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大棚 思索

陈光兴 | 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图为作者陈光兴       图片来源:网络)

【原编者注】之前我们推送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所于2015年年底举办的“文化研究的政治理念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学科建设”讨论会。与会者不仅在学理上对大陆文化研究与西方左翼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更难能可贵的是对当下大陆文化研究困境以及如何突破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与此同时,当下大陆文化研究的困境,同样是台湾文化研究需要直面与解决的。今天我们推送台湾交通大学陈光兴老师的一篇旧文:《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该文以文化研究于1999年在台湾正式组织化与体制化为契机而写。该文为台湾文化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的困境与挑战所作的分析,在今天看来,对大陆和台湾的文化研究界仍具有积极意义与建设价值。感谢陈光兴老师授权当代文化研究网于微信发表。

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当下的历史时刻来看,这或许不只是简单地对过去实践回顾的问题。能够回顾的条件是什么?基础何在?回顾是对过去的扬弃或是传承?是在逃离还是深化问题?文化研究这样的会议现在由国科会主动在这个时候召开(一九九九年九月),它很显然是文化研究正式组织化与体制化的展现,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些可以不断演绎的问题毕竟牵扯到理论性的思索,甚至于伦理学的关怀,以及无法闪躲的立场问题。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以这样的发问来思考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定位与实践,虽然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共识,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被重新思索的问题。或许,只有不断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才能让文化研究保持它该有的批判性活力以及敏锐地面对新的情势。

文化研究学会于去年(一九九八)尾正式成立。一九九九年初,当时还负责国科会人文处处长的黄荣村教授为了能够正视及承认文化研究存在的正当性 ,交代我们以过去「学门现况会议」的模式来筹办今天的会议。在九一年一月的理监事会议中,我们认识到这是文化研究第一次举办所谓的「学门现况会议」,但是相较其它学门而言,我们没有任何既有的资料可以继续深化比较,也没有任何的行政机构 可以依靠来收集既有相关人力资源、研究状况的资料,所以一切必须靠我们自己无中生有、发明创造。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的能掌握文化研究在台湾过去到底在学术研究及论述上是否有累积?累积了什么?它能逐渐形成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它与台湾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期间,转化的动力又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下,文化研究在台湾足以构成是一个学门,或是更准确的说,在夹缝中的次学门?这些可以继续列出一长串基本的问题,如果没有初步的回答,光处理学术行政问题,相当可能会全然丧失根本知识上的动力。因此在一开始九月的这个会议的定位就不完全是「学门现况会议」,也才有了「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会议定位,企图透过这个会议开始来描绘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历史形构。

经过长达半年的构思与组织,最后这个会议呈现出来的领域涵盖了:空间、理论、翻译、女性、身体、同志、后殖民、电影、媒体、大众文化。这些基本上是学会主动邀请的论文 ,不是按照传统学院科系分类方式(在分类创新上台湾的学术行政是相当保守的),而是按照我们观察到文化研究在台湾所呈现的主题/主体似乎已经累积到有相当的能见度而且需要被回顾、检讨与反省。这样的呈现在一定的层次上(虽然不完整)反映了文化研究在台湾所浮现的状况。

除了论文外,我们规划了三场圆桌论坛。文化研究与教学──分享与展望部份,以对具体问题的反思来讨论。在跨学门对话的部份,我们请来分属传播、中文、社会、历史、人类、心理、教育各学门中 ,参与文化研究的学者,从他们自身的理论关切及经验层次上提出他们的观点。文化研究的出现在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中造成不同的困扰,有些是在认识论层次的,有些是在学术分工层次的,造成一些领域最起码是表面上的不知所措。这个论坛虽然没有碰出激辩的火花,然而展现的确实是文化研究的跨领域性,凸显出文化研究在个个领域中冲闯出来不同的有趣效应。

