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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井式犯罪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噩梦

作者:李大君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近期,一些主流媒体报道了“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金”的“盲井案”。让人震惊的是这些案件的凶手是同样出身底层的煤矿工人,为什么这些曾面临矿难威胁的人又靠伪造矿难谋财害命?“盲井案”就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底层群体面临的生存困境——当正常的谋生手段已经难以为继,底层人要如何自救?

近些日子,很多人被一条有关“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金”的“盲井式犯罪”新闻刷了屏。这种人性之恶相较于十年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更加让人恶心且不寒而栗。而针对此事件的评论,深具影响力的腾讯《今日话题》栏目刊发题为《根治“杀人伪造矿难”,需要培育人性的“善良天使”》,呼吁在中国来一场启蒙运动,培育人性的“善良天使”,教导人性向善。换作我们当下流行的话语来讲,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武装人们的头脑,对不良事物说“不”。

每当一些恶性事件发生,人们在寻找出路时不外乎两条道路:出台厉法、诉诸道德。但这些并没有阻止世风日下,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人性之恶盛开盛放?

从生产制度来看,造成罪犯屡屡得手的原因有三:

一是企业用工的短工化。所有人都是原子化的,他们在生产领域与生活领域的关系连结都非常弱,人与人之间感情淡漠。这不仅存在于采矿业,其他行业同样存在,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的从业周期不足三个月,过去几年郑州富士康工人干满一个月后离职率曾高达80%,建筑领域同样很少有工人在一个工地固定做上三个月工的。工人之间没有感情,为了蝇头小利敢于大打出手甚至置旁人于死地。

二是包工制度泛滥。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建筑业存在包工制度,采矿业、医院、制造业、物流运输、传媒行业,包括央视这些中央单位均存在包工制,很多负责人根本不需要知道自己单位到底有多少人,他们不关心作业工人,只需要按照作业量付费即可。这也给了不法分子犯罪的空间。

三是政府监管漏洞。我国的《安全生产法》几经修订已经越来越完善,不仅加大了对事故责任单位的惩处力度,还突出了“预防为主”。但该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是重事后惩罚,轻过程管理与提前预防。这就导致企业主在出现事故后,首要做的既不是救人,也非第一时间上报安监局,而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封锁消息,封口费、高价私了,甚至毁尸灭迹是常有之事。

所有这些都是盲井式犯罪生存的土壤,但这也都仅仅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表象。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底层人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恶化,正常的谋生手段已经让底层人无以为继。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打工收入直到2015年才突破月薪3000元,但是每月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与居住支出就要占去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多,最终能留到农民工手上的只有千把块钱。一千块钱能做什么?如今,一个年轻的打工仔结婚,从贷款购房、贷款购车、彩礼、婚礼支出至少不下50万元,如果指望着每年一万元的结余,结婚遥遥无期;而婚后,还贷、子女教育又是一大笔支出,正常的谋生手段已然无法让大家生活下去。当你走在几十万人的郑州富士康厂区,看着周边10:1的男女比例和男工们看待女工的眼神,你觉得仅靠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做工,能有未来吗?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离底层人遥远的很,做一个勤劳肯干的受雇者一年下来也就万把块钱,甚至工资还被拖欠。职业学校学不到技术,只能沦为廉价的学生工。大专院校学生一毕业即面临失业——在郑州富士康,超过1/5的流水线工人具备大学学历,他们还要将节省下来的工资去偿还助学贷款。当所有正常的谋生手段都不足以谋取一个还有希望的未来时,那么,新的谋生手段就会出现并受到追捧。

根据财新《中国改革》调查报道,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辍学率已经高达63%,而外出打工农民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那么,他们为何辍学?又选择了何种谋生手段?

