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中有别 新风

清朝的女权先锋 今天仍不过时

作者:宋少鹏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破土编者按】何殷震(原名何震,1886-?)是清末“女子复权会”、“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创办人,也是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的重要作者。这个并未留下太多故事的女子凭借其文章中犀利的观点和鉴定的女权批判立场为后世惊叹。面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制造的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危机,我们发现世界同100年前的清朝一样面对着许多老旧的问题。重温和再思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理论,对于如何构想当下的女权运动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如果把历史镜头回放到近代女权主义思潮源起阶段,除了我们熟知的自由主义女权这一脉络,还有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思潮。对这一思潮,只有少量研究者进行研究,大众知晓度甚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女权有其付之实践的政治经济框架——民族/民权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伴随近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框架下的妇女解放理论失去了实践的土壤,只能作为一种思潮封存在图书馆,也逐渐被女权行动者所遗忘,未成为女权思考和行动的思想资源。面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全球制造的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批判的声音和社会运动日渐增多。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重温和再思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理论,对于我们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如何构想女权运动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女界革命”是超越“女权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主张

“女界革命”的构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于资本主义财婚制度的批评,在无政府主义框架下构想了一条以“男女革命”为核心的追求人类彻底平等的社会革命道路,即“女界革命”的道路。 在何殷震的理论构图中“,女界革命”和“女权革命”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女界革命”包括“女权革命”,但高于“女权革命”。何殷震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给女子指出两个革命办法,一种是“对女界之办法”,一个是“对世界之办法”。前者的方法是“以暴力强制男子”和“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后者是女间革命和宏观层面的社会革命。那么,微观层次的女权革命与宏观层次的其他社会革命是什么关系呢?

何震夫妇创办的杂志《天义报》

首先,何殷震把破男女阶级的女权革命作为一切社会革命的发动机关,“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因为根据何殷震的观察与判断,现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种族制度不仅是等级制度,而且是排斥女子、男子专有之制度,都是男子压迫女子的制度:“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今欲矫其弊,必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何殷震依据自己对现存世界的判断,把“破男女阶级”(即男女等级)作为破解现存世界的爆破点。

其次,在革命道路设想中,一方面女界革命不只是微观层次上的男女间革命,也是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的起点,且要贯穿诸革命的全过程,以达“尽废人治”的目标;另一方面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也是妇女解放的手段和保证,因为只有“尽覆人治”,才能确保男性不再利用种族、政治、经济等制度来压制女子。何殷震没有把“女界革命”视为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唯一目标,提倡“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她充分认识到“女子私有制度”与财产私有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她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中甚至提到“如欲实行女界革命,必自经济革命始”。说明她一方面坚持男女间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并没有把男女间革命完全独立于其他社会革命,特别是经济革命。“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相表里。若经济革命不克奏功,而徒欲言男女革命,可谓不揣其本矣。”另外,何殷震明确地提出其提倡女界革命的原因就是为了对现有革命学说盲视“男女阶级”的情况进行纠偏,“顾今之论者,所言之革命,仅以经济革命为止。不知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

对于何殷震而言“,女界革命”不仅与“经济革命”有不可分割的表里关系“,男女革命”也是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等诸革命并行的革命。“女界革命”是进行诸革命时不可缺少的手段,而其他诸革命也是“女界革命”最终实现的保证。刘禾等研究者认为“男女有别”在何殷震的理论框架中是一个更根本更形而上的分析概念。正因为何殷震把“男女有别”理解为贯彻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组织中最基本的物质的和形而上的权力机制”,内在于儒家社会的学术、礼俗、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基本制度,所以,她才可用“破男女阶级”作为方法,来撬动儒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各种社会制度,其他革命才能“顺次而施行”。在何殷震的理论图景中,女界革命内嵌在其他诸革命中,而非独立于其他革命之外,与其他诸革命的关系也非排斥性和对抗性关系。某种意义上,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是包含在“女界革命”内的革命。正如何殷震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为该会所立宗旨“:确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女子复权会简章》中为女界所列出的革命手段也包括两部分:对待女界的办法和对待世界的办法。在何殷震的革命道路设想中,“女界革命”是把“女界”作为革命的主体,参与到所有社会革命中,确实尽到对于世界的责任“,尽覆人治”,才能确保男性不再依附强势体制来压制女子。

