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大棚 思索

胡大平:都市马克思主义导论

【摘要】在都市马克思主义话语看来,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之“新”在于替代资本主义推动的传统对抗性城市化,创造新型聚落形态,也即是新文明的创造。

(图为上海陆家嘴夜景,图片来源:网络)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和繁荣大业面对的巨大课题,而且代表着对传统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推动的对抗性城市化之缺陷的校正,对于人类新文明探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面临着大量的传统难题,亦会遭遇许多新型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何适应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推动理论的创新,为破解现实难题做出直接的贡献,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这不仅要求在宏观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而且要求在微观上发展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框架。本文将这样的框架称为“都市马克思主义”,它的基本目标在于通过元理论的拓展和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分析为整合当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力量提供基本的理论平台。这种框架在当前面临着四大核心课题:阐明空间再造与生产关系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实现机制、剖析社会环境变迁的当代矛盾、澄清技术和组织条件变迁动态、揭示内生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权利和价值要求及其实现条件。我国新型城镇化实践,归根结底意义上,乃是替代由资本主义推动的传统对抗性城市化道路,是一种新型聚落形态的创造性想象和实践,也即是新文明的创造。

(图为城市与阶级斗争,图片来源:网络)

一、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谓

国外已经有学者使用“都市马克思主义”提法,用以概括从马克思到当代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都市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它主要指本雅明、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以及马歇尔·伯曼等这些理论家,他们步随马克思的辩证法(当然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从日常生活、社会结构、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过程以及意义等维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变迁,为我们打开了某种理论空间。在更大的范围内,1970年代以来,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的重大趋势之一便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盟。以地理学为例,按照著名的激进地理学家理查德·皮特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将地理学从濒危的、不相关的,或者更糟的是成了区域科学穷亲戚的领域中挽救了回来”。这种结盟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不仅在有关城市、地理和空间的元理论和认识论上产生了重要突破,澄清了现代城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各种新社会运动乃至空间规划实践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这种理论动态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领域可以大有作为,都市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今天马克思主义介入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固然有其独特的背景。这不仅涉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我国的差异,而且关乎那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介入理论和实践的独特限制。因此,不可照搬其结论。但是,亦不能忽视它们带来的理论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进展,提出了两个今天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课题:一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世界城市化率突破50%,基于城市理解文明的新阶段;二是城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以及那种再生产的社会后果。虽然城市在全部文明史中一直承载着基础作用,但世界人口的多数都居住在城市之中,而且城市无论在人口规模、密度、形态和生活方式等所有方面都产生了传统无法想象的飞跃,我们就必须考量文明在整体上的跃升。正因为此,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在其《世界城市状态(2011/2012)》年度报告中便直接断言我们注定要进化为“城市智人”(Homo sapiens urba⁃nus)。20世纪初,以霍华德和格迪斯为代表的最早一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家,他们不仅坚信可以通过城乡规划来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难题,而且在思想上大都具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背景。这个事实也说明了,随着城市基础地位的上升,人们倾向于通过城市聚落形态的重构来实现文明的更新。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哈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将城市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实践的落脚点,在直接意义上,乃是对1968年5月文化革命失败的反应。这意味着,其理论表述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例如,列斐伏尔认为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核心特征;卡斯特强调消费是晚期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要领域,这些观点都旨在克服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工厂领域的阶级斗争之依赖并因此打开新的斗争地平。不过,他们的研究也直接带来了关于历史理解框架的更新。例如,通过对城市历史变迁及其趋势的研究,列斐伏尔指认了作为城市革命结果之“都市社会”的出现,从而强调都市成为解放斗争的新地平,与之相应,革命形式亦需要转换。在他看来,新的斗争不能应用现成的“空间的科学”(如规划科学等)或学科知识,而需要将之升级到空间生产的知识,就像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曾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拓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那样。就此,列斐伏尔通过马克思主义把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融入解放斗争的议程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把空间、环境与社会、经济联系在一起,而其核心关注则是生产中劳动的创造潜力。列斐伏尔的理论,以城市作为落脚点突出强调了这一点,从而亦为其后的城市、地理、空间研究提供了深化的通道,特别是其“社会空间乃社会产物”这个命题直接为相关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本体论参照。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与劳动及资本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本体论地位,离开空间,马克思主义将无法完成其解放议程。我们没有必要像他走得这么远。不过,有一点是绝对正确的,当都市成为人类聚落的主要形态,如果不能通过城市空间生产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将成为一句空话。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的改造,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城市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在和平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应该考虑通过城市改造逐步实现人类解放目标的可能性。也正是这种现实要求推动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和创新。

