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大棚 思索

福柯是个新自由主义者吗?:Daniel Zamora访谈

【原译者按】比利时的青年学者Daniel Zamora于2014编辑的《批判傅柯: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的诱惑》一书中,指陈了傅柯晚年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左派日后在社会治理论述的孱弱,部分来自于无法摆脱傅柯的思想幽灵,该书英译本于2015年12月以“傅柯与新自由主义”之名出版。该访谈由乔治梅森大学的文化研究学程座谈会进行。

(Daniel Zamora因为指陈新自由主义与傅柯之间的关联而一时声名大噪。图片来源:mplus)

Dave:让我们从你引发争议与论辩的主要论点开始:傅柯是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在那个政治风向紊乱的70年代,他实际上是如何定位自己的?而在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问题上,他的思考又是如何变动的?又是什么样因素与脉络,促成了傅柯对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公开反对呢?

Daniel:这些都是需要追问的重要问题。不把傅柯的作品放回70年代法国本地脉络,我们是无法理解傅柯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更无法了解日后“老”左派与“新”左派的冲突,以及后68左派与战后左派之间逐渐高张的对立。

并不是很难看出傅柯对战后左派方案的反感,他很明显敌视马克思主义。在题为〈如何摆脱马克思主义〉(How to get rid of Marxism)的日本期刊访谈中,他说“在根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外乎就是“一种权力的样态”,他这么阐述,“实情是马克思促成了政治想像的贫乏,现在也依然如此,这是我们的起点”。在与“新哲学家”Bernard Henri-Levy的访谈中,傅柯讨论了革命的问题,对1977年的傅柯来说,“重回革命,正是问题所在…你很清楚:革命的欲望本身正是问题所在”。

这个主张非常有意思,傅柯不只是驳斥了革命的理念,在左派联盟可望在1978年的议会选举拿下胜利的脉络之下,他还影射了“重回革命”。不要忘记,在1972年到1978年那段时间,三个团结在左派联盟的政党:法国共产党、社会党与左派激进党(MRG),于1972年在“共同方案”(common program)达成共识,要求银行体系的国有化、减少工作天数、扩张社会安全机制以及提供工资等等。支持者把“共同方案”看作是在法国阶级关系中,引入结构性的经济转变,终极目标是“往社会主义的大路”。

因此,傅柯在英语世界的引介者Colin Gordon说傅柯显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支持任何对现有体制做出革命性变革的社会主义时,他是对的。但他与其他许多人不会承认(或者有意忽略)的是,傅柯不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也反对由其衍生出来,更为广泛的“政治想像”。傅柯不仅仅反对作为政治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他也反对作为战后左派擘画政治图腾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擘画包含了强健的工会,以及激进的社会主义组织。

也就是说,那时傅柯与许多知识分子群起对抗的,不只是某种外来社会主义(例如,苏联版本),还是法国本地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他在1977年说“所有社会主义传统在历史创造的一切都要谴责”的意思,而这也是他在1981年不投密特朗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份量,你得理解,那场选举并不是一场烂苹果之间选一个比较不烂的选举,恰恰相反:密特朗得到了70%劳动阶级的热切支持,他们把这场选举视为社会改革的契机。因此傅柯不投密特朗,不只是超乎寻常,而且还令人讶异。

虽然,我们后来知道,期待中的改革并没有发生。但傅柯在1981年不投密特朗不只是关乎一次投票,它所披露的是,傅柯对于左派在1945年后整体政治擘画深表怀疑,包括强有力的国家、普遍的权利以及公共服务。“新哲学家”Andre Glucksman在《大师级思想家》中──一本傅柯写了长长书评大为赞赏,并称之为“相当杰出”的书──总结了傅柯的思绪,“我们赢来的,只是用公务员代换资本家吗?”,在傅柯看来,“长期来说,国有化就是宰制”。

因此,在这个反覆驳斥“老派”社会主义的脉络中,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似乎让傅柯与许多后68的知识分子很感兴趣。新自由主义给了他们一个思考“反国家”的左派会是什么样子的契机。附带一提,这也让我们知道应该要如何理解傅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讲座,傅柯把部分兴趣放在法国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与Raymond Barre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以及德国Helmudt Schmit的社会民主党。对70年代晚期新自由主义治理性崛起有兴趣的人来说,傅柯这个选择确实有点奇特,为何不提皮诺契特的残酷军事政变?以及接下来在智利展开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呢?傅柯为何只关注非常理论性的新自由主义,而完全不考虑当时正在智利上演,接着雷根与柴契尔马上就要登场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及其保守后果?他甚至完全不讨论海耶克对民主的菁英式理解,或者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对智利军事政变的辩护。