在会议架构构思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新兴的网际网络文化已经在台湾逐渐展开,而且是一股不能被忽视的力量﹔任何的组织、团体、刊物都有点被迫要与网站发生关系。本来我们应该有论文像其它领域一样专门来回顾网络文化的研究,或许由于它的存在还太新,所以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并没有累积到一定的研究质与量﹔但是基于这个新兴领域的重要性,我们于是有了网际网络文化批评圆桌论坛的构想,最后请来了较为年轻一代的几位朋友,她/他们在台湾的网络世界中已经有相当的实战经验及累积,同时也对现况有反思、批评与不满。结果这一个场次确实展现了更多的冲击与活力,冲突矛盾最多的就是在这场论坛中出现。

1

被忽略的场域及研究方法及议题的开展

在筹办过程中,感受特别深刻的是在目前文化研究领域中在台湾几个重要但是被忽视,或着是被漏掉的场域,以及研究的方向。原住民的文化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重点研究焦点,而号称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却很少敢碰原住民研究,纵使有,也是相当的片段、零星,没有可观的累积,这当然与语言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必然,都市早已成为原住民的栖居地,许多原住民也用汉字/华文书写。是因为文化人类学的庞大传统使人怯步?相对而言,文化人类学又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风潮?文化研究到底与文化人类学有什么样连结的可能性?回过头来看,从《猎人文化》所开启的论述传统,一直到《山海文化》,文化研究到底要如何与原住民文化研究产生有机的接合关系是相当关键的问题,难道文化研究在台湾只是意味着汉人文化研究?


(本图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图片来源:网络 )

相当类似而又在不同层次、很明显的空白是工人阶级的文化研究。大家所熟悉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实践是与阶级问题无法分离的,从早期的E.P. Thompson, Raymond Williams,到后来的Paul Willis,Dick Hebdige与Angela McRobbie,都是以劳工阶级为研究的主体,更遑论国际上文化研究个个场域中所充斥的阶级分析。相对于其它的身分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女性与同志研究无可否认的成为台湾文化研究的主力,那么,这样的留白在台湾要如何解释?是阶级问题尚未成为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所展现力量的薄弱(而无法像女性议题一样提出入宪四分之一保障名额)?还是研究者自身的阶级位置与认同?或是台湾社会共同的阶级恐惧症或是恐左病,一谈阶级问题就马上与对岸的老共划上等号?我个人没有答案,或许只能期待未来台湾的文化研究能够不让这块重要的领域开天窗。


(本图为《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图片来源:网络)

同样的,青少年文化研究一直是国际性文化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东亚的汉城及东京,九0年代后青少年也明显的成为研究的主体。我个人参与导航基金会的董事会,很清楚的看到台湾社会的主导性论述还停留在把青少年群体当成是问题来处理,研究也大都是辅导取向。但是只要有点社会敏感度的人都知道青少年主体已经在快速的浮现,这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主体群无法用既有的思考方式来理解﹔当近来的政治选举诉求中,他/她们已经成为个个候选人的新宠儿时,台湾的文化研究在这个青少年场域中还没有出现细致的研究与论述,再一次看到我们落后于新情势。我们同样期待这个主体领域能够在未来成为研究重点。

除了上述的几个领域外,新兴宗教、社区营造、老人文化、乃至于各种类型的文化政策研究都很可能族逐渐受到关切。特别要指出的是媒体新科技,网际网络、卫星电视已经是全球化结构中不能再被忽视的场域,台湾近年在社会学及传播学界已经开始有些研究出现。文化研究声称走在时代的前端,但是对尖端结构性现象却没有研究是很难自原其说的。

一般而言,文化研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历史深度的浅薄,没有历史性的解释,一切诉诸抽象的理论概念,最后是站不住脚的﹔后殖民研究如果在文化研究造成关键性的影响力,甚至于是典范性的移转,很可能就是在根本质疑理论概念的殖民性,以及解释力的不足。历史研究的取向似乎已经逐渐在国际文化研究形成未来研究方向的共识,我们期待台湾的文化研究与历史学的领域有更为深刻的互动。

在台湾还常听到或是感觉到文化研究往往被当成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所以没有存在的正当性﹔奇怪的是,如果同样是所谓的舶来品,似乎很少人挑战人类学、社会学、乃至于传播学的正当性,更别说挑战台湾既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存在及其分类的殖民性复制。但是文化研究真的可以因为外文系参与的人较多,而被简单的定位成外来的领域?这样的讲法实在太化约了。我个人以为在中文的系统中早就有文化评论及批判的传统,纵使它跟现在所想象的文化研究不全然一致。如果不是在我们既有的环境中已经有它存在的因子,我们很难解释文化评论何以能够在八0年代末快速的崛起?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又何以能快速的在亚洲各地形成,特别是它的长相在到处都不一样?