我们不必争论马克思是否为城市化研究的第一人,可以肯定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解剖,工业文明和城市都是其分析前提。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建立在城市文明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框架。在今天,无论社会学(社会理论),还是城市研究,都绕不开它,这正是原因所在。在今天有关城市的诸研究中(从空间理论的形而上学讨论到城市规划这样的实践科学)不谈及马克思倒是一种反常,这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研究上的科学价值。不过,主张都市马克思主义,却非在局部观念上与主流科学上的竞争,也非主张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科学,而是以今天的都市问题为切入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拓展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生产的内在矛盾,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提供理论支持。在这一过程中,都市马克思主义始终面临两个基本理论任务。

第一,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的元理论,为那些源自生产力发展的内在价值提供支撑,从而为各种利益诉求协商对话提供公共平台。正如列斐伏尔、雷蒙德·威廉斯、哈维等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当代改造世界的斗争,面临的基本疑难是:缺乏把多样化的地方和人群联合起来的统一基础。因此,“建构一种对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作为文化和社会理论的彻底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关重要的目标。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元理论的落脚点,乃是因为城市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实前提。马克思强调城市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维系和扩大的理想环境。并且,更重要的是,尽管作为历史认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矛盾的分析具有时间优先性偏好,它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之“历史乃生成”这一革命思想,但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分析,即资本一般运动的形式分析。没有这一点,列斐伏尔不可能谈论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升华到空间生产的知识,也不可能有大卫·哈维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尝试。因此,当社会历史发展提出诸如城市权、生态、性别以及生活方式多样性要求,真正的问题不是叹息它们在马克思那里的“缺失”之遗憾,更不是由此简单地断言马克思在当代的“失效”,而是说明这些新的价值之生成机制以及实现它们的条件与可能性,从而为新文明展望和联合各种力量进行创造性实践提供广泛而坚实的理论前提。

第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具体分析,澄清18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以及城市变迁的历史规律和当代特点,科学地判断当代条件,从而为各个层次的实践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城市的论述,这些论述强调了:(1)城市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成中的具有基础的作用;(2)城市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承担者,它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不断建构的对象;(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决定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地位,城市正是那种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4)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现代城市的中心问题。只要肯定城市乃现代资本主义的策源地、再生产的基本平台,我们就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不仅适用于今天的城市分析,而且实际上构成今天研究的前提。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重复马克思已经做出的结论,而是坚持这些前提穿越社会历史复杂变化的表象,达及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机制,把握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改造社会之情势和契机。

在透视历史唯物主义与城市关系——也就是说在城市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时,难点并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里找不到多少直接的结论,而是真正鉴别那些确实针对城市进行的然而马克思又将其抽象为现代社会一般原理的论述。这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建构体系的概念工具,而是历史研究的指南。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城市关系的核心是在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中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于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不能把当代各领域的突出问题简化为某种突出空间重要性的地理解释,而必须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进程中来把握它们的性质和表现。第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成熟之际,为这种生产方式的科学叙述提供了一种理想类型,即对资本生产一般的抽象概括,也就是我们今天泛称的“资本逻辑”之一般分析。实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类型分析向今天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过渡,是我们而非马克思本人的任务。这意味着,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城市、地理或空间,不是泛论历史性和过程性,而是强调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城市空间和地理生产的客观规律。因此它并不主张抽象的空间生产观念或者建立在过程之上的某种城市或空间本体论,而是突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变迁揭示当代城市的矛盾,探寻人类改造社会的现实可能性。

(图为纽约夜景,图片来源:网络)

二、  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课题

在一般意义上,都市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以城市这种人群聚落形态为中轴重构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的科学分析,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当代都市领域。因此,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成包含着从《资本论》关于“资本一般”的分析向当代资本生产的特殊条件和具体过程与城市发展之间相互作用分析的一般议题。这个一般议题涵盖了当代社会分析的方方面面,在此,我们简要地论述部分核心课题,以期概括其在当前的基本方向和迫切任务。

