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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换样式”看世界历史是种怎样的体验?

作者:黑山人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最近看了日本左翼学者柄谷行人的《世界史的构造》,全面系统理论化,唯物主义价值观。真不愧是从70年代开始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学者,开篇提出“交换样式”这个概念,提纲挈领,又在各种细微之处试图弥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体系。但是关于柄谷给出的人类走向自由联合的战略战术,我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定居革命真的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吗?国家机器与战争的关系是什么?最后,世界同时革命的契机到底是嘛啊!?在线等。@黑山人

谢邀。

《世界史的构造》是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该书从广义的生产方式即柄谷行人所谓的“交换样式”这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人类历史的演进做了一个深入浅出的归纳,非常有启发性。以下,笔者对书中的重要观点一一进行讨论,希望抛砖引玉。

(图为柄谷行人,图片来源:网络)

1、定居导致农业:什么导致了定居的普及?

柄谷行人提出,人类产生文明的开端不是传统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农业革命,而是定居革命。定居之后,由于无法“用脚投票”,个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导致了封建性的互酬共同体的诞生,人类社会开始走上一条技术愈发展而道德愈虚伪的“文明”之路,并且在近代以来“资本-民族-国家”的结合体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伪装成自由的资本,伪装成友爱的民族,伪装成平等的国家。

在这一解释中,定居成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开端。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解释,那就是:定居本身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人类普遍的生活方式的呢?柄谷行人猜测,定居是从上一次冰河期结束之后,人类被迫从狩猎转向捕鱼开始的,因为渔业需要难以搬动的渔具,这促使人们定居在河口附近。也就是说,定居是偶然发生的。而一旦定居发生之后,紧接着就必然会发生农作物种植和动物驯养,农业随之产生。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猩猩》书中的观点,定居农业团体相对于游动采集团体的优势在于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虽然营养水平更差),因此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从而把后者挤到资源贫乏的边远地带,最终完全消灭这种持续了几百万年的人类生活方式。

戴蒙德的观点可以解释定居为什么会占上风,但这里暗藏着一个前提:人类群体对于自然资源的争夺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前史也充满了惨烈的战争。这个前提类似于当代人类学家普遍采纳的马尔萨斯版本的唯物主义:人口压力,或更确切地说,人口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是人类文明(技术、组织)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综合柄谷行人的猜测和马尔萨斯版本的唯物主义假说,一个更全面的观点是,渔业发展和人口压力都促进了定居革命乃至农业革命的兴起,其中,生产活动的转变是内部因素,部落战争则是外部因素。

对于定居起源的忽视,可以说是保护了柄谷行人对于原始社会中存在着“自由、平等、友爱”的理想社会的想象。正是这种想象,支撑起了柄谷行人对于未来社会进步到“永久和平”的大同世界的信心:这本来就是定居出现之前的几百万年间人类生活的惯常状态,已经深深植入了人类的生物基因和文化传统,成为了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性重复”、“被压抑物的回归”的无意识的心理动力。很明显,柄谷行人是个卢梭式的性善论者。但是,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暗藏于人性深处、起源于漫长的远古时代的善良品质之上,这种虚无缥缈的设想反映出柄谷行人在现实中缺乏有效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例如,他在日本曾经尝试推动的“新联合主义运动”(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就没有获得成功。

更重要的是,如果定居是人类走向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关键,那么在逻辑上可以得到推论:重新恢复游动的生活方式是重建自由平等社会的前提。但这似乎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不知是无意中的遗漏,还是有意的回避,柄谷行人在这本著作中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图为日本版《世界史的构造》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2、国家机器的起源、发展和终结

在本书中,柄谷行人把主要篇幅集中于研究国家机器(state,即政府)的起源、发展和终结。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言,马克思并没有深入研究国家机器和民族观念这两个问题,对这两个方面的忽视导致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他的思考重点,或者说他的首要假想敌正是集权的、官僚制的国家机器,而不是资本主义企业或家长制家庭。毕竟,柄谷行人是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民众运动中初次投身政治的,而这一运动的矛头指向的正是日本政府。

柄谷行人认为,国家机器产生于人类群体之间的互动——战争,而不是从单个群体的内部产生的。人类群体之间频繁的交战一方面催生出了用暴力统治一切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臣民用服从统治来换取免于外人侵略和分享战利品的好处。这个解释和定居革命一样面临进一步的追问:人类群体之间的频繁交战是何时产生、如何产生的?柄谷行人只是简单地说,定居带来了剩余产品的储备,进而带来了不平等和战争,但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而且,在追问定居的起源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发现了其中暗藏的前提就是战争是人类的一种常态。

柄谷行人把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国家机器的形态分为三种: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主协商制(贵族民主)、中世纪西欧日本的家臣分封制(封建)、近代西欧的绝对王权制或亚洲美洲非洲的亚细亚集权制(专制)。柄谷行人借鉴了卡尔·魏特夫的研究,把国家机器的形态和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认为边缘国家处在一种与中心国家若即若离的有利位置:由于并不太远离中心,所以能吸收中心国家的物质文明成果,同时,由于并不太靠近中心,所以又能拒绝中心国家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入侵),从而保持本国的独立性。古希腊(波斯帝国的边缘)、近代西欧(阿拉伯帝国的边缘)和日本(唐帝国的边缘)、英国(西欧的边缘)都是这样的例子,由于有大海的相隔,所以既能开展贸易,又能避开侵略。

(图为《世界史的构造》一书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3、相似结构的反复出现,以及超越的契机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却也是千真万确的。人们之所以摆脱不了对于前人的重复,正是因为他们身处其中的环境或结构,常常是大同小异的。本书最突出的优点,就在于确认了历史演进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这种相似性,并透过表面事件的相似揭示出深层结构的相似。

具体来说,在国内政治方面,通过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解读,柄谷行人展示了独裁者是如何借助祖辈的光环把自己伪装成各方利益的代表从而获得各方支持的。这方面有两个近在眼前的例子,在此不便细说,你懂的。

在世界历史方面,柄谷行人根据世界体系理论,把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归纳为帝国争霸时代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和一国独霸时代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交替出现,每一个时代大约持续60年(一个甲子):1750-1810是荷兰退位、英法争霸的帝国主义阶段,1810-1870是英国独霸的自由主义阶段,1870-1930是美德争霸、英国挣扎的帝国主义阶段,1930-1990是美国独霸的自由主义阶段,而1990年之后至今则是美国四面楚歌、欧亚大陆群魔复兴的帝国主义阶段。除此之外,借鉴了长波理论,每一阶段都对应着一种引领全世界资本积累的“世界商品”,从1750年以来分别是:纺织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耐久消费品(家电、汽车)、信息技术产品(电脑、手机、互联网)。

在当今世界,过去曾经辉煌一时的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清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日本帝国纷纷死灰复燃,加上不甘二流的大英帝国、新兴的德法-欧盟帝国和靠金融吸血维持余威的美帝,各个地域集团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未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技术红利和中国变身世界加工车间的人口红利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资本的利润率将会下降、地域集团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因此,最终似乎不可避免将会通过一次决定性的世界大战来消灭过剩资本、排定列强座次。在柄谷行人看来,唯一可以抱有乐观希望的是,世界大战由于暴露了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的真面目、引发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因此也蕴藏着“世界同时革命”的可能性,从而结束这个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暴力欺诈的国家机器和“强权即正义”的世界结构,催生出一个真正“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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