2

文化研究在台湾形成的初步历史性解释

我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我的发问: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层次上,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抽象地来回答,而必须历史地来面对。前面已经点到,要解释文化研究今天能够在学院中出现,如果放在台湾社会的历史脉络来看,必须要厘清至少三条线索才能解释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内容与形式,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它会快速的在台湾生根茁壮,不会很容易的像其它流行风潮快速的散去。1. ) 最为主要的是,我们自身思想文化中早已存在的文化论述传统(从早有的文人传统到二十世纪具有批判反思性的论述如鲁迅、杨逵),在八0年代末、九0年代出接合到国际上文化研究兴起的风潮 ,至于接合点何在还有待更为细致的分析,在更为具体的场域中来探究才能解释其间的连结点;这一点是台湾文化研究的历史基点。2.) 第二条线索是跨学科“理论“论述的流行风潮,在思考及方法的层次上突破既有学门的切割,提供了后来跨领域研究的空间。从六0年代早期的存在主义、七0年代的现代主义,到后来八0年代的诠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九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同志论述、后殖民研究 ,乃至于近期有关全球话的讨论这些理论论述都不属于特定的学门,身处不同科系的研究者都投入到这些风潮当中,在效果上对于主流的学术分类方式造成松动。这个部份所形成的论述结构其实相当复杂,在特定场域造成不同的影响。例如比较文学领域的兴起曾经至少在外文学界成为理论研究的栖身之地,而社会理论似乎也在这个潮流中逐渐转型,脱离社会学及哲学的范畴、渗透到其它的空间。这些穿透个个既有学门的理论论述多多少少反映出学门分类的僵硬性已经没有办法面对当代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容许多元异质的新空间必须被开放出来成为面对新的情势,而文化研究正是承续了这种新的可能性。文化研究学会会员所属学科/所系的混杂性可能是台湾其它学会所没有的 ﹔更可贵的是学会有相当一部份的会员不是学院中人 。

3.) 第三条线索则必须要联系到八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社会的巨变,特别是政治及社会运动的冲撞,这种变动的产生使得多元缝隙能够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文化批判/评论,它直接关连到今天的文化研究,或是说当时的文化研究是以直接介入社会的文化批判的形式来出现的,至今一直与进步的社会运动保持着高度的连结与呼应关系。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比我更早的前辈们会有更具历史性的看法/观察),在八0年代末创新、混乱、开放的社会情况中,《自立早报》副刊在刘克襄、特别是顾秀贤高度自我意识的主导下,带动了其它报纸副刊的时代性转变 。除了《自早》激进的以整版外包制作给予年轻一代评论人(有些当时还是就学的大学生)开放的空间外,大量的团块状专栏也在各报涌现。文化批评不只在报纸副刊置换了文学创作及批评,同时在总体的文化空间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文类,不同的文化商品,不同的书写方法,与其它既存的论述形式产生交锋﹔例如,当时许多最为尖锐、有趣的政治评论是在副刊中出现 ;在《自早》的带动下形成了解严后新文化商品的竞争,其它副刊快速跟进,于是各报副刊专栏林立,在高峰其还出现了所谓的〈文化观察版〉。这种论述形式不只以报纸副刊为基地,它也开始大量浮现在杂志形刊物(如《中国论坛》、《人间杂志》、《新文化》、《当代》、《电影欣赏》《联合文学》,以及运动组织的机关刊物像《妇女新知》、《台湾工运》、《猎人文化》与晚近的《搔动》),甚至是渗透到新闻性杂志形刊物,以及学术刊物(如《中外文学》、《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等),乃至于以书籍形式出现(如唐山书店的「战争机器丛刊」)。其中最为明显的集结点大概就是已经成为某种历史地标的《岛屿边缘》(1991-5)。到今天还延续、保有这个批判空间的可能只有《立报》与《破周报》/《Pots》,以及极少数还容许非常零星文字出现的副刊了 。当然还有目前逐渐成形的网站如国际边缘(inter-margin.org)。