(一)    空间再造与生产关系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实现机制

这个问题是由列斐伏尔首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20世纪资本主义的残存(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得益于对空间本身的直接生产,空间不仅作为商品被生产,而且与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并列并包含了它们的生产方式之独立组成部分,也因此成为政治工具和阶级斗争介入的手段。简言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的主导权成为解放政治竞争的焦点。列斐伏尔率先提出了问题,他打开了新的方向,但同时也使分析变得复杂化和不可能。这因为,他实际上把问题引向资本生产方式具体的运行过程之外,试图从社会、文化和心理层次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残存秘密。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似乎仅仅把空间看作是“生产场所的总和,是各种各样市场的领域”,从而对空间的独特作用“不屑一顾”。具体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马克思本人,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概念之间都存在一个空洞,他们往往直接从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大胆地跳跃”到上层建筑层面上,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由社会空间和组织联系起来的,社会空间和组织并非存在于像法律那样的抽象中介中,它们总是存在于诸如空间那样具体中介中。简单地说,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联系,因此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秘密的入口。遗憾的是,列斐伏尔并没有理解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同一系列的范畴,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差别仅仅在于静态与动态两种不同的视角。列斐伏尔面对的真实问题,实际上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然面临的那个难题:如何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分析(即资本一般研究,往往被还原为“资本逻辑”)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表现的分析,即实现“从一般上升到具体”这个科学方法论的要求。客观地讲,列斐伏尔是走在这一路线上的,但他试图通过元理论的改写——即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关系,而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特定社会——来为自己的分析辩护,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理论上的混乱,最严重然而往往被忽视的后果便是为告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打开了大门。这正是今天流行的文化地理学、文化政治学、文化研究之根本问题所在。对于列斐伏尔本人来说,其洋洋洒洒的《空间生产》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效应,然而正如十分推崇他的戈特迪纳中肯地评论的那样,这样的宏大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来说,也没有多少直接用途。

在列斐伏尔之后,首先是卡斯特,采取了与列斐伏尔相左的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观,把生产关系移置到直接生产过程之外,试图通过新城市运动奠定新的分析方面,并突出了消费问题的重要性。其《城市问题》急切地表达了通过城市问题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激进干预的愿望,通过把城市结构和社会运动理论化,指明了城市斗争的方向。不过,该著作的主调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再定义来保持一种批判意识,通过对主流实证科学的批判来阐明一种革命的知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他提供了一个在形式上更为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框架,所以该著作产生了持续的广泛影响,成为城市社会学基本文献之一。不过,其重心是建立一种合理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对问题的实证分析,亦产生了他自己后来检讨的与阿尔都塞一致的“形式主义”问题。我们看到,受到列斐伏尔和卡斯特(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后来多数城市、地理和空间新理论,都存在相同的问题:由于问题被移置至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焦点便成为不同理论家之间分析框架之优先性或精致性的竞争,而非对问题的诊断和破解。在这些分析中,列斐伏尔以及1980年代之前的卡斯特身上那种特有的乌托邦关切消失了,理论的“现实主义”最终流于“现世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给人带来亮点的是戴维·哈维。与列斐伏尔一致,他试图通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框架为当前分裂的各种反资本主义力量提供可能结成联盟的手段。不同的是,他试图基于《资本论》的空间视角解读把元理论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拓展对资本积累新动态及其后果的研究。从《资本的界限》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之空间视角重构到《新自由主义简史》、《新帝国主义》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他都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再造与生产关系再生产之间关系的分析提供了卓越的例子。

在更大的范围内,从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微观变化的后福特研究,到超越民族国家视野的国际劳动分工,再到各地社会历史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极大地丰富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及其与空间再造关系的认识。

在当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分析来说,在这一方面,重要的工作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与“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间的辩证理解,综合各种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揭示出城市在当代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所承担的由后者造成的社会后果,从而为改善作为社会生活环境的城市提供理论支撑。

(二)    现代社会环境变迁过程的矛盾分析

当今世界,由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地方不平等以及社会内部贫富悬殊等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处在危机之中。几乎所有的相关国际组织都将这些问题视为焦点,便如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近年发布的世界城市状况年度报告都是关注“分裂”、提倡“和谐”;世界银行突出发展问题,WWF 则以“生态足迹”为切入口,持续关注生态问题等等。学者们也普遍地高论正义、城市权等问题。加之生态、种族、性别、性以及多元和差异价值的流行,有关地理和空间政治学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所有的批评性文献,都指认了当今世界之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合理性,都几乎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然而,问题本身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呢?