最近几年我所从事的职业教育工作、以及流动儿童社区和留守儿童地区的跟进走访,让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谋生领域——青少年帮派。 我没有查到在中国青少年帮派的最新数据,根据以前的新闻报道,中国大陆地区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约有70%与帮派有关,各地新窜起的青少年帮派组织致使中国大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量增加,呈恶行加剧趋势。根据公安部的资料显示,大部分帮会组织为青少年帮会组织。

在我的农村老家,邻村一家四个儿子,作为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依照现在的婚姻消费标准,父母根本没有办法为孩子结婚。于是,孩子自谋生路,他们中的一人初中没毕业就加入了帮会组织,一路砍杀下来,控制了当地几个赌场。如今,他们衣食不愁,把控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还给村民搞起了各种福利。他们的祖父去世时,我父亲也参加了那天的葬礼,送葬当天,沿街站满了黑衣人,还有当地政商两界的头面人物前来祭奠。学校放假,家长和孩子在观摩整个送葬过程,无不充满艳羡的表情。而几年前,我们县一个黑帮成员被判处死刑后,他所在的帮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数十辆豪车载着他的巨幅照片在县城游行,并在县政府大院里燃放礼花爆竹足足有一个小时。多年后,县里人讲起这事来还津津乐道。而我们当地一个小伙子几年帮派下来,在当地圈地盖了一栋花园式大宅院,前面的花园向村民开放,后面的花园成为自己的私宅。一位去过那里的亲戚告诉我:“他家里的三位妻子均以姐妹相称,感情很好!”所以,你不要认为《老炮儿》只是一部文艺作品,它反映的就是城市的社会现实,而农村的底层社会现实比影片更血腥更暴力!参与帮会,已经成为农村地区青少年谋生的主要手段。

回到盲井。从此前的报道中,那些盲井式犯罪的涉案人员在对待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时都是那般的慈祥,丝毫想象不到他们致人死地的那种残忍。这次盲井式犯罪的74名涉案人员的家乡不仅贫困,就连他们家乡所在的县市都是云南省出名的穷县穷市。他们没有资本像广东福建人炒卖普洱茶、红木家具致富,也没有资本像温州人炒房致富,更没有资本像莆田人那样通过把控医疗资源致富……有钱的靠钱,没钱的靠命,没有出路的底层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准则下的被淘汰者,同时他们也内化了这套生存准则,并积极投入其中。

泛道德化讨论、呼唤人性的善良天使,这对于根治盲井式犯罪是没有意义的。云南“盲井村”的村民也是从村委会的告示上第一次知道这叫“盲井”犯罪。在警方公布案情之前,“盲井式犯罪”作为一种产业已经在当地成为不公开的秘密,这种“职业”甚至被起了“杀猪匠”的绰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做到藏富于民,没有办法让普通劳动者通过正常劳动获得体面生活,底层的盲井式犯罪和相互残杀又何尝不是底层人通过“丛林法则”求生的一条通道?

位于大山深处的“盲井村”——云南石笋村,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摄影/新京报记者罗婷

十年前,我在老挝、缅甸边界工作时,目睹了那些种植罂粟的普通山民的生活,他们饥寒交迫,一场疟疾就会要了他们的命。一亩地罂粟给他们带来的收入也只不过折合三四百块钱人民币,他们当然知道罂粟被加工成毒品后高价售卖毒害了很多人,他们知道毒贩用他们的罂粟牟取了暴利。但他们没办法,他们种植其他作物根本无法给他们带来收入,因为市场没有形成,所以他们相反会依赖甚至感激贩毒者给他们带来收益。所以,当我所在的公司参与了联合国禁毒署“罂粟替代发展”项目,通过国内收购农产品的方式向他们推广甘蔗、香蕉和橡胶种植技术并保证他们有更大经济收益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慢慢放弃罂粟的种植。

蛋糕做得再大,也依旧有人分不到。完善社会保障和财富分配体系,藏富于民,让普通劳动者依靠劳动获得体面生活,这才是根治盲井式犯罪的根本之路。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责任编辑:霍青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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