随着市场的紧缩、政治权力的改组完成、反对性社会运动能量的体制化,原来相对存在的激进缝隙逐渐消失,媒体呈现相对保守化的现象──或许有人会认为之前副刊的功能被民意论坛所取代,但是真实的状况其实是:不但具有批判性的文化副刊倒退成不痛不痒的文艺副刊,而且由于民意论坛的特殊时事现实性质与「新闻性」性格,使得之前文化副刊那种带有乌托邦色彩、超现实但又贴近现实的性格、不受限于现实逻辑、主流思惟逻辑、或纯粹边缘、有攻击性的文章都不可能被刊登,所以事实上媒体民意论坛板虽然有某种自由化的公共论坛的性质,也确实是之前报纸媒体所没有的,但是它毕竟排除了某些文类,这也是台湾公共论坛的危机──只有符合一定书写形式、立场的文字才能进入所谓公共论坛 。学院在这些转变下,才慢慢成为这股力量的集散地,以文化研究的形式来出现。当初参与在这个过程中的写手,学院中人其实只是一部份(以我个人参与创办的《岛屿边缘》为例,它的组成份子是相当多元混杂的 ),而且也相当不认同我们自己所处的学院菁英位置,例如在书写上不断用不同的笔名来置换跟自己的谋生职业黏在一起的名字,一直到今天转变成必须强迫自己接受,当初之所以有发言位置的文化资本,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快笔及市面上没有的怪想法,而确实与我们盘据了学院位置的客观事实有关 。

无论如何,八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现具有相当原创力的文化评论相关文字(甚至是影像)散落在个个报纸副刊、边缘刊物、另类媒体,需要被重新分析整理,才能画出这些变化的转折,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资源。或许由于材料过多,短时间无法整理,所以没有人愿意批判的来回顾这一段所谓文化批评的年代 。在未来,这段文化批评风潮的必须被有系统的回顾,重新整理这个必须被面对的过去。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逐渐在学院中开始成长的其它领域像电影、电视、小剧场、摄影、网络等等,都可能可以重新连结它们与影评、电视评论、剧评等的历史关系。事实上,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这个文化批判起落的现象并不是台湾所特有,南韩的批判圈在几乎同一时期也发生相当类似的「运动」。


(本图为萨伊德       图片来源:网络)

简单的来说,与能见度最高美国的文化研究相比,台湾的文化研究不是被锁在学院里的,它至始至今都在社会空间操作,不论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个人与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挂钩有多深,至少是透过媒体、出版界与市场紧密的与社会连结。再次强调台湾的例子一点都不特殊,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美国除了少数的个人如萨伊德,基本上被绑在学校围墙内,真正特殊的是美国,因此把文化研究当成是学院的专利是错误的认识。后面会再详述。

3

建制化的危机

坦白说,从上面历史叙述可能很容易理解,负责筹划这个会议对我个人来说是相当冲突矛盾的,原因在于,对于我们一些人来说,很难否认的是文化研究在学院的开始扎根,其实意味着从社会中撤退出来,不太可能谈的上是转进: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正在于介入社会的论辩,而非倒退到象牙塔中。当初我们有些惊讶之余、也支持国科会人文处主动将文化研究列入中文、外文、社会学的次学门是有特定的原因(最近似乎又从中文学门中删除)。过去这几年有一定数量与文化研究相关的朋友──今天都是学会的成员(有此一说,文化研究的成员是一群有自尊的人渣、或是个个既有学门中的边缘份子)──在各类申请案中相继在个个学门被封杀 ──这是很真实学术体制对于新兴力量的打压,因此我们认为次学门的出现至少有些正面的保护作用,让不同于以往的跨领域研究能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因此,我们从来没有野心想把文化研究变成与其它既成领域平行的独立学门,只是希望有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空间。简单的说,文化研究学会的成立,基本上是防卫性的,虽然在效果上它介入到其它的领域之中。但是,在理念上,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应该只是一个开放多元交错的场域与符号,才能保持它的持续性活力;对于它是该成为是一个次学门,特别是它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其实有相当大的保留。