必须强调的是,19世纪中期以来,有关城市的历史和文学文本,从来都不缺少城市问题的篇章。20世纪初,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代表了对城市文明的悲观看法几近最低点。也正是差不多同一时期,英国的霍华德和格迪斯提出通过城市规划解决工业文明社会后果的思路,从而把规划科学带到前沿。当然,我们业已看到,规划科学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而且似乎成为城市乱象的原因之一。问题的历史性质,必须通过剖析历史而得到回应。马克思主义似乎对此得心应手,因为它揭示了社会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支配下的运行逻辑。在当代,城市不仅是一般意义的社会生活环境,而且是资本积累当代过程所塑造和改变着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当代城市问题不是源自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按照当代激进主义的偏好来说,即社会建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争论的焦点正是在这里。流行分析也把原因归结为各种矛盾,例如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的人民需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但问题却是,我们既不能抽象地流于“以人为本”的口号,亦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资本积累了事。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总是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如果不能将这种条件与具体的资本积累动态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对于问题的谈论便总是抽象的。在地产问题上,从全球角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非工业化进程如何使地产以及城市更新运动成为积累的主战场,1970年代之后,全球新自由主义实践又如何使其成为金融投机的工具,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正是通过对这种实际机制的分析,我们才能够领会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在今天是如何运行的,恩格斯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只是将问题移来移去这一点何以没有改变,以及我们通过国家(集体合作)进行干预的具体道路在哪里,我们能够从何处入手。

简言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改变,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来便呈现的那些结构性问题,亦始终以相同的结构存在,由于实际积累的方式变化,同样结构的问题在今天却具有了不同的表象与后果,这要求我们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环境变迁过程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来揭示今天的问题以及改变它们的希望所在。

(三)    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动态对城市发展的实际影响

既然今天的问题表象与后果是资本积累动态支配的,那么,就必须揭示资本积累的具体机制,把握其动向,考察控制和改造其的实际可能性。简单地说,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分析具体的社会革命条件,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任务,亦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前提条件。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到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分析,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史中,不乏持续的理论成果。但是,必须承认,在当代,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薄弱的部分。从全球动态看,资本主义生产的微观机制从20世纪初的福特制所代表的批量生产逐步变成全球劳动分工条件下的大规模定制(即所谓后福特制);在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的提高也促使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生活用品短缺向过剩的消费社会转型;与之相应,资本积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支配下形成新的弹性积累制(从企业组织模式的后现代化到在私有化、金融化和自由化框架下全面金融投机);甚至整个生活方式代表的文化上的后现代化,所有这些不仅对于城市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大都通过城市再造实践来显示。在理论上,无论是后福特制研究、跨国劳动分工或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分析,还是各种都市研究,都在回应这些问题。尽管在其中产生了积极的和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例如哈维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批判,但仍然缺失具有综合性视角的中层理论。

以科学技术问题为例。受现象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左翼理论大都本能地采取了对科学技术(更确切地说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生产力(或生产主义)的否定立场。例如,在列斐伏尔看来,所谓环境污染问题也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面具。因为,在流行的争论中,“环境”一词没有确切的含义,它包含一切然而又什么都不是。实际上,环境污染和危机不过是更深刻的“不受控制的技术之无度发展”这个现象的外在表现:失去控制和技术进步和人口急剧膨胀使资源面临着枯竭的危险。把污染与资本主义生产联系起来考察,这是正确的思路。但是,将之归结为生产至上逻辑和不受控制的技术后果则过于简单。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直接源自资本主义生产的“应用”要求,而且其后果亦是那种生产决定的。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反问的是:为什么那些控制污染的新技术、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条例以及全球性环境保护合作异常艰难?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应用”,更严格地说,决定技术之应用的社会组织制度环境。这是为什么必须在城市社会建设过程中改造城市肌理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原因。

