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 见微知著

英国病:足球流氓,英格兰绅士的暴力变身

作者:张镇宏

来源:转角国际

【摘要】英格兰的足球流氓在中世纪生根、随电视机崛起,在1970-80年代对世界的暴力征服。英国在70年代末期陷入萧条,中下阶层——特别是角色压力最沉重的年轻蓝领男性——对社会与主流价值的无力、不满与失落,也蔓入足球流氓的文化社群,让无处挥发的精力转化成斗殴的暴力血性。

2016的夏天,全世界最忧郁、无力且惹人嫌的工作,莫过于在法国当警察了。日常庶务、防范恐攻,与面对无止尽的街头劳动抗争(反劳工法)之外,6月10日至7月10日在法国举行的2016欧洲国家杯足球赛,更让工作神经早已紧绷到断裂的法国警察忙到无力。在这为期一个月的狂热赛事中,除了担心观光客走失或是恐怖攻击,更迫切、直接的治安威胁,却是来自各国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s)。

在6月10日欧洲杯开幕之后,法国境内接连三天出现球迷骚乱:6月10日开幕战当晚,英格兰球迷在马赛街头醉酒闹事,并在市区冲着马赛市民高喊“ISIS,你们在哪?”(马赛地区北非移民众多),最终法国警方只好动用催泪瓦斯强制驱散;隔天,英格兰人再度在马赛街头与法国当地球迷产生冲突,并还引来了同组的对手——俄罗斯球迷——三方在街头上混战,法国警察只好再度动用催泪瓦斯配上水炮车“强势镇压”;接着6月11日比赛日当天,同样的三方混战再度上演于马赛街,但这回俄罗斯人占了上风,在球场外不仅以数量优势“KO”了英格兰人,球场内的俄罗斯球迷更是在比赛结束后,挟带着烟火越过了隔离区,无分老幼妇孺就对着看台上的英格兰球迷一阵暴打,失序的状况在欧洲杯历史中也堪称离谱,“震怒”的欧洲足协(UEFA)更对英、俄双方发下了狠话:“再闹一次就直接淘汰!”

对于英格兰的足球流氓来说,这一回在法国被法国条子与俄国毛子“联手”修理,丢脸的等级形同“国耻”——毕竟英格兰球迷在过去可是“足球流氓”的始祖与代名词,就算英格兰队从1966年赢得世界杯(唯一一座大赛奖杯)后,就再也没拿过冠军头衔,但英格兰流氓的横行霸道却是越发张狂,全世界闹事、破坏、斗殴的彪炳战功,也为失控的足球文化赢得了“英国病”(English Disease)的特殊称号。

但英格兰的足球流氓从何而来?所谓的“英国病”只有英格兰才被诅咒吗?

全世界闹事、破坏、斗殴的彪炳战功,也为失控的足球文化赢得了“英国病”的称号。 图/欧新社

▎足球流氓的老祖宗:乡里“钉勾枝”

做为现代足球发源的英国,在中古世纪就已发展出类足球运动。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农村地区,“足球”是一种地方的季节性仪式,乡间邻里通常会在“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过去复活节40天斋戒的前一天,如今已成为各国狂欢、或疯狂食用松饼的庆祝节日)或其他基督教圣节里群聚,并屠宰牲畜,摘下其膀胱充气为“皮球”(一说为人头…但那可能是更古老而不可考的年代),村民们在一路踢着追着这颗“球”,直到指定的目的地(“得分!”)。

这时期的足球比赛毫无规则且满是暴力,因为在庆祝宗教节日的目的之外,中世纪的足球赛往往也成为年轻乡勇“钉勾枝”的机会,各种土地纠纷、人情宿怨,也都能趁着足球赛一并“处理”。之后随着这种运动仪式的习俗化,各地的参与也就越来越普及,每场“球赛”往往能聚集数百名乡民参与,甚至演变成定期的邻里械斗——这也就是“足球流氓”在英格兰的开端。