(本图为美国文化研究代表作     图片来源:网络)

其实在国际上,文化研究要如何定位,是一连串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外部,它的敌人认为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逐步的建制化,因为它开始分割别人的地盘﹔而真正的批判性思考来自于文化研究的内部,许多人都担忧一旦建制化,它会因为驯化开始服膺学院既有的游戏规则,而丧失它的动力,开始逐渐与社会的互动减弱。当然这些顾虑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不能本质主义的来思考,建制化的意义及效应在各地因为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差异。最糟糕的是美国的实践在台湾往往被当成是准则及拷贝的对象,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它是最不好的特例:在世界各地,只有美国的文化研究起自学院,也关在学院的围墙内,这多少是因为美国有世界超大型的学术市场,使得学院可以自成体系 ﹔但是市场大也不必然如此,日本也有相当大的学术市场,但是跟东亚各国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有清楚的学院与社会的分界,也才会造成日本一份学术人文刊物会常有上万份的发行量,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 ;这部份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学术是少有的资本主义操作方式,出版部份的动力在于拿到更多的薪水,学术市场及大学出版社也搞出一整套明星制度,形成一套关闭体系,许多问题早已与社会脱钩,而世界上其它各地,薪水差异主要在年资,有生产量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了更多的收入而写。所以,从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到亚洲乃至于台湾,文化研究都与社会空间、不同的社会运动密不可分,绝对不是孤立在学院内的。如果留美派(包括我自己在内)看到美国的模式,就认为文化研究的学院化是理所当然的,那是全然的误导,美国其实是特例,有它特定的条件,不是其它地方可以或是应该仿效的,台湾的学术市场太小,文化研究在台湾不但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被关入象牙塔中。我要说的是美国的模式是关闭式的学院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其它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都不是如此,它与社会的挂钩方式,除了直接与社会运动连结,大都是透过报纸杂志,乃至于商业书籍的出版界直接扣接到不同的社会空间,这与一般乏人问津学院的机关刊物出版性质完全不同。我所知道的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马来西亚、印尼、印度、英国、澳洲、北欧、拉美都是如此。所以想要把文化研究彻底的学院化,不直接面对社会的问题与矛盾,会全然丧失它的活力与动力。

4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国际性浪潮与运动的辩证

无可否认的,文化研究在全球很多的地区成为一股无法底当地风潮、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运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在英美澳洲等地,文化研究学院建制化、所系化相当快速,取代了相当多的既有科系,最近两三年六、七个相关期刊(另外已经有英文刊物Latin America Cultural Studies、African Cultural Studies、European Cultural Studies的出版) 以及无数的书系的陆续出现,同时欧陆为主导的两份刊物正在推动国际性文化研究学会的成立。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地区像汉城近几年出现了四、五本文化研究相关的新期刊(如Contemporary Criticism, Contemporary Thought, Society and Criticism),也有成立学会的传闻﹔日本许多的学院、系都已加入文化两个字(如九州大学有社会与文化研究院),文化研究成为重要刊物重要刊物如「思想」、「现代思想」、「IMPACTION」的主要特色,也有听说有人在推动成立学会﹔香港科大近期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同时在推动学会的成立,岭南大学不只翻译系与牛津合作出版文化/社会研究译丛(Cultural and Social Studies)期刊,也成立了或许是东亚第一个大学部的文化研究program ,并且规划在2000年成系﹔除了企图心旺盛的Traces: A Multilingual Journal of Cultural Theory规划将以六种语言同步发行、连结东亚与欧美外 ,连结东北、东南、南亚及其它各地的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刊物也将在二000年四月出刊 。这些现象的提出只是在说明,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出现绝对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必须被摆在更为宽广的脉络中来理解。

