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 见微知著

教育制度如何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作者:陈政亮 来源:巷仔口社会学

【破土编者按】全球第一大考高考刚刚结束,考生们都等待着成绩排名。在这个以分为命根的教育体制中,分不但是学生阶级上升的通道,也成了学生阶级隔离的工具。本文以台湾的教育体制为例,分析了排名制度与文化如何建构了好/坏学生之间的区隔,在塑造竞争人格的同时,强化着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想像。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教育体制相当重视排名竞争,在我们自己的求学过程中,也都亲身经验过与同侪相较高下,互比短长的成绩竞赛。但我们比较不明白的是,这个漫长的竞争过程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影响?或者问说,这个竞争体制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人格特质,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首先,我们可以简单的观察到竞争是以家庭作为动员的单位,而家庭经济状况经常决定了诸多学习的条件。举例来说,我有一位医生的朋友,考量到英语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决定把孩子送到全英语(并且标榜“全外师”)的小学念书,在暑假时也会送孩子到英语系国家去体验生活。可以想见如此教育肯定昂贵,一般家庭不可能付得起如此的教育支出。即便这并不直接保证孩子的将来,但逻辑上来说,这样的小孩在未来考试时(至少在英语能力上),显然拥有较多的机会。再者,家庭经济能力对下一代的影响并不仅止于单一科目,在所谓的多元入学方案中,孩子的确可能因为具有从小习得的某种才艺,而能掌握更多的选择路径。

家庭的财富(所谓“经济资本”)虽然很重要,但是家长对孩子的课业要求也会产生很大的效果。有人认为,在小学阶段培养孩子“自动自发”做功课与阅读的习惯,等到中学阶段竞争转趋激烈时,便能够帮助孩子面对挑战。“自动自发”的“养成”,其实总是内涵着权威的强制力,诱导六岁到十二岁的小朋友“自我控制”放学后不看电视或上网,若非不可能,大概也是高难度的。家长权威的力量,经常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责罚。举例来说,我曾经在台北的公车上,看过一位家长正利用公车上的零碎时间,督促着邻座刚刚下课、疲倦不堪的孩子背诵英文单字,口气严厉且充满了威吓性。

进一步思考后,我们会发现台湾家长这类教养行为非常普遍;而这其实也反映出家长心中的“整体社会图像”。某日傍晚时分,我在台北捷运上看到一位家长陪伴着自己国小高年级的小孩,以及他的同学回家。当他同学先行离站后,这位家长立即转头问自己小孩说:“他是谁?”以及(读者也许已经猜到的)“他的成绩怎么样?”换言之,这位家长最在意的是“成绩”,这是对一个人的基本认识。说得更直接一点,这位家长大概会希望自己小孩结交好成绩的同学,而非“坏(成绩不好的)孩子”吧!抽象的说,这位家长心中的社会图像是一个由名次所构成的阶序(hierarchy)世界,受教育者的社会地位正是由成绩优劣所决定的。


按照身高排队或安排座位,从幼儿园就开始

名次直接等于社会地位的高下,说来荒诞且残酷。而这一点每个小孩都有非常丰富的体会。以我中学的经验来说,教室有七排,每排有七个位置。段考或月考之后,都会根据成绩重新调整座位:第一到第七名按身高安置在第一排,第八名到第十四名则坐第二排,以下依序排列。这个空间布署的用意是什么?便是让每一个人(无论是坐在教室里面的、还是外来的观看者),都能清楚的明了“谁处于什么位置上”,如此一来,每个人的成绩(亦即:社会地位)就明明白白、毫无遮掩的呈现在这个空间之中了。抽象来说,这便是所谓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人在这种空间安排中,变得非常透明,易于控制,而且时时刻刻都不断的凝视着自己的地位,产生了一种“自我监视”的状态。