于傅柯晚期作品这个耐人寻味的偏爱,Serge Audier阐述了一个理由,他认为如果让傅柯感兴趣的是彼时的新自由主义,部分原因是德法两国新自由主义治理的良好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对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意义。如他所说,“如果傅柯采取了一个德国中心的观点,这是因为他对法国与法国社会主义在1979年的命运感到怀疑,假如法国的政治看起来像是师法了德国的社会民主政策,那么社会主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傅柯的生命政治讲座看起来非常关心左派联盟在输掉1978年选举之后面对的危机,以及整个战后左派的政治擘划。

不理解彼时法国的政治与智识脉络,就很难掌握傅柯最后十几年书写的全盘意义,或说,至少他对新自由主义与政治的反思。不要忘了,彼时傅柯认为法国左派没有适切的“治理性”,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者还没能开展出自身的治理理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对于重新思考左派──重新思考怎么把革命跟生产工具的社会化搁到一边──其实非常吸引人。

(图为福柯,图片来源:网络)

Dave:Daniel:你说从傅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趣中崛起的恶果是劳动阶级的核心地位被“新大众”(new plebians)取代,助长了今天左派的“流氓观念论”(奈格里、哈维、纪杰克与马库塞等人),对你来说,这个代换付出了什么代价?

Daniel:在68之后,这个转向关注“边缘”薪资劳动者的势头十分强势,众所周知,马克思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东西,对于法国毛派团体,特别是“无产阶级左翼”(La Gauche Prolétarienne)的奋斗来说非常重要。这个团体在1968年到1973年之间对知识圈具有不容小觑的文化冲击,他们积极组织行动为移民、无照劳工与囚犯发声。法国毛派之一,傅柯的伴侣Daniel Defert这么说,“新的认同化原则正在取代劳动阶级文化在19世纪创造出来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边缘或被贱斥的团体具有相对于“无产阶级斗争场域”的“自主性”。

傅柯在1972年,把这些新的斗争称为“一个关乎新大众出现的全新现象”,这构成了劳动阶级中的“非无产化”游击队。当傅柯的分析转向对治理性与生命权力的研究时,这些被他说是“行为举止上的反叛”的斗争,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傅柯而言,问题已经不再是“剥削”与“不平等”,更关乎“微观的权力”以及“宰制体系的播散”,更关乎“更少地被治理”,而非“夺取”权力。如傅柯自己所说,问题“本质上是权力自身,这远远超乎像是经济剥削与看起来像是不平等的那些东西,而这些斗争的核心关注在于这个既有的权力是被强加的,而这是无法忍受的。”

从这个转向中很明显的是两种左派政治根本不同的形式,一个的目的是消除差异与阶级结构,而并不单只关注权力的运作方式,问题无关乎剥削的“残酷”或其“常态化”效应,而是关乎存在着剥削与不平等这个事实。

而傅柯的思路代表了另一种版本,他的分析关注散布不平等效应的过程,而非始作俑者。劳动市场的各种歧视、污名与贱斥形式,所创造的既非失业,也非不稳定就业,而是显然构成了阶级中,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新生力军。

我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说许多过去被忽略的宰制形式已经得到重视了,而是傅柯等人的理论工作渐渐地跟任何剥削的概念说再见这个事情,傅柯并没有提出一种检视贱斥与剥削关系的理论视角,反而逐渐把两者对立起来,甚至是相互扞格的原则。

政治行动的核心,从劳动阶级转向到更“边缘”的团体,沙特说,这究其本质是一种“道德姿态”,以及某种“道德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它的道德面向在于它的关心是“少数”、“边缘”与“被贱斥”,以及宰制与歧视的议题。在这些政治行动中,历史学家Julian Bourg很精确地看到法国左派的伦理转向,这个转向不仅仅只是改变了如何改变社会的主题,也“革了革命这个概念本身的命”。长期来看,这个变化导致“人权”代换了“阶级斗争”,在很多面向上,这与资本主义完美地相容。在这点,稍微提一下傅柯在1981年〈反治理,人权〉(Against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这篇文章其实很有意思,傅柯在该文中高度赞赏了像是国际特赦组织这种NGO,并在这些人权组织中,看到了抵抗治理性的新政治形式,以及政治行动的另类选择。