与其它领域不同,文化研究并不号称它有普世/普遍主义的性质,因为它的问题意识来自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是在面对特定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它没有抽象的理论意涵,好的、令人感动的文化研究往往对身处不同地理环境的研究是有启发、共振作用的。文化研究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它没有固定地书写格式,它的创造性与书写形式不可切割。具有开放的在地性,文化研究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风貌都相当的不同:文化研究在英格兰起自五、六0年代新左派的风潮,本身就是后来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南非的文化研究在曼德拉上台前,是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重要环结,文化研究在澳洲与加拿大也一直密切结合了各种形式社会运动,当代的文化研究在日本承续了它长远强大的左翼学术传统与新兴社会运动相接合,文化研究在韩国承继了80年代左翼思想与学运传统,到目前为止与新兴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妇女与媒体改造运动)密切连结,香港的实践则联系了市民运动及民间抗争的传统,文化研究在菲律宾与长期反帝的左翼运动及有相当传统而又相对新兴的NGO/社会运动(如同运)紧密结合,文化研究在印尼是民间进步反对运动的重要环节,在新加坡是企图建立市民社会的主力,文化研究在印度更是与女性、社区与环保等运动密切连结,这些实践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在过去各地文化研究与进步思想与运动的不可分割性。正是因为如此,透过与运动的接合,文化研究不只联系到具体的社会脉动,也传承了在地的文化论述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文化研究其实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也才能解释它为什么在各地能够快速的崛起。

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是什么?它的核心关切又是什么?在一个缺乏泛左翼批判传统厚度及深度的右翼空间,为了抢夺资源,西瓜靠大边是基本逻辑,它是否会被体制快速的稀释,快速的建制化?成为统治者打击社会弱势者的武器?我提出这些问题对于比我年轻一代的朋友来说大概有些LKK,也可能像是有些不上道地在说教,但是比较历史的来看,如果说现在台湾文化研究的前身在八0年代末、九0年代初主要的展现形式是文化评论及文化批判,在那段巨变的时间里,发挥了相当进步的批判作用,而许多朋友都以书写的方式参与介入了那个台湾社会巨变最快的过程,那么我们必须寄望在文化研究的场域中继续累积批判的传统,而不是在学院化、体制化的走向中丧失批判及反省的动力。如果把这个论点推到极端,认为我的主要基调是要否定文化研究与学院有任何关系,那就误解了我的意思﹔不是的,我的论点只是在拒绝把文化研究锁在僵硬的学院体制当中(Wallerstein的新文章中论到未来知识生产的先锋不在学院中,这是要警惕的)。平心而论,从介入公共领域中的文化批判到学院化的文化研究,我们的论述有更为细致、更具原创力、更具解释力?当初所提出诸多迫切的问题有因为向学院的过渡而被深化?如果学院化的走向不意味着能够深化问题,不能超越前一个世代的限制,那么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比较正面的来说,文化研究学院化的走向,应该是意味着更为精准的、有批判距离的掌握社会脉动,能够提出更为深刻的分析,才能逐渐累积、建立起批判思维的进步学术传统。


(本图为第三世界的崛起与发展         图片来源:网络)

5

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定位与未来

最后要讨论的是我个人对文化研究这门学问在台湾的看法及定位 。在筹办过程中,文化学会参与计画的同仁发出了多次问卷及催缴的讯息,发现大部分的会员并不太理会,所以有很深的错折感。不论是因为大家都忙,还是其它原因,它所呈现的事实是:文化研究学会与一般学会不同,它不是学术行政体系的延伸下所形成的学术权力机制 。因此,这个学会不可能对它的会员有强势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它内部权力关系不可能建立在学术行政资源的掌控,不会因为谁占有行政职位就比较能主导学会的方向。如果用对待其它学会的态度与期盼来同样的对待这个学会,那可能会相当失望的。与其它学会不同,这个学会应该相信的就是在求变,就是要开拓新的思考空间及领域﹔它多多少少是因为被打压而出现的,所以不应该会打压新的批判方向与动力。在此意义下,学会其实提供了年轻一代学者及评论者放手实践一些想法的空间,只要动力在,任何的会员都可以用学会来推动他/她想主导的活动方向。我一直认为这个学会的基本性质很可能是一个松散、开放、流动性强、没有也不要太多资源,但是是有活力、多元的欲望流动空间,任何的创造力都可以、也可能在这个场域中发生。纵使有潜在路线上的差异,这是任何组织都要面对的。