同样,在今天城市社会问题治理中,剥削和排他性等问题一直受到关注,但今天这些问题的表象及其影响却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相同。例如,受消费社会之生产、流通、消费模式影响,马克思时代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而是参与其分配的流通领域在整个商业之中的地位不断加强,以至于它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和初级产品(如水果)等领域利润的主要获取者,在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恰恰是消费成为有关剥削和排他性的重要领域。卡斯特的《城市问题》便是试图基于1970年代之前西方经验将之理论化的重要著作。在今天,我国也显著地产生了类似现象,以房地产为中心,新的阶级分化和社会问题日益形成。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来澄清。简言之,从资本积累动态和政治经济过程阐明当代城市发展的特点,构成今天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的重要任务。

(四)揭示内生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权利和价值要求及其实现的条件

进行社会批判,其目标正在于改造它。如何改造城市,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核心构成。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私有财产和国家对空间具有绝对的控制,在此背景中,以权利和价值为目标的新城市社会运动便成为主要的形式。在今天,列斐伏尔提出的城市权及其发展,加之正义、差异、性别、生态以及多元价值,已经成为城市理论特别是城市政治学的核心。西方的相关研究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例如城市正义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必须注意的是,西方既有的成果乃是其独特背景的产物。可以肯定地说,在理论上,权利和价值口号的泛滥,恰恰是激进批判无力直接参与定义城市之现实政治过程的征兆。改造实践并不排斥权利和价值要求,但其重心始终在于:使得这些要求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成为每个人生活的直接条件,即实现它们的道路。

在马克思设想的消除一切异化的总体革命行动并未发生的背景下,西方形成以城市权为中心目标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无论抽象地谈论正义,还是具体地谈论生活机会(生活政治),实际上对于城市的改善只能产生极细微的作用。因为,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真正的政治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提出某种价值,而是揭示那些在既有社会历史条件中已经作为历史趋势而形成的要求,以及它们未能充分实现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固然主张革命,但革命不是实现抽象的价值。马克思十分清晰地强调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以自由为例,马克思主张的自由,不是抽象认识论意义的“人定胜天”之能力;亦非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的绝对权利,如资产阶级的“人人平等”;也不是作为天赋或神意决定的意志和思想自由,而是涵盖了所有这三个层次要求的客观实在自由,即通过劳动对外在必然性的扬弃而达到的自我实现。因此,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其焦点不在于为某种抽象的要求之合理性辩护,而在于揭示实现它们的可能性及条件。所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进步政治,其核心特征在于:揭示由新的生产力带来的价值要求,剖析阻止那些已经成为时代要求的价值之实现的现实机制,为它们的真正实现打开实践的道路。

在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城市问题正是由工业所打开的新文明要求在既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得不到实现的征兆。进步的政治学之任务并不在于为某种应该优先满足的价值进行辩护和论证,而是从这些内生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要求出发揭示实现它们的条件和道路,从而为新文明的创造做出理论贡献。

(图为“鬼城”鄂尔多斯,图片来源:网络)

三、 都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

城镇化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必须在这一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但如何建设中国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话语,远没有结论。目前,建筑、城市规划、社会学以及哲学等领域,较为流行的做法都是借鉴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来探索讨论中国城镇化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成果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提供了事先的反思,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们。不过,中国都市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建设自己的话语。这是因为,实践需要而不是理论逻辑的推论,决定了中国城镇化的故事具有的特殊性质和议题。我们主张都市马克思主义,便是试图通过上述一般框架为回应中国之特殊性质和议题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在当前,那些特殊的性质和议题应当围绕新型城镇化展开讨论,而首要任务便是阐明新型城镇化之“新”的意谓。

改革开放后,受发展压力、认识水平限制以及意识形态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正如“摸着石头过河”所描述的试验和创新特点,我国各地创造了多样性的城市发展路径。例如,从1980年代的苏南“小城镇”模式到1990年代浙江温州代表的农民城,都是一些亮点。加上东北传统工业城、京津冀、珠三角等地域特色,我国城市化实际上是由多种地方模式构成的。与之相应,在理论上我们一直存在着“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小城镇、大城市等话语上的争论,而国家政策始终强调“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另一方面,特别是新千年以来(“十五”规划开始),中央认为“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受其驱动,加之中国行政生态中的政绩需要以及1994年分税制实行之后地方财政压力,以大城市(中心城市)和都市圈为代表的宏大城市化成为普遍而单一的浪潮,引发诸多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有些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自发扩张相关,例如“增长机器”问题;有些乃是传统工业化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在片面的城市扩张路径中的扭曲和放大,例如“三农”难题;有些属于片面追求人口和市场规模而造成的城市结构失衡,例如基础设施和社会治理问题,但在总体上都见证了我们在城市意义、发展规律和路径选择的理解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正是在此背景中,有关“质的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一直都是很高的理论呼声。在政策层面上,从重庆和成都城乡统筹综合试验区建设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再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五大发展战略”,都是顶层设计的反应。从理论上讲,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已经很高了。但仍然有必要强调的是,新型城镇化,无论具有何种具体内涵和属性,它都不仅是中华民族繁荣和复兴大业的政策工具,而且是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而创造的新文明载体和形态。只有站在这一高度,我们才能克服迄今为止城镇化的各种弊端,真正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从下述两个前提性认识上阐明它的“新”意。

