质变量变,单就日本出版界翻译世界各地的书籍可能是全球范围内最为多元的地方来说,可以相信应该比1960年代会大步向前推进吧。但是反观台湾当前的状况,我个人过去长期任教的外国语文学系,外文几乎全等于英文(或是更精准地说该是美语),日语、法语基本上是点缀用,连竹内提到的德语的专任教师都很少外文系有,更别说邻近地区的韩文,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与马来文了!整体而言台湾的外语教育是可想而知的贫乏。不仅如此,台湾外文系的定位似乎从来就不是沟通内外的桥梁,直到今天教师从来不被鼓励进行自己专长语言的翻译工作,除了极为少数的个人,没有看到竹内所说的中国文学研究会那样,以翻译出版当代文学为志业。再加上学术体制近年来全面推动英文出版,压缩多元语言文化的生存空间,使得台湾对内、外思想资源的开拓更是雪上加霜。竹内结尾说,“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学问的内容也关系到我们学问的态度”,足以见得推动大学教育改革的学官们,乃至于我们自己,对于转变中的世界是全然缺乏认识,更谈不上有足够的胸襟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愿景了!

在接受听众的提问后,竹内好首先补充了演讲中提到泰戈尔的相关想法。他认为泰戈尔1910、1920年代在中国被视为民族解放的斗士,“表现了同为被压迫、被殖民的人,对于反抗的共鸣”,而在日本他衷心地劝告日本不要学习西方帝国主义用武力来侵略亚洲的邻居,却被当成“印度的亡国诗人,是吟诵亡国之诗的诗人”,这两种不同的反应显示两国根本上的差异。这样的评价很明显的是承袭了竹内“回心vs.转向”的命题,借着指陈两者之间的差异来反思自身的问题,甚至于痛切地批评日本的浅薄──“日本什么都不是”。这个说法后来被沟口雄三认为是不客观的,是反历史的。值得深究的是,竹内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高度否定到底该如何来看待?特别是这里的他者不是原来作为超赶对象的西方,而是同样具有被殖民经验的地区。我个人认为透过他者来批判自己生存环境的心情,会在第三世界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上有迹可循,“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目的是在参照中找寻自己的问题,这样的姿态是理解他者的动力之所在,因此基本上是无可厚非的。相对于此,如果比对的目的与效果只是在自我肯定,说别人多差,还好我们没有沦为他们那样云云,这大概不是有反思能力的人会秉持的态度。例如,陈映真在1989年4月间,深入南韩民主运动,在同年六月号的《人间》杂志44期刊载了一系列的报导,从他的编案到整体的报告,充满了对于南韩人民的敬意,以及对于台湾与大陆相对状况的批评性反思。《因为在民众中有真理……韩国社会构成性质的论战与韩国社科界的英姿》这篇报导是这样结尾的:“我听着小全的口译,在笔记上奋力疾书,但心思不时飘向台湾的社会学界。有谁能够在这采访的过程中,不为自己感到羞惭和悲伤呢?”如果说陈映真的羞惭与悲伤是来自于第一世界西方国家的刺激,这个超赶不及反而羞怒是我们所熟悉的知识大传统,但是陈与竹内所分享的心情,是去开启弱势者之间的互相看见,至今尚未构成批判圈的知识动力。

在认识到以否定自身作为知识动力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得认真聆听沟口雄三先生的提醒,知识生产不能建筑在“什么都不是”的全盘否定上,从比对中浮现差异之后,一旦进入历史解释的层次时,就得冷静地不被羞惭与悲伤所牵制,才能将对于他者与自身的认识向前推进。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与竹内好1961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个演讲的对话,以竹内对于当时知识状况的反思,对照半个世纪后情势的变与不变,指出知识结构中所体现的危机与转机。在这个简短的演讲中,不仅看到一位日本战后的重要思想家的知识热情是来自于对现况的不满,提炼自身的方法论,进而深化为对于整体知识结构的批判。简单地说,竹内所提出的方法是要在东/西、进步/落后的二元架构之外找出新的分析方向,表面上提出以印度、中国与日本三者之间近代化历程的比较,实质上是以历史经验更为接近的地区相互对照,才能脱离“超赶”的错误的、规范性的知识方式,产生对于自身更为客观的、贴近于历史事实的理解。五十五年后细读《作为方法的亚洲》,发现当前的知识困境其实没有超越竹内所提出的问题意识,东亚的知识界依然笼罩在西方理论与亚洲经验的基本二元格局当中。随着印度、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亚洲作为方法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已经上升为面对世界的主体性问题,是危机也是契机,中国的知识人要对亚洲/第三世界承担起知识责任。

(本文作者为陈光兴,原载于人间思想2016年6月6日        责任编辑:signifier,八目于晸  图片编辑: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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