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 见微知著

上海电影节的贵族膜拜与被遮蔽的意大利左翼

作者:迷糊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上影节单元“最后的电影贵族——维斯康蒂回顾展”吸引了众多朝圣的影迷,维斯康蒂的贵族背景与名流八卦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幕后故事。不为人们记忆的反而是维斯康蒂电影的核心面向:记录性现实主义和审美性现实主义的融合,以及他在左翼思想宣传方面起到的作用。

一度引爆文青与小资们的朋友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除了各路新片夺人眼球,其中还有两个备受瞩目的单元:“最后的电影贵族——维斯康蒂回顾展”和“电影的乡愁——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回顾展”。相比于已经被过度消费的后者,来自亚平宁半岛的导演维斯康蒂凭借其精彩的作品和传奇的经历俨然已成为自诩品位高雅的观众的新宠。

卢奇诺·维斯康蒂,这位拥有公爵父亲与大资本家千金母亲(经典的组合)的贵族少爷,通过可可·香奈儿的关系结识让·雷诺阿并从此展开电影生涯。这是各路电影娱乐公共号反复告诉我们的“八卦”,我们知道他拍摄了一举夺得金棕榈奖的《豹》,我们知道这部片子的原著作者是西西里的公爵之子,知道这部片子在真实的宫殿中取景,知道他汇集了当时大西洋两岸最美丽的面孔,我们都在刷片中贵族领袖的言论:“我们是狮与豹,而将要取代我们的是豺狼和土狗。”我们默默献上膝盖:只有真正的贵族才能拍出如此华美的挽歌。

仿佛,无论导演前半生做过什么,当人过中年,那句据说出自克里蒙梭的名言“一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如果不信仰共产主义,那说明他没有良心;到了三十岁,如果还信仰共产主义,那说明他没有头脑”,就会如同诅咒一般在豪华的宅邸深处响起,一直响到人那不知继承自“德”还是“冯”还是什么的血液中去。他会回归那由葡萄酒,意大利时装和纷纷的情欲交织成的绮罗堆中,安心做一个《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第一节第一小节所说的封建的社会主义者。

但是在这乍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故事中,其实藏着太多会有碍我们玫瑰色想象的刺。让我们返回到最初,维斯康蒂的第一部电影《沉沦》。当时在法西斯的体制内部,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和电影人聚集在由墨索里尼的儿子创办的《电影》杂志的周围,其中就包括战后意大利电影的几位闯将——罗西里尼、德西卡,当然,还有维斯康蒂。正是维斯康蒂,率先在杂志上撰文抨击当时法西斯政权大量炮制的“白色电话”商业片,要求拍摄“神人同形”,也即富于人情味的电影。1942年,《沉沦》上映,这部改编自美国硬汉小说的电影算得上是意大利电影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即使它并没有将镜头对准战争、游击队和腐败政府,但被安德烈·巴赞盛赞的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主题已经展露——人物与环境的冲突。

《沉沦》

显而易见,《沉沦》标志着维斯康蒂选择站在反法西斯的一边,在意大利,这就意味着站在人民阵线一边。人民阵线囊括了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从30年代末一直到二战结束,这股进步的力量为意大利左翼工人运动争取到了活动空间,同时也为共产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如果说战后有什么力量一直试图夺取意大利文化的领导权,舍他其谁呢?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意大利人就此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无疑,维斯康蒂是其中之一。葛兰西的理论强烈地吸引了他,维斯康蒂被葛兰西带到了意大利南方农村,在那里,导演希望能将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想象中工农大联盟搬上荧幕。1945年,战争结束,依靠环球电影公司的赞助、自己丰厚的身家和意共补贴,维斯康蒂南下西西里小渔村阿奇·特雷扎,实景拍摄计划中的革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这次的上海电影节,就有这部被安德烈·巴赞盛赞为新现实主义美学突破之作的《大地在波动》。同时,也是本单元最不受瞩目的一部。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的渔村,封闭古老,却依然逃脱不了资本的天罗地网,渔民受着中间商和渔船所有者的盘剥,这是一群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马上,按照导演的个人趣味,一个家族,而非个体的劳动者被凸显出来。这个家族中的年轻一代,本片的男主人公Ntoni从静止转向了行动,他号召群众起来反抗。必须反抗,时代终究要前进。即使一时官商勾结将Ntoni关进了监狱,但正如旁白说的:“此后,整个小镇都变成共产主义了!”在团结起来的群众面前,资本的力量暂时退却了,Ntoni被释放。然而,男主人公是盲目的,他不知道该依靠的是谁。如同骆驼祥子一般,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有了船(生产资料),就能摆脱资本家的压榨了。在向家族求助之后,Ntoni一家人抵押了房子买了船,这个举动使他们与群众疏远了。悲剧的暴风雨酝酿在地中海的上空。在一段田园牧歌版的美好间奏之后,风暴摧毁了贷款购得的渔船,房屋被银行没收,重新成为一名被剥削的劳工的Ntoni终于意识到,“除非大家都懂得相互关心,为大家的利益团结起来。”否则,一切革命都是空想。