阶序式的社会图像不仅体现在教室内在空间,也具体的展现在班级与学校之间的排序上。好班(前/A段班)对坏班(后/B段班),明星高中对社区高中,高中对高职,前段大学对后段大学,皆是如此。而人们在这教育体系之中总是念念不忘于自己的“出身”,自我观照其所属的社会位置。举例来说,一些大学的高中校友会,就会将“同等级”的学校安排在一起,好比说建中配北一女(口号为“建北齐心,所向无敌”)、省南女并南一中而成“南友会”……等等。传统封建社会中的俗谚“龙交龙,凤交凤,稳龟(驼背)交冻憨(傻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龙与凤偕、俗与鄙合,此阶级秩序在当代教育体系中强力运作的后果,培养出学生偏狭的人格。

此处偏狭人格主要是指涉“胜者傲慢”、“劣者之间的义气”、普遍的“妒恨”,以及在校内知识学习上的负面态度。先举个例子来说明何谓“胜者傲慢”。前几年由于教育部正推动着十二年国教,引发了“消灭明星高中”的争议,据闻当时某教育基金会在访问一明星高中时,听到学生担心着十二年国教若全按户籍入学,将会与其它成绩不好的同学共同上课,而说:“为什么我们要跟那些『人渣』读同一间学校?”此“人渣论”赤裸的表现出蔑视他人的心智状态,并以此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人们固然可以质疑说话者个人的性格偏颇,我倒认为这正是阶序社会“成功”制造出来的傲慢人格:在道德的意义上,“卢瑟”是自取其辱,刚好而已。在大学里头也是如此,我曾与一些大学生讨论高教资源分配的问题,有同学就曾质疑说:“凭什么那些『后段学生』应当跟『前段学生』享有同样的资源?”此疑问大概也反映出“人渣论”影响深远,无所不在。

阶序社会的另外一个面向则是卢瑟(loser)的“义气”。我们在中学时班上总是会出现两类人:好学生与坏学生。前者是胜利组,后者总是带点“流氓气息”,比较“讲义气”。而如果我们细究“以义气为先”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观察到义气在这里的意义:它表明了“不论处于何种状况,彼此相互帮忙”的同侪伦理,这是对竞争状态的直接拒绝,或者是一种心理上的防卫机制,透过“相挺”而来抵抗个人之间的残酷竞争。毕竟,(成绩不好的)“坏孩子们”在这个社会上及整个教育体制里,无法找到可以被尊重的地方,对他们全面而系统性的贬低必然导致自我防卫心理,形成相挺的道德规范,以证明自我的存在。

义气“对内团结”,对外则经常展现为对竞争体制与权威的抵抗,除了在校园生活中挑战校方与教师的权威之外(抽烟、考试作弊、用精巧的理由跷课、上课睡觉……等等),也同时发展出对于好学生的促狭与嘲弄。有时此种道德规范甚至能超越校方的竞争论述权威。举例来说,在考试过程中,许多同学表面上会强调自己“都没准备”,结果考后竟是名列前茅;这自然也会引起同学之间的不满,经常会出现所谓“考第一名要请客”的奇怪要求。


[日] 漂撇男子汉 (Crows Zero) (2007) 中的放牛学校高校生的逞凶斗狠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所谓的“都没准备”其实是在说明自己“降低彼此竞争的紧张关系”的意愿,但是排名的真实性又赤裸的显现在众人面前,最终违背了义气的逻辑(原来表面假装不竞争,背后却力争上游),因此对于背叛者的“妒恨”在此逻辑来说是具有正当性的。为了这个背叛,成功者必须“补偿”失败者,因此所谓“考第一名要请客”,其实是在集体恨意下对竞争关系造成人际裂缝的一种修补。换言之,“妒恨”心态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义气规范在受教育者之间的扩张,超越了校方的竞争论述权威。

在校园生活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傲慢”与“义气”的人格特质,也常见到对于“胜者”的“妒恨”,最普遍的精神状态则是对人生的愤懑。活在这种竞争的教育体制之中,家庭与学校都逼迫你竞争,同侪之间被迫进行残酷的比序,生活当中除了书本再无其它,在这里似乎没有半个开心的人;尤其是高中阶段因为竞争趋于激烈,青年们时时处于不稳定的情绪当中;无怪乎当代台湾戏剧里头的高中生角色,总是带着沉郁的愁容,时而高张愤怒,时而茫然忧苦;如此形象的确非常贴近青年们的真实世界。