(一)城市化,绝不单纯意味着全部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而是意味着新型聚落形态的创造性实践和新文明的创造,这是新型城镇化实践的基本内涵。

从现代历史看,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城市主宰着乡村,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的消失,而是说在资本积累过程支配下乡村实际上是按城市需要发展的。由是观之,城市化之概念(用辩证法的语言说,“反思的”)规定性在于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其上的生活方式的全面工业化、商品化和资本化,而非乡村人口和景观的消失。正是这一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把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理想人群聚落形态。这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把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城市消灭乡村的过程,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这种情况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对立造成的畸形社会发展。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化,作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及其后果,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并没有基于这种聚落形态创造新的文明,而是将那种积累必然具有的对抗性后果内化了。因此,不仅城乡关系,而且城市社会内部,都呈现极化特征,人类社会的内部多样性由资本积累不平衡机制塑造成各种矛盾。在整体上,包括土地以及在其上产生的各种性质的空间都商品化了,在这种空间中的活动以及空间生产本身都受制于商品生产的规律。这正是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城市化实践批判的核心要旨。

但值得注意的是,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沿袭西方理论将当代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资本逻辑或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后果,试图以共享、公正、差异、绿色等价值来制约被假定为“自然”进程的城镇化,使之具有一张人性的面孔,这正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浪漫想象。作为新文明进程的城镇化,绝非个别领域、个别价值的局部实现。只有全面地运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所创造的客观条件,按照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充分发挥国人的集体智慧,我们才能够克服迄今为止重复着的现代城市故事,创造新的历史。这既是从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亦是恩格斯所批判的只会将问题移来移去的资本主义城市化之基本教训,更是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城镇化实践的内在要求。

(二)新文明创造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件,而是不断改善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在其中,物质条件的创造、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从来都是一种综合的辩证作用。作为具有多重生态和社会后果的多重进程相互作用的新型城镇化实践必须紧扣财富、社会关系和人本身关系,依赖于国家的审慎政策以及地方和群众的创造性。

既然城镇化是一种综合的社会过程,那么它就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全部社会关系再生产,必然涉及从利益分配到生活方式再造,再到意义更新的全部社会生活内容。从英国代表的早期工业化时期城市扩张,到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代表的城市美化运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郊区化运动,直到今天以CBD、绅士化、城市更新等各种名义进行的资本友好型城市建设,其焦点问题都在于像一般市场发展那样,中心目标是资本积累,让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外部成本承担者。这一过程必然导致社会公正问题,亦必然倾向于排除公众的参与。城市权、空间正义以及各种激进社会运动,都是对此的直接回应。但正如列斐伏尔阐明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公众不掌握空间生产的权力,所以只能诉诸权利和价值要求。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依赖强大的政府调控和社会参与,能够在总体上控制由自发市场推动的盲目的城市化进程,通过审慎的社会政策协调财富增长、社会关系变迁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之前的30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经验之一便是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今天,当我们面临着又一次社会转型——从财富增长至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小康社会——时,尤其需要重视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有千条万条,但最核心是解放了人民的力量。这不是泛论人民立场或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前提,而是对西方基本教训和我国历史经验的总结。这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是,不要奢谈全国一律的模式,而必须深入社会,揭示地方的多样创造性,以更加鲜活生动的地方实践来丰富中国道路的内涵。中国道路的基本精神便在于人民的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便是中国人民的创造性。

(本文原载于:实践与文本,作者为胡大平,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Signifier、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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