秋瑾《勉女权歌》

第三,反抗男权,争女权,并不是为了追求女子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权力,而是希望男子再无压迫女人(包括弱势男子)的权利/权势。“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夫是之为解放女子。夫是之为根本改革。”“退与女平”,也是何殷震的“女界革命”思想有别于晚清“以暴力破坏社会”和“反对主治者及资本家”。可见“,女界革命”包括两个层次的革命:微观层面的男自由主义女权在现代社会既存体制下“争与男平”(权利与义务都与男子等同)的理念。即使在《女子复仇论》这一充满挑衅的篇名下,何殷震开篇明义,当今世界一切压迫机制都由男子掌控和垄断,所以男子是女子之大敌,但“女子之所争,仅以至公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于女子下也”。女权之目的并不是成为男权的复制品,女权只是通往“至公”社会的手段,何殷震是在手段意义上支持女权、践行女权。这才是她在《女子解放问题》中所称“亦非谓女权不当扩张”之真正涵义。

第四,从历史阶段上讲“,女权革命”是现实世界中的男女革命,“女界革命”是通往未来乌托邦世界的桥梁。“女权革命”既是这个漫长道路中的必经历史阶段,也是“女界革命”的一种手段。何殷震提倡成立“女子复权会”,是希望在现实世界中推行女权,实现彻底的男女平等。从这一视角出发,就容易理解她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稍显怪异和激进的具体平权手段:“不得服从男子驱使”、未嫁之女“不得降身为妾”“、不得以数女事一男”、“不得以初昏之女为男子之继室”。从这层意义上讲,倡导“女子复权会”的何殷震是女权主义者,而且是希望身体力行的女权主义者。她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所开出的平权药方,就是针对她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夫可多妻,妻不可多夫,男可再娶,女不可再嫁,服丧则一斩一期,宾祭则此先彼后。既有号均平者,内夫家而外母家,所生子女,用父姓而遗母姓。”针对“用父姓而遗母姓”,她身体力行地把母姓加在父姓之后,用“何殷”复姓。何殷震在《女子宣布书》中列举了女界要争取的七项权利,除了《女子复权会简章》中的婚制问题、姓氏问题,更是提出了男女教养问题及废娼问题。何殷震要求父母在养育孩子时要男女并重,给予男女相同的教养、相同的学术,成人后男女自然能担一切相同的职务“,无论社会间若何之事,均以女子参政其间”。何殷震认为“凡所谓男性、女性者,均习惯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职务,亦必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

民国女学家政课

何殷震提出性别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据其之上的社会对策,理论境界已超出了当时的自由主义女权。晚清自由主义女权的主要诉求在参政权上,偶然提及职业。相较之,何殷震的女权诉求更具有“社会性”,更切入性别关系的改造:婚姻关系、教育与教养、一切社会职务的参与、生育。当时的自由主义女权,特别是男性女权论者,主要是以“国民之母”为号召,强化女子生育和母教对于强国之价值。何殷震看到女子生育之苦,以及女子生育和养育的照料责任对于女子进入公共领域的障碍。设想未来社会,所生子女进入“公设婴育所”或老幼共用的“栖息所”,实行儿童公育。“男子不以家政倚其女,女子不以衣食仰其男,而相倚相役之风,可以尽革”,而“女子无养稚子之劳,所尽职务,自可与男相等。职务既平,则重男轻女之说,无自而生”。何殷震认为造成重男轻女的原因是女子所尽的社会职责不及男子。实行照料责任的社会化,既能解除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障碍,更深远的作用还在于为男女平等提供制度性保障,有助于改变两性关系。何殷震把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追溯到社会制度,所以,她心目中的女权革命——女界革命的实质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不是以女性为改造对象的女权运动。何殷震称“吾所倡者,非仅女界革命,乃社会革命也;特以女界革命,为社会革命之一端”。晚清维新男士发动女权之最初动因,是针对女性的改造运动,而自由主义女性论者的话语策略也往往是通过自我归责来论证女权的正当性。何殷震的社会革命,远不止于在既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框架下寻求有利于女子的社会政策,而是更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改造。由此可见,何殷震并不反对“女权”,而是把“女权”视为现实世界中反抗“男权”的手段,但“女权”不是“女界革命”的终极目标。

何殷震对男权的批评更激进和彻底

自由主义范畴内的男性女权论者,如马君武、梁启超等人,以“女权革命”置换“男女革命”,把女权纳入国族主义的框架之中,消解男女之间潜在的斗争和紧张,女权不仅无害于男性,而且有益于男性的国家。自由主义框架内的女性论者,尽管一直努力把男性消隐的性别维度和性别裂缝彰显出来,但温婉自责的表述方式,并未直接把男性置于女性的对立面。虽对有利于男子之女权保持着警惕,但也没有把斗争之矛头直接指向男性,极力避免激化男女间革命,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框架下,女子自求解放或是合群互助。这类自由主义女权更能博得同时代男性的支持和同情,与男性结成暂时的同盟。