社交网络曝光的中学生帮派大战

至于教育体系最在乎的知识获得,对于学生而言也变成一件苦差事,只要强制的力量一消失,中小学的学生肯定会丢掉课本,不愿意再跟校园发生任何的联系。对于校内知识学习的负面态度,胜利组与卢瑟两者都有,只是以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于前者而言,真正的学习总是在远方,是与课堂没有关系的:课堂其实是“别人的事”。举例来说,我们常常听到许多“好”学生说:“我已经准备好考试的范畴了,功课全都做好了,进度还超前了,我可以去做自己的事了!”这个说法获得了家长的认同:只要能考得好,甚至可以允许交异性朋友!认同这个说法还包括学校的教官与老师:只要能考得好,甚至连偷抽烟、跷课这类的问题,都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可以去做自己的事了”这句话反面表达了:校内的学习完全是别人的事。无论是学生自己体会到“非这样竞争不可”从而自动自发的念书,还是完全在被逼迫状态下读书,大概都对校内的知识学习采取了负面的认知。我的意思是说,校内的知识传递与学习主体(学生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学生总是恨不得离开校园去做自己的事。现实上,我常听到“好”学生们说:高中三年学得最多的就是课外(社团)活动,真正有意义的东西都是自己学到的。

对于卢瑟而言,对于校内知识学习的负面态度则是:这些皆为“虚伪、缺乏实用性”的东西,对自己的现实人生一点帮助也没有。毕竟他们在课堂上没有得到任何的尊重,因此他们的拒绝经常以“提早离开校园、进入社会、追求经济上的自主”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他们而言,学校无异于监牢,校内学习只是浪费时间,课堂知识只是虚伪:它与什么自我成长毫无干系,而是对某一部分(会读书的)人有利的玩意。在这意义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带着一种彻底而无情的风格,心中经常响起“被欺负或欺负别人有什么好惊讶的呢,社会就是如此啊”这类的概念。他们对知识的看法正镶嵌在此“社会本来便是弱肉强食”的脉络中:校内知识只是特定人来排除别人的一种工具而已。


明星高中、顶尖大学、名校:我们还要压迫自己与孩子多久?

毫无疑问的,在高等教育中好/坏学生之间的差距透过排名制度与文化被延续了下来;国家资源也以这样的方式“由好到坏”的分配给一百五十多所大专校院不同的年轻人,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阶级差距的社会图像。亦即,高教里头的阶级社会想像并没有减缓,反而益加清晰。而从台清交政成一路往“下”到边缘偏乡的学校,此竞争性的垂直社会形构所造成的基本精神状态仍然不变:总是缺乏对他人能力的真心欣赏与赞叹,依旧是带着妒恨的人格特质。

在学习上,大学生对于知识的负面态度也延续了过去养成的习惯。因着对教育体制长期累积的怀疑,学生很少信任上课的用处,跷课从而成为大学的常态,如此一来,也更加深了外在强制力的使用(例如:点名、扣分、扣考……等等);虽然比起中学教育,大学校园生活有着更高的自由度;然则在课堂上,大学生很少拥有作为学习主体的自我意识与存在感,热于求知的人也很罕见,进出教室就像是按表操课一般,只是度日子而已。这与中学时代对课堂知识的反感相同,一方面,学生急于离开教室,但其课外活动的高度创造力与课堂中的颓堕委靡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反差;另一方面,则热衷于提早踏入劳动市场,努 力贩卖自己的劳动力,当个“真正有用(价格)”的人。

我们有可能在此竞争的教育体制上打造新的制度、形塑更健康的人格吗?这牵涉到大学资源分配与排名/入学方式的制度调整、改变成绩导向的明星/社区高中与前/后段班的界线设计,以及在教学上彻底放弃竞争的教育思维—这的确关联着资本主义社会对“竞争带来进步”想法的不自觉着迷;除了这些调整之外,还得真正思考如何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来重构教育体制。无论如何,改变虽然并不简单,但却值得受困于当前竞争性教育体制的所有人共同尝试。

责任编辑:黄亚铃

About the author

破土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