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新生 民声

崖口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危机

作者:刘亚

来源:《社会经济在中国》

【破土编者按】本文的开始,是崖口集体经济遭遇解体危机的一个重大事件。实际上,崖口的遭遇可以看作是集体经济在市场大潮中被冲击的缩影。所幸的是崖口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和外来资源的支持、村民们也在社会经济的实践中寻找着另类发展的可能性。为了这一片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和谐家园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许多人在默默地努力着……

(图片来源:网络)

2008年7月23日晚,一千多村民涌入崖口村委会,将干部们团团围住,要求“卖地”。此前,村民代表向各家各户派发意见书,就村委拟以出租的形式,与市、镇两级人民政府共同开发海滩一事征求全体村民的意见。然而,干部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安排在村里掀起万丈波澜。风波持续了数日,最后村民投票,以高达99.14%的赞同票通过了1.17万亩的土地征用协议。这场风波,不仅打破了村里土地只租不卖的惯例,也把村庄领导人满叔的政治生涯带到了尽头。2011年,这位“两脚最黑,两手最白”的老支书,在职37年以后终于“下岗”。

没有了满叔,崖口村坚守多年的集体制度将何去何从?本文拟对“后满叔”时代崖口村的集体经济制度所面临的危机展开讨论,探讨中国农村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建设社会经济的艰难与复杂性,并对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师生目前在崖口村开展的社会经济实践的前导性研究做一介绍。

崖口的“一村两制”

崖口村位于珠江三角洲,与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毗邻。村庄背山靠海,风景秀丽,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曾被评为“广东最美丽乡村”。然而,崖口村吸引众人的,不在于它的田园风光,而是几十年来对集体化制度的坚持。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推行分田单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崖口却决定依旧走集体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仍然坚持着真正意义上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到如今已三十多年了。今天在崖口,参加生产的村民依然会把自己称为“社员”,把村委叫做 “大队”。作为一个按照公社制度运行的经济组织,崖口具有鲜明的特点:它具有开放性,村民可以自由择业,可以离开村庄去外地打工经商,不如意时可以回到村里参加生产。它的组织规模几十年来不断变化。比如在八十年代初期,它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村庄,但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出去打工的村民不断增多,组织的规模慢慢缩小,今天参加集体生产的人只占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大队的很多福利是面向所有村民的。比如给长者和未成年人提供免费口粮,村里无人或者家人无力照顾的老人,可以住进老人院,而一切费用由大队承担。

目前居住在崖口的户籍人口有3000多人,劳动人口达1600,其中参加农业生产的不到三分之一。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上了年纪的人。五、六十岁仍在生产队开工的老人家不在少数。二是返乡务农的村民。他们大多文化层次偏低,缺乏在外与人竞争的谋生技能。三是需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的留守妇女。这三类弱势群体,若是放在别处,估计早已掉入市场经济自身自灭的泥潭,而在崖口,他们找到了足以栖身的港湾。

崖口村土地面积大约6万亩,可耕种土地达4万亩,包括3000亩基本农田,其余大部分为围垦出来的滩涂。崖口村有据可查的围垦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自解放前村庄就以地多而闻名。不过,这项巨大工程的飞跃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崖口村委开始与外来公司合作,一改之前的锨铲手推肩挑背扛,采用钩机铲车机械化作业,短短20几年的时间,围垦出了近4万亩的土地。于是,当周围的村庄招商引资,在土地上“种植”越来越多的厂房时,崖口村却以集体的力量将村庄的土地面积扩大了六倍。