何殷震对于男权制和男子自私的批评比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女性论者更为深刻和尖锐,除了“以暴力强制男子”之类刺耳的言语外,她把斗争之矛头直指男性和男系。她以“何殷震”之名发表文章,挑战儒家传统中最核心的男系世系制度。何殷震把批判男权之剑同时指向新旧两个方向:一个是儒家学术下的传统男子,一个是持文明论解放女子的新派男子。何殷震认为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男子私女子为已有”,男人利用女子而已。对于儒家经典的批判,不同于晚清主流女权论述归责于无责任主体的儒学和礼俗,何殷震批儒家学术的目的是剑指男性和男权制,指出“男子以学自私”“,倡此说之人,即自便其私之人”。对于儒家学术,何殷震早于新文化运动十年就喊出了“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何殷震的先锋性不在于时间,也不在于激进性。时间上,对于儒家学术的批评,西方传教士早于何殷震。何殷震的先锋性在于她坚定的女权主义立场和批判的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男女青年推翻父权文化上的弑父运动,而何殷震却是从推翻男权的角度批评儒家学术。何殷震从“男女阶级”这一视角,批评“女从男,男率女”的儒家意识形态及其指导下的礼俗与法律——贞操杀人、连坐之法——使女子无辜受戮。从维新派到五四知识分子,这些“男性女权主义者”,一直借“妇女”作为自己言说政治和对新社会欲望的场所,却一直回避和拖延着两性间关系的重构——男女间革命。

五四运动

对于推崇西方文明、“解放”妇女的现代男子,她批评这些男子同样是出于男子私心,是出于男子之名利而不是为了利于女子而发动女权。何殷震指出了男子发动女权运动的三个原因:第一,男子博“文明”之名。中国男子崇拜强权,视欧美、日本为今日文明之国,所以,仿行其制,让自己的妻女放足入学,以获中外人士赞自己为“文明人”,这美誉不仅事关个人也关系到家庭荣誉。所以,崇拜欧美文明的人士推行女权,无非是利用女子成就自己的文明美名。第二,有利“男子之私”。让女子学习实用之学、一技之长,男子可以“抒一已之困”,名曰使女子独立,实则是男子获利。第三,有利男子之家。中国男子向以家自私、以后嗣为重,把治家教子之事责之于女子。何殷震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女学首重家政,只不过是希望通过文明女子,让女子用文明的方法治家教子,但“家”仍是男子之家“,子”仍为男子之子,所以,男子是为求己身安逸而解放女子。“今日之解放女人,出于男子之自私自利,名曰助女子以独立,导女子以文明,然与女子以解放之空名,而使女子日趋于劳苦”;“男子之解放妇人,亦利用解放,非真欲授权于女”。何殷震一语道破了晚清维新男子所倡女权的男性中心。

(四)何殷震批评西方文明论框架下的女权是“伪自由”“伪平等”何殷震认为西方在两性关系方面胜于中国的地方在于:(1)结婚离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2)实行一夫一妻之制;(3)男女同受教育,男女同入交际场。但是,何殷震认为这只是表面上的解放、肉体上的解放,而不是精神上的解放。何殷震从无政府主义彻底解放的标准出发,指出解放应该是“不受缚束”。而欧美婚姻之制,一缚于权/利,二缚于道德,三缚于法律。缚于权/利指男女双方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对方财产(利)和权势门第(权)。缚于道德法律,指很多婚姻不过为宗教、法律、伪道德所牵制,名为一夫一妻,实多有私通奸情。另外,欧美虽然男女同受教育、同入交际场,但服官议政女子很少见,参军从警更与女子无关。西方的男女平等也不过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所以,何殷震要唤醒“震于欧美之文明”、以欧美女子解放为目标的亚洲女子。