在当时,左翼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电影太唯美主义了,奥逊威尔斯甚至说,这些被置于精美构图中的渔民像是杂志上的时尚模特!而男主人公在号召渔民起来反抗时的言论,比起马克思主义,简直带有基督教的色彩,圣心像和过多的“上帝的恩泽”冲淡了昂扬的阶级斗争情绪。而意共梦想中的联盟,自然也消逝在了海风中。

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些批评,在那个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还没有被过多的平庸之作毒杀的年代,人们还记得“电影拳头”的理论,还相信着电影有着介入政治生活的力量。就像德勒兹说的那样:电影艺术曾经可以宣称“只要与我在一起,与运动-影像在一起,你们就无法逃避那种碰撞,我能唤醒居于你们身上的思想者(penseur)。一种为了自动运动而产生的主观的、集体的自动装置,就是’大众’艺术。”那些伟大的电影艺术的先驱们在电影中所表现出的政治理想——以电影加强碰撞(nochoc),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在这种环境中,《大地在波动》被指摘缺乏阶级斗争意识和危险的唯美主义倾向是正常的,但这些都是建立在整体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共产主义立场之上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主次颠倒的危险,仿佛那些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的趣味,那些明星八卦,才是维斯康蒂创作的主要方面,而记录性现实主义和审美性现实主义的融合,在左翼思想宣传方面起到的作用,都是细枝末节。

维斯康蒂在《大地在波动》中展现出来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的结合,与苏联的同行不同的是,维斯康蒂并没有完全依赖于通过并列镜头营造诗意,与苏联的蒙太奇不同,维斯康蒂更多的是以冗长的镜头营造美感。我们不能从这些长镜头中解读出深刻的“内涵”,渔船就是渔船,赤贫也就是赤贫。渔夫的妻女站在海岸边,身着意大利南方妇女的深色长裙,静静的眺望着远方的大海……在夜色中,有雨落下,落在渔民的小屋顶上……这些三四分钟长的镜头,它们不去隐喻什么,仅仅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但同时它又是美的。让我们忘记这些年贾樟柯式的丑陋现实主义吧,在现实中怎么可能没有美的存在呢?除非在导演眼中,美不能下降到诸众之中。

我们还不应忽略,虽然新现实主义强调使用非专业演员,但大部分时候,即使那些这一运动的代表,也可能会妥协于一种混合。例如在罗西里尼伟大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中,甚至有一位奥斯卡影后!而《大地在波动》,这是一部完完全全由村民出演的电影!但和其后同样热衷使用当地群众作为演员的帕索里尼不同,相比于帕索里尼手下群众演员的纯天然,维斯康蒂会用更多的精力调教这些劳动者,使他们在展现自己原始生活风貌的同时,又能够使得观众看的赏心悦目。自然,这样多少显得有些太贵族了,仿佛封建年代包办一切的大家长。但考虑到宣传,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在一定限度美化农工的肢体语言也并不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帕索里尼在《费里尼的天主教非理性主义》一文中回顾意大利电影发展的历史时曾指出:“由于介入文学(engagé literature)与其所对应的电影流派——新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历史上的颓废主义变得老套、过时了……共产主义者自身重新发现了颓废主义,试图从中发掘出一些积极的、进步的元素。”或许这段对60年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的评价,用来形容维斯康蒂,也未尝不可。

安德烈·巴赞曾对维斯康蒂寄予厚望,但同时也指出了其中最大的问题:“《大地在波动》缺乏内在的激情……我毫不怀疑维斯康蒂对于共产主义的真诚……但是,它是纯客观的,没有任何情感的说服力支持记录式的严谨。”

或许是察觉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于是,在新现实主义随着法西斯和战后经济崩溃的阴影一起退潮的60年代,维斯康蒂,这位曾经坚定的共产主义拥护者,将视野向后延伸过去。意大利社会问题的根源远在30年代以前。人人都爱的葛兰西,不也是深深扎根于过去吗?况且,陶里亚蒂之后的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在议会斗争中声势浩大,但自有其僵化的一面。这种情况下,从工农题材抽身将镜头对准历史问题的维斯康蒂,真的可以被简单概括为一个感怀身世的贵族,而不是一位企图以宏大叙事完成对意大利统一历史重写的左翼导演吗?

上海电影节的官网上有着大篇幅的对《豹》的谀辞,“影片犹如萨利纳亲王在时代之交的华丽回眸。他不无眷恋,但因理性与自知,而保存尊严”,我想,写下这行字的人和认同这段文字的观众,大概是被自己的贵族情结遮蔽堵住了耳朵。他们只能看到贵族的盛宴,却听不到在影片结尾远远传来的处决红衫军的枪声——那是被窃取了胜利果实的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丧钟。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责任编辑:黄亚铃

About the author

破土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