如今,这片广阔的围田构成了崖口村“一村两制”的主要经济基础。崖口村主要的生产活动是水稻种植。每年两造生产的粮食,大队以远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留足口粮以后,再将其余以市场价售出,这种高价买进低价售出的补贴方式,对深陷农业低效、低附加值结构性困境之中的生产者来说,无疑十分宝贵。而使这一补贴成为可能的,则是村庄多年来围垦的土地。由于海水养殖利润高,吸引了许多养殖者前来承租崖口的海滩。巨额的地租收益正好可以将农业劳动者收入维持在一个体面的水平。以2010年数据为例,当年农业生产的纯收入为251万,海滩发包的总收入为1500万,而用于农业劳动者分配的总收入却达600万元,人均年收入约15000元,与当年中山市农民年平均收入基本持平。显然,在获取以及利用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方面,崖口村在坚定不移地走集体道路的同时,它并没有拒绝市场经济,而是积极地以集体主义的方式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因此有媒体说,崖口村的“一村两制”是以市场经济补贴集体经济,以资本主义补贴社会主义。

然而,尽管村庄两制并行,中心依然是集体经济,其核心价值追求的是社会平等。老书记满叔是崖口制度的设计者,他坚持“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这种“只帮穷人,不帮富人”的信念在实践中体现为“保护弱者,按劳分配”。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之下,崖口村成为一个真正没有穷人的村庄。

解体危机

2008年,在未征得崖口同意的情况下,中山市政府做出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部署,按照计划将在崖口9000多亩的海滩上开发度假村和房地产项目。而满叔依照崖口土地只租不卖的惯例,通过与市国土局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的多次谈判,村里决定以“租”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为此村民每年都能获得相当于土地产出的收益,以70年为一个周期。并且为了保险起见,拟签署的协议还规定将以每年一号大米价格作为补偿的依据。满叔的思路依然是要守护村庄的财产,为子孙后代留一份保障。没想到,这样的安排并不被村民认可,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一幕。之后的一些调查材料显示,“卖地”风波并非仅仅是村民希望在村庄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村庄里黑恶势力的卷入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2008年被征用的正是第一次股份制改革中分配给村民的土地,没有对集体统筹生产和分配的模式带来大的影响。显然,村庄领导人是富有远见的,通过对集体资产进行两种不同性质的股份制改革,一来减缓村里反对力量给村集体的压力,二来可以给各种外来寻租势力设置重重关卡。

不过,种田没用,连小孩上学老人看病的钱都无法支付,这是很多崖口人对村里坚持集体农业抱怨最多的地方。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农村消费方式已经由传统自给性消费逐步转向了货币性消费,而崖口村地处珠三角,对货币的依赖程度更高。在崖口,少数家庭会在庭院或沟渠边开荒种菜,但大多数家庭的日常开支则完全需要使用现金。一个普通家庭从参加农业生产获取的收入,刨去日常开支后一般所剩无几。若是遇孩子上学或家庭成员生病,经济压力便会骤然上升。如阿明一家。她和儿子都在大队开工,媳妇在邻村的工厂做文员,三个人的月工资加起来不到5000元,要承担全家5口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孙女在镇里上学,每月交通加学校午餐要花去几百元,而两岁孙子的奶粉钱差不多要1千。

阿杰在生产队开工好几年了,他说:“我们崖口的地最多,但人最穷”。阿杰认为将稻田出租更划算。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单单把3000亩稻田出租给人种甘蔗、香蕉或其他经济作物,按每年每亩1000元计算,加上国家的粮食补贴150万元,全村人每人每年可分1千多元,即使不劳动他们家也能有4、5千元的收入,这还没算土地分红。而他可以继续做装修,加上老婆、女儿在制衣厂上班赚的钱,全家人的生活肯定好过现在。

不少村民抱怨崖口几十年来没有任何“发展”。在他们看来,工业化才是发展的“硬道理”。他们可能忘记了,崖口并非没有尝试过走工业化的道路。事实上,崖口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有了村办企业。改革开放以后,中山市首批外来加工、三来一补企业落户崖口。然而,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加上竞争激烈,村集体赢利的空间并不大。而工业化引发的环境隐患,最终促使崖口做出“退工还农”的选择。只是,这种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对于那些急于获取现金改善生活品质的村民是无法理解的。