文化研究在未来发展上到底可以作些什么?除了推动在以上讨论中提到明显弱势的次领域外,文化研究,在这个多变的(套句媚俗的讲法)全球化时代里,或许可以成为具有批判性的多元界面:它可以是建立起台湾文化研究这个知识社群的界面、不同学术领域之间互动的界面、学院与社会之间的界面、与文化圈、运动圈的界面﹔是在本土化的风潮中,持续作为连结在地与国际的界面 ,甚至是华文世界连结的界面 。台湾过去十年间举办的几次文化研究相关的跨国会议在被国际上被认为有重要的贡献,特别重要的是在亚洲的集结,所以在原始预料之外,「文化研究在台湾」不小心就上了国际学术界的版图成为文化研究在亚洲的重要据点,以致于在被谈及国际性文化研究时重要的象征符号。更意外的是,我们居然是亚洲第一个成立的文化研究学会。透过这个组织,只要我们不划地自限,不但有能力来推动台湾学术的国际化,打开人文学界自闭的局面,甚至有义务在亚洲成为国际连结的动力。当然,所谓的国际化绝对不只是口号式地配合国家政策的走向或是响应全球化的压力,来搞国际性的学术行政,把台湾的符号塞入国际学术的版图,重要的是,透过如此多元的连结,我们或许可以逐步脱离半世纪来长期作为美国学术的附庸,开始透过与我们结构性位置类似地区的互动来重新自我认识,建立起批判性的主体性。全球化迫使我们将目光作些关键性的移转,把我们从日常生活到学术的主要参考点、参考坐标及认同对象变的更为多元,从「西方」、「美国」多元移转到「第三世界」,到我们所邻近的「亚洲」,到马尼拉、汉城而不再只是巴黎、纽约与伦敦,否则我们不只没有跳出殖民主义以降西瓜靠大边的殖民认同逻辑,也永远没有办法清楚透过坐标的移转与比较来辨识「我们」的「自我」,会永远活在我们的想象认同对象中。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个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深化文化研究所具有批判性国际主义的因子,不是凡事都掉入台湾中心论的自恋/怜,少了国际主义的精神,文化研究很容易成为新保守国族主义响应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机器再打造的先锋队,与进入国际市场时台湾国族主义的代言人。当然,故事不是那样悲观的,它的乐观性来自文化研究作为多元界面不只是符合所谓不断越界的观念,更是多元越界后,具有主体性的杂种性 。文化研究的杂种性不只表现在立场、位置,主题、主体,更是在世代、空间与操作方式上﹔拒绝被任何僵硬的轸域所捕捉,它的混杂、多元、异质性也正文化研究能够保持不断变动的活力之所在。

在论及所谓国际化的问题时,特别要指出的是,国际化并不全等于英文化,台湾作为一个以华文书写的地理空间,我们因为起步早,至少应该有能力来推动华文地区文化/思想文字的流通与互动。2000年与交通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合办的年会将扩大参与,公开征稿,并邀请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北京、上海等地的朋友共同参与,并且透过此次会议开始筹划能够在上述各地出版发行的华文文化研究/评论刊物;透过各地及城市间的连结,我们可以打开视野,积极的展开互动。

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意味着正在起步、有迹可寻、长相不明的一股新兴学术动力。我个人虽然主观的期待文化研究在台湾会是意味着一种进步、开放、有生命力、创造力、批判力、历史解释力、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学术场域,但是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取决于与这个符号相关连多元主体的欲望与其具体实践,或许再过十年再来回顾的时候,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比较更为清楚的来辨识,更为正面的来对待。

(本文作者为陈光兴,原载于当代文化研究网2016年6月5日          责任编辑:signifier,八目于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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