这种“乡民足球”(Folk football)从12世纪之后流行于英格兰,但随着时代演变与人口增加,乡民足球的暴力特性也就越来越强,各种伴随着球赛兴起的烧杀掳掠,也开始引发都市商人的不满。像在1314年时,当时的伦敦市长法登(Nicolas Farndon)就在市场商人的要求下,发布了史上第一笔“足球禁赛令”,以足球影响生意与造成破坏为由,禁止“足球群众进入伦敦”。

但伦敦市长的禁令显然扑灭不了英格兰对足球与械斗的热情。到了19世纪,乡民足球已成为了动辄4、5百人的大型斗殴派对,狂热的暴力祭典,更让邻近的欧陆各国大感惊恐,在1829年时,一名法国访客在亲眼见证了德比郡的“乡民足球赛”之后,半是惊愕半是疑惑地问到: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足球”,那他们的“斗殴”还能是什么?

19世纪的英国足球。 图/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

▎绅士与暴力电视机

乡民足球的流行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相关当局对于这种周期性的暴力械斗以及其牵扯出的掠夺、粮食暴动…等“不法行为”容忍度越来越低,同时工业革命的到来,也重新塑造了英格兰农村的人口结构,而进到城市里英格兰人也因此接触到了“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

在1848年一群剑桥大学的学生东拼西凑,硬是为足球这项运动凑出了一套明文“剑桥规则”(Cambridge Rules)之后,现代足球才终于随1863年英格兰足总的成立而正式诞生。当时为了“驯化”年轻学生们过剩的精力,并避免原始足球的暴力延伸“伤了贵族子弟之间的和气”,英国的公学体系也积极地参与足球的“规则化”,这不但奠定了现代足球的规则基础,也将“维多利亚的绅士精神”融入了这时期的足球意识中。

现代足球的出现,转移了乡民足球的暴力因子:过去动辄数百的参赛者被限制为每队11人、从甲地打回乙地的无限足球也被限制在百来米的长方型球场里、乡民足球强身体魄“寻冤仇”的“解怨”功能也被仕绅们主打的“运动家精神”取代。社会文化的改变加上都市化、城市流行的推波助澜,19世纪所出现的上流足球也逐渐流入劳工社会与农村,虽然足球场边偶有群众狂欢失控、球迷入侵球场狂欢,或者是比赛结束之后的太嗨骚乱,但整体来说足球已不再如同过去一般狂野。

英国的公学体系也积极地参与足球的“规则化”,这不但奠定了现代足球的规则基础,也将“维多利亚的绅士精神”融入了这时期的足球意识中。 图/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

如此这般的健康、清新,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叶,直到另一项时代的科技发明,才又把人类给踢回暴力的深渊——那就是电视转播。

20世纪初诞生的电视,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改变人类生活型态的最重要发明之一。在二战之前,《BBC》就已在1936年开始放送足球相关的比赛内容,战后更随着家庭电视的普及而出现了录播甚至直播的球赛节目。虽然足球赛的全面直播,直到70年代之后才开始普遍,但转播科技仍扭转了足球的型态:电视的转播突破了球赛的物理限制,球队与比赛本身也更借由全国性的曝光而成为国民的讨论话题、甚至渗入流行文化;但转播中出现的不只有球员与比赛,场边呐喊、鼓噪的球迷们,他们的激情——甚至是暴力举动——也更受媒体转播的刺激而被释放。

二战之后的英国,失去了昔日帝国的霸权光环,即使经济获益于战后重建的红利,但社会却处处可见帝国崩解的阴影。在这段时间,英国劳工阶级获益于重建期的经济,可支配的收入增加,各种发自于中下阶级的次文化也蓬勃成长。这个时期的英国诞生了摇滚乐,街头上的摩斯族文化(Mods)也让工人青年的个性更显狂放;但同一时间,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势力也面临崩解,海外势力的撤退也带来一批又一批来自于南亚、非洲或加勒比海的“帝国移民”,但本土与外来文化的摩擦,却也掀起了一波波英伦的反移民浪潮,像是1958年伦敦诺丁丘的种族暴动、或是1970年代光头党流行的“暴打巴基斯坦”(Paki-bashing,指针对南亚社群的攻击事件),都是帝国崩解之后的后遗症。

