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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底层,生产出全新的“我们”:一位清华学长的毕业赠言

【作者】沙垚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100年前,底层作为解决民族危机的“办法”,走到了历史前台,并诞生了新中国;1980年代以来,底层作为现代化异类的“问题”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从“办法”到“问题”的过程,恰好与中国社会的断裂、工农联盟的主体性危机同步。到了今天,时代开始呼唤知识分子与底层建立新的同盟,即“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或许藉此可以开启新的政治想象。作为时代青年,理应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这场自19世纪末就已开始的人类“远征”。

(图片来源:网络)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批学子即将走向社会。良知者感叹,从象牙塔走来的小鲜肉们将如何适应丛林法则?

可是,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可能呢?去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言,说清华人应该将天下作为自己的校园。这样的想法源自于毛泽东当年在鲁艺(鲁迅艺术学院)球场对全体师生的讲话,他说在鲁艺领到文凭还不算毕业,因为这只是“小鲁艺”,外面还有一个“大鲁艺”,那就是社会,是人民群众的承认。所以,毕业何尝不是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一次誓师,一个仪式。

毛主席在鲁艺球场给师生讲话

今日天下,是怎样的天下?

以天下为校园,可是今日之天下,是一个怎样的天下?

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是时代的主题。曾经徘徊在纽约曼哈顿,试图感受这个世界上头号强大的帝国,可是,我看到的却是老鼠横行的地铁,疾步如飞的焦虑人群。中东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陷入了战争,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没有结束,难民危机随即而起。

再看中国,社会正发生剧烈、持续而深刻的变迁与转折。社会不平等程度、贫富分化拉大,阶层与族群分化、城乡之间的社会与文化鸿沟拉大。城乡矛盾加剧,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飘浮着,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于是,一方面城市贫民窟一个接一个出现,社会矛盾频发;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大量抛荒,带来生产危机与粮食危机。

而这一切,都把“底层”推到了历史与时代的前台,作为一个“问题”重新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引发持续的关注。仿佛所有的问题都是底层制造的,从今年以来,从江西农村年夜饭的事件,到东北农妇组团约炮,再到X博士的“残酷底层物语”……底层是现代化的异类。

这让我想到1988年热播的《河殇》,农民跪在神佛面前磕头,解说员嗤之以鼻地说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在1990年代的的都市小报中,底层是这样的:“从‘兽性丈夫切下妻子的鼻子和脸颊来下酒’到‘女人,犯下强奸罪’,这些没有在主流媒体中展现的扭曲的人类关系——苦难、血腥、复仇、愚昧——都在小报里得到了详尽的描述。”底层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底层栖身的城中村一角

作为“办法”的底层

但是回到100年前,底层却是作为“办法”出现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问题在向深处延伸,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发展问题裹挟在一起,寻求解救之道。先行者找到了底层,工人、农民那里包含着新中国诞生的可能性。

梁漱溟说,“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为此他带着一群知识分子常驻乡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

费孝通等人类学者来到乡村,研究了乡村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写作了《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

陈翰笙等早期共产党人进行乡村调查,发现了中国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具有与工人阶级建立同盟的可能。

无论农村在他们眼中是不是他者,无论他们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百年前的中国学者是抱着“礼失求诸野”的朴素愿望投身底层,试图从底层社会探索出解决民族危机的办法。20世纪中期,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明了底层实践的有益性与革命的可能性。在这套叙事话语中,底层不仅仅是愚昧、落后;不仅仅是吸毒、赌博、偷盗;底层是可以崛起的,是可以革命的,底层是一种办法。

所以李大钊大声疾呼:“速向农村去吧……(那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何必拥堵在城市的道路上,蝇营狗苟,为了谋“一个劳少报多的饭碗,晃晃数年,青年气质消磨净尽,穷愁嗟叹,成为失路之人”?于是毛泽东响应号召来到农村,发动工农群众,改变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北京梁簌溟乡村建设中心的青年们

所有人在一起

全球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已经显现,转型期中国的种种社会矛盾也在日益激化。这是我们“毕业”的大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底层从“办法”沦为“问题”。

作为时代青年,我们不解决“问题”,谁来解决?

但解决的办法却不能是消灭“问题”,因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消灭了,那个“问题”又会出现。在当代是否存在将“问题”转化成“办法”的可能呢?

我想起1995年11月法国的一个小镇上的一场示威活动,我们可以想象,在罗昂内这样宁静的小镇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有一天偶然地聚集起来,他们只是在那里简单地喊着“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噢!噢!”

这是一个多么淳朴和简单的诉求。

事实上,回顾中国历史,从“耕读传家”“告老还乡”到“群众路线”“有机知识分子”,正如阿兰·巴丢所说,我们从来“不曾放弃过对‘我们’的追求”。只是在不同时期,“我们”或者是友爱互补和谐的“我们”,或者是“充满异见”的“我们”。

汪晖说,“我们当然要让底层来说话”,但是“更要超越这个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精英”(elite)与“庶民”(subaltern)之间有机且良性的互动,既区别于旧的工与农的简单联结,又区别于知识分子对“三农”和工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介入”,在共同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出全新的“我们”。某种程度上说,时代在呼唤知识分子与底层的一种新的有机“联结”。

当代社会的压迫性结构逐渐形成。虽然“生产者联盟”遭到破坏,但是在已经联合起来的全球资本面前,每一个生产者都受到资本与权力日益加剧的剥削和压迫。这一压迫结构,为“所有生产者”提供了一种休戚与共、彼此分享的社会意识或共同经验,双方面临着参与抗争与挑战不平等的整体结构的共同的实践目标。因此,在外力的作用下,当代“所有生产者”开始反思,并呈现出一种“内转”的趋势,大批都市白领“逃离北上广”,在互联网上分享被老板压迫的经历,反思人生的意义、或者的意义,激起白领阶层的共鸣;大批知识精英深入基层,或者担任村官、或者返乡创业。正应了100年前,即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上“速向农村去”的呼唤。

当代知识分子应当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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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沙垚

沙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著有《土门日记:华县皮影田野调查手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新农村:一部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一个人的京剧史:张正芳评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合著)等。长期关注乡村文化传播、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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