何殷震除了揭开欧美男女平等表象下的虚伪和不足,还希望为中国妇女指出女子解放的真正道路:必须掌握改造社会之权。但改造社会所需之权,既不是马君武等男性推崇的公权,作为国民与国民之母,服务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也不是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女性论者所追求的妇女参政权运动。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参政权运动中仍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把“参政看作保障女子权利的最有功效的方法”,甚至把女子参政视为一揽子解决教育平等权、财产平等权等其他女权的“唯一方法”,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女权思想源头的约翰·弥勒(John Miller)也只是把参政权作为职业权的一种,并未上升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枢纽位置。对于参政权之重视,是近代文明论大图景下女权与国族纠结之后的历史产物。何殷震从无政府主义的视域出发,反对女权运动只重视“女子职业独立”和“男女参政权之平等”。何殷震从阶级压迫和妇女内部差异性出发,批评自由主义女权的不彻底性。从女性内部的差异出发,职业独立只是解放了个别“女子”,而不是所有的“妇女”。何殷震用“女子”和“妇女”两个词汇来区分妇女内部的两个群体。“女子”隐约指的是有文化和一技之长的独立的个体女性;“妇女”——出嫁为妇,在家为女——是芸芸众生的普通妇女的集合名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通过职业来寻求女子的解放,只可能是极少数中上流家庭中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的特权。

自由主义者看到了女性经济不独立与依附于男子的关系,但解决方案是女子寻求家外职业以“自养”,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于女性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何殷震看到“职业独立者,即以职业供役于人之异名耳”,没有摆脱被人奴役的命运。何殷震戳破了那个时代刚刚萌出的中产阶级女性以职业求独立的梦想。中等人家把女儿送进学堂,以为“学一点普通学”“一点儿手工”,以为“有一个行业可做”,婚后也“不至于靠男人过活”,但仍摆脱不了“靠人吃饭”、随时被人解雇的命运。她把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称之为“劳力买卖之奴婢制度”。工资劳动者无非是“仰资本家之鼻息”,且为资本“生财之具”;视女子为物“,既屈其身,兼竭其力”。她批评文明论者向中国引入的“富强之学,皆迫人于苦之学”。另外,在私有制度下,富有者利用女子之贫,不仅逼迫贫女入工场,控制女性的身体,剥削其劳力;又常以女子对工资之依赖逼其满足自己之肉欲,使工女处于“半娼半妾”之地位。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业自由,并不能给女子带来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何殷震认为女子的解放和真正的男女平等只能存在于实行公产制的社会中。而趋向这个社会的方式只能是“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相表里。若经济革命不克奏功,而徒欲昌男女革命,可谓不揣其本矣”。

妇女投票权运动

对于参政权,何殷震认为无非是让少数参政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后果就是不独男女间不平等,女界之中亦生出不平等之阶级。自由主义框架内的女性女权论者如陈撷芬,虽也看到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即,少数“明达女子”与绝大多数“愚媪蠢婢”的区别,但仍从精英女性的立场出发,以精英女性教育普罗妇女大众的方式来寻求妇女内部的一致性,以此来对抗男性对妇女的干预,建立起相对于男子的性别独立。换言之,自由主义女权为了从男性主导的国家主义框架中挣脱出来,彰显性别维度、强调性别身份、建构性别认同(如合群结社),统一的性别身份有意无意消弭和掩盖了妇女内部的差异。何殷震从下层女性的视角,看到了上层女性对于下层妇女的潜在压迫性。认为男子压迫女子为不公,女子压迫女子同样是不公。“故吾辈之旨,不惟排斥男子对于女子所施加之强权,并反抗女子对于女子所施之强权。”“所谓‘男女平等’者,非惟使男子不压抑女子已也。欲使男子不受制于男,女子不受制于女,斯为人人平等。”何殷震从反抗一切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视域出发,认为权力所在之地必是压制所生之地。所以“国会政策为世界万恶之原”,苟非行根本改革,使人人平等,宁舍选举权而勿争,慎勿助少数女子争获参政权。何殷震所称的“根本改革”,即是无政府主义理论视域内的政治上的“废政府”和经济上的“共产”。“政府既废,则男与男平权,女与女均势,而男女之间亦互相平等”;“惟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使男女无贫富之差,则男子不至饱暖而思淫,女子不至辱身而求食,此亦均平天下之道也。”

由此可见,何殷震是女权主义者,但她超越了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女权主义。她之所以在“女权”概念之外,创造性使用“女界革命”,表达的是对于“妇女解放”的理解。“解放”是相对于“压迫体制”而言,在无政府主义视域内,何殷震的目标是破除一切压迫体制。如果说从字面意义上“,女权”是相对“男权”而言的,是追求在既存体制下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与权力,那么,“女界革命”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和摆脱一切强权压制。

本文摘编自《何殷震的“女界革命”*–无政府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一文,责任编辑:黄亚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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