所以,回到你一开始的问题:傅柯对于国家与各种压迫机制所打造的常态化形式的关注,同时也是他对新自由主义兴致昂然的原因。他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了一种新治理性的有趣形式,一种对人的行为举止不甚关心的形式,这么看来,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性可能会比较不那么“规范”。

但不要忘记两件事,第一,傅柯并没有把新自由主义看成创造“大众消费”同质化社会的尝试(这是德波或马库塞的想法),他是把新自由主义理解成一种创造差异的治理性。在他的讲座,他几乎都快要给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打上一层乌托邦的蜡,傅柯主张,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思想“相反,它要的不是一个以商品,以商品的整齐划一为目标的社会,而是以企业的纷杂与差异为目标的社会”。

第二,后68左派对于德斯坦在1974年的掌权,以及他带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抱持不小期待。他对于青少年、囚犯、女性与移民等问题的改革,更被傅柯视为法国“新的治理性技艺”的发展标记,而这能让左派从国家中抽身出来。

Dave:在您编辑的这本书中,社会学家Loic Wacquant指出美国的大规模监禁问题,对于左派来说是个重要的议题,因为美国的监狱所关押的,包含了劳动阶级中,被“去无产”的组成,不把他们关起来的话,这些人不管是政治上与治安上,都让人棘手。跟其他国家相比,不管是人口平均还是原始数字,美国确实都关押了为数更多的人,对左派来说,这难道不会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助力吗?

Daniel:这个问题直指左派消沉的核心,从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失业节节攀升,美国的现象可以说是用刑事手段对付失业问题的结果,欧洲固然没有大规模的监禁,但是,欧洲面对的问题不只是所得不平等恶化,“失业不平等”也是,我用这个词指的是最富有的人落入失业,与所得分配最底层的人相比的风险比率。与贝克(Ulrich Beck)与鲍曼(Zygmunt Bauman)所推广的想法不一样,至少就失业风险比率来说,看起来更像是财富不平等分配的进化,也就是说,从70年代开始,失业已经往劳动力的某个特定部分高度集中,根本没有概括承受风险这种事。但很不巧,阶级不平等不再至关重要这个误入歧途的观念,却成了理解社会问题的基调:社会的问题越来越被看作是排除与贱斥的问题,而非剥削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左派以道德与伦理的词汇来理解这些问题,把它们从资本主义的整体问题中分离,后果后患无穷,也有一套道德论述的右派,开始用类似反对“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不要领救济金的“特权人生”以及别让政府养等等铺天盖地的论述,赢得部分劳动阶层的鼎力支持。

面对右派对劳动力量的分化,左派并没有想出办法克服,反而是把社会上的分化,转化成政治议题(更确切地说,是伦理议题)。就像社会学家Michèle Lamont曾经指出的,这个转化重新形构了劳动阶级的象征性疆界,突出了族群─种族疆界,并激化了它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对立。若是说这个恶斗,必须为许多社会权利的倒退负上部分责任,那我们势必也要承认,从“阶级政治”撤守,转向捍卫据说被排除在“薪资劳动”之外,劳动阶级的边缘碎屑,不会是好主意。

我们现下需要的,是一套能把劳动阶级团结起来的策略与纲领,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说的,我们得把“失业看作是剥削的范畴”,而不只是某种不稳定的“状态”,或者可以从受薪阶级的被剥削中切割出来的“情境”。对于“被贱斥排除”的讨论,不能跟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必然要创造失业后备军的分析分开来看,资本主义要排除的是社会所有群体,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要贱斥的是全世界人类的所有群体。对我来说,这个观点意味着有必要重新诉诸一个普遍性的纲领与权利,能够处理市场的不平等效应问题,同时得要让影响我们生活至为巨大的部门“去商品化”,而做法绝对不是让市场运作得更顺畅,更是要限制市场。

(本文为节译)

(本文采访者:Dave Zeglen, 受访者:Daniel Zamora ,摘译:睫状肌,原采访出处:EDGES BLOG: CSC Interview with Daniel Zamora,转载MPLUS,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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