年轻一点的村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钱,可又担心土地卖光了,“到时候自己一把年纪,除了种田都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而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两年,除了一些面子工程,比如种树(只是为此也砍掉了一些树),他们在有关村人福利方面几乎无甚大的作为。同时,他们不重视农业生产的态度也渐渐明朗。2012年12月,崖口村晚造收割的稻谷没来得及晒干,就遭遇连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晾晒在禾庭的谷粒纷纷长霉发芽,估计损失达35万斤。但是据知情人说,四分天灾六分人祸,大队疏于管理才是重要原因。而晚造收割以后,大队没有像往年那样组织人手及时翻犁所有稻田,这不仅使村庄几百年犁冬晒白的耕种传统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还会直接影响粮食的收成,为农业的低效制造口实。

村民不会轻易对外人谈起他们对如今领导人的看法,不过,他们有的开始怀念满叔,有的开始讨论分田单干好还是集体好。显然,村民对村庄的新领导人没有信心。崖口村人心彷徨。

应对策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崖口村独树一帜的集体经济制度就引起学界的关注,村庄多年来为保护弱势群体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赢得了大部分专家、学者的尊敬。他们肯定崖口在规避市场风险、解决剩余劳动力、保存乡土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对崖口的未来走向提出建议,比如发展养殖业、有机农业、低/无污染工业,农超对接,农村生态旅游等,认为崖口村应该利用本土丰富的资源,走深度开发的道路。如今崖口人再次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是放弃集体经济,任由地产资本肆掠横行,还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整合村庄资源,唤回村庄的凝聚力,如同三十年前那样,再次闯出一条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出路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师生于2012年的夏天走进了崖口村。

这项名为“珠三角农村社区设计和社会经济建立”的跨学科研究,旨在通过可持续性设计,在当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语境下,探索珠三角农村社区超越计划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困境、发展另类可持续性社会经济的道路。

研究小组目前正在中青年妇女中开展宣传工作,希望通过邀请她们参加“芦蔸鸡”编织工作坊,重拾本土文化记忆,并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重新认识本土文化价值。不过,新鲜芦兜叶不易保存,因此项目组正考虑用其它材料替代,以便将来用以制作可商业化操作的手工艺品。

除了手工艺工作坊之外,项目组还计划通过设计,协助社区改善公共空间或设施。

初步的设想是将之改造成一个多功能图书室,集阅读、培训、展示等功能于一身。陆家村人对孩子教育的议题十分关心,遇到镇上举办有关学习方法的讲座,村民会骑十几分钟的电单车载小孩前往参加。所以,如果以建造学生阅览室为切入口设立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应该能被村民所接受。这样的空间不仅可以成为外来资源承接的平台,比如,外来志愿者举办的学生暑期培训班等。同时,该空间还可以与编织手工艺工作坊的活动相结合,室内设计,包括手工艺产品的陈列,将成为向村民以及外来者展示崖口社会经济实践项目成果的绝佳窗口。

任何一个到过崖口的人,莫不被它的美所打动:水天一色,稻浪飘香,鱼塘微波闪耀,劳动者忙碌的身影,伴随着轰鸣的新式收割机。这样美丽的景象象征着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但是它的前景怎样?悲观者有之,乐观者也有之。不过与其想象,更重要的应该是行动。以社会经济项目的开展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这应该是在富裕农村推动社会经济的首要目标。这样,在崖口人与土地和谐共生的画卷上,才有可能再添人与社会协调融洽的生姿妙笔。

参考资料

1.曹正汉:《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2.郭亮:《集体所有制的主体为什么是模糊的?》,《开放时代》,2011年第7期。

3.潘毅:“走向以社会经济为目标的城镇化”。《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3日。

4.崖口村档案室:《崖口村资料汇编》。2007年10月。

5.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崖口村档案室:《崖口村资料续编》。2010年4月。

6.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崖口村资料三编》。2011年。

7.《2006~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http://doc.mbalib.com/view/eca056a75717ac6e9fe461d495d09dfc.html。

(本文有删节,全文请见潘毅, 严海蓉, 古学斌 , 顾静华主编《社会经济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五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责任编辑: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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