这股躁动的街头情绪与张狂的时代流行,再配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足球社群、媒体转播所强调的激情与雄性文化的球迷特色,种种元素都成为鼓动球迷暴力的推手,再配上电视转播、媒体报导所铺陈的“展演舞台”,“足球流氓”于是迅速带动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以球赛或球迷背景的斗殴、闹事遂自60年代开始烧遍全英,平均每个球季都有至少25起的大规模暴乱通报。

“足球流氓”于是迅速带动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 图/美联社

▎流氓之路:害人也害己

在场内被对手球迷欺负?纠人打回去;在客场会遭遇没品的主队球迷?纠人打回去;在路上遇到不是本地的队伍?还是纠人打回去——足球流氓的出现就像是传染病一样地在英格兰蔓延,这样的恶性循环于是也被称为“英国病”(English Disease)。

60到80年代的“流氓全盛期”,不列颠的足球流氓也发展出了几套常用的“对决常态”。他们称呼彼此的帮派们为“Firms”(公司,更贴近情境一点的翻译或许是“黑色足球企业”),除了在场边鼓噪、酒吧砸厂之外,球场出入的联外道路也往往是足球流氓们干架、突袭对手球迷的高风险战场。

当时的球迷们也喜欢越过看台上的隔离区,冲进场内或者是敌队球迷群里挑衅。这种被称为“Taking ends”的活动,或许是抢走对手的旗帜、或者是狠揍对方赶下看台来出出风头。虽然“Taking ends”不常造成球迷伤亡,但无止尽的看台暴动,对于维持秩序的警方与期待家庭票、女性观众入场收入的球队来说,都是令人烦不胜烦的流氓现象,于是英国境内,甚至是欧洲的球场,也就陆续在看台筑起隔离墙、铁丝网来隔离球迷。

但这样的结果却造成了两次重大的球场悲剧,像是1985年的海塞尔球场惨剧中,在球场内暴乱的利物浦球迷们为了躲避警方追捕产生推挤,因而冲倒了看台上的球迷隔离墙、压死了另一头39名来自义大利的尤文图斯(Juventus)球迷。而球场的隔离铁丝网,更是让1989年希尔斯堡球场惨案中,让利浦球迷踩踏事件失控、救援与疏散也难以进行的主因之一。

1985年的海塞尔球场惨剧。 图/美联社

1989年希尔斯堡球场惨案。 图/美联社

英格兰的足球流氓在中世纪生根、随电视机崛起,但“英国病”对世界的暴力征服,却是在1970-80年代的事情。当时本土的足球联赛随科技进步后,频繁的电视直播而更见热闹;对外,英格兰的足球更是一度“统治”了欧洲大陆。

1976年到1983年之间,来自英格兰联赛的几支球队——利物浦、诺丁罕森林、阿斯顿维拉——接连地在欧洲冠军杯(欧冠,也就是现在的“欧洲冠军联赛”)封王,6年6冠都来自英格兰,球队在欧洲的成绩与能见度,也连带让球支持者们在欧洲“走路有风”。但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却在70年代末期陷入萧条,失业率不仅重创了战后刚崛起的英国蓝领阶级,随后上台的柴契尔夫人与其保守政府为了重振经济,更选择一连串的私有化与去工业化政策,跟不上的转型步伐的劳工与城市,遂陷入了衰退、被淘汰甚至是消失的命运。这段时间里,工人运动与政府在街头的对抗漫长无尽,而中下阶层——特别是角色压力最沉重的年轻蓝领男性——对社会与主流价值的无力、不满与失落,也蔓入足球流氓的文化社群,让无处挥发的精力转化成斗殴的暴力血性。

英格兰的流氓球迷随着球队,一起在欧洲“东征西讨”,这些成群结队的年轻男子往往在异国街头喝得酩酊大醉,接着“据地为王”开始破坏街道、球场,对往来的路人商家、敌对球迷甚至是镇报警察大打出手。但这样的“闹事日常”却在1985年欧冠决赛中酿成了前述的海塞尔球场悲剧,在场内骚乱的英格兰人被欧洲足协认为是“害死人的凶手”,而对全英格兰的球队施以长达5年的“欧洲禁赛”,英格兰足球在欧陆赛场上的辉煌时代于是黯然而终。

足球流氓与球迷失序所能造成的破坏,自此之后开始以悲剧之姿反嗜英国社会。在海塞尔球场悲剧后的4年,利物浦球迷又发生了希尔斯堡惨剧,虽然在事后20多年的调查与究责之后,这场杀死96名球迷的踩踏意外,已被证实是球场设计不良与现场警方出入管制失误所致,但“足球流氓”在社会的刻板印象,却让当局借力使力地推卸掉了责任。

当时的柴契尔政府为了对抗工运与社会骚乱与警方的“过从甚密”,比起为“恶名昭彰”、政治传统又倾向工党的利物浦球迷讨回公道,柴契尔政府更无法接受警方的社会形象与威信受到挫败。在这样的态度之下,检警官方于是配合媒体(梅铎集团,特别是《太阳报》)“带风向”,不断释出错误的验尸与口供结果,将肇事责任与压力导向“足球流氓酗酒后推挤闹事,自己人害死自己人”的舆论结论。

《太阳报》在希尔斯堡惨案时的报导,让利物浦人至今仍无法原谅梅铎集团。 图/《太阳报》

接连的悲剧扭转了英格兰的球场生态,为了向球迷们表达“来看球不会害死你”的安全保证,各种球场设计与场外管制也都更趋严格:像是球场里也引进了更制度化训练的保安(Stewards)来引导并预先控看台秩序,过去分开球迷的铁丝网与隔离墙也被拆除,球场内购票采用实名会员制,原本炒热气氛、让球迷跳上跳下的看球站票也都因安全问题而被取消。

球场之外,社会对于足球暴乱的厌烦,也促使警方更为深入地取缔足球流氓。在过去,足球流氓团体的场外斗殴,通常不会招致重罪,但为了打击足球暴力英国政府也推动了反足球流氓的立法,让司法当局可以对制造骚乱的球迷施以“禁赛令”——只要有相关暴力情事,就不得于比赛日出入球场周边地区,否则就将加重判罚入监服刑。

虽然这些手段大大提升了英格兰的球场安全,足球比赛日也曾以往的肃杀“拼生死”转成了更仕绅化、温馨化的家庭娱乐场域,但足球暴力却只是转换而没能被根除,英格兰的足球流氓文化,亦顺着潮流,走入了另一阶段的发展超展开。

足球暴力却只是转换而没能被根除,足球流氓亦顺着潮流,走入了另一阶段的发展超展开。

▎流氓与Burberry

不过当斗殴与闹事的恶名越来越响亮的同时,英格兰的足球流氓也发展出了自己一套的“品味模式”。与大众想像中,足球流氓就是光着上身、露着毛茸茸的大肚腩的醉醺醺莽汉不同,承袭60年代街头次文化的英格兰足球流氓,反而融和了一部份的“Teddy Boys”(港译:古惑仔)特质——喜好穿着华服,极力在外表上展示自己的外在“品味”。

大部分的足球流氓其实鲜少在“车拼”的时候,穿着球队的球衣或者是代表色——因为大多数的球迷冲突都是球场外的“突袭”,穿着球衣走来走去,也太容易引起对手的注意,同时在80-90年代开始,英国警方对于足球流氓的取缔也逐渐加重,为了避免查缉,足球流氓们才发展出了“便服文化”。

各派系的“Firms”通常会选择“指定品牌”当作自己的标志服装,其中像是英国常见的Stone Island、或者是更“本土传统”的Aquascutum、或者是Burberry,都是球场附近常见的服装标志。

但对服装的品牌形象来说,被足球流氓“青睐”并不是什么太令人欢喜的消息——例如国际知名的Burberry就对于足球流氓很是头痛。与足球万人迷贝克汉(David Beckham)一家代言关系过从甚密的Burberry,在千禧年前后曾被英格兰的足球流氓给害惨,因为太多Firms选择Burberry的产品——特别是经典格纹棒球帽以及米色的飞行外套——让这家传统老店的公众形象大受影响,其经典格纹与骑士商标,更一度与足球流氓划上等号,各地还出现了以“House of Burberry”(朴茨茅斯)、“Burberry Boys”(桑德兰)为名的流氓天团,恶名昭彰的闹事者形象,也在2003年逼得了英国全境的酒吧发起抵制运动,禁止“着Burberry品牌者入内饮酒”。

在对阶级风格颇为敏感的英国社会里,足球流氓的青睐,简直是Burberry的噩梦——因为Burberry非但没因此而在零售销量上获益,足球流氓圈里的流行反倒让大量仿冒品充斥于英国市场。“社会观感不佳”的使用者形象,更让这个创立于1856年的百年品牌,变成了“Chav”(英国人对于浮夸但又没品味的年轻人蔑称)意象的同意词,而被同行以及高阶消费者们所嘲笑、鄙弃。

在足球流氓的“压力”之下,Burberry随后展开了长期的转型期(包括停止生产那曾经“经典”的格纹棒球帽),直到近年才成功借由低调奢华的路线,暂时甩开了“球场爱用者们”的注意力。

“Chav”示意图。 图/维基共享

▎医治英国病

80年代的足球暴力让“英格兰=足球流氓”的恶名招摇至今。但2、30多年过去之后,足球界的流氓生态其实早已物换星移。

90年代开始英国警察联手足球具乐部打击足球流氓,各种取缔、紧赛、罚款、入狱等,有效地汰换掉了80年代那帮“硬骨头”。而因应国内日趋严格的管制,足球流氓的网络虽仍存在,但为了躲避缉捕,其斗殴的方式也转而地下化,敌对的流氓团体之间会透过网路,在非比赛日的第三地“约定对决”——就像电影《斗阵具乐部》(Fight Club)一样。足球对于这些团体仅是号召彼此的一种社群认同,流氓间对赛事的涉入与干扰也就相应降低。

但在国内如此,出了国的这些家伙却又是另一回事。自90年代开始,以英格兰国家队为号召的足球流氓,在国际媒体跟前出丑的机会反而越来越频繁。新一批在海外闹事的流氓骨干,更多是来自于低阶联赛来的流氓团体——这些球队平时并不常有跨国或欧陆的比赛经验,同时英国警察对于低阶赛事的维安与追踪,也不如对待英超联赛一般的谨慎,因此许多漏网之鱼的草根新面孔,也就成为千禧年前后英格兰足球流氓的闹事新生代。

几个代表性的“战绩”像是:1995年2月,一批右翼倾向的英格兰足球流氓渡海遣入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爱尔兰国家队与英格兰的友谊赛,但一开赛这批英格兰流氓就先在看台上动手,“先拆座垫”在球场内砸场斗殴,最终两队的友谊只开启了27分钟就被裁判宣布“放弃比赛”。

之后在1996年于英格兰本土举办的的欧洲国家杯,或是1998年世界杯、2000年欧洲杯中,英格兰球迷们也都毫不客气地在街区闹事、酗酒、斗殴。特别在2000年荷兰举办的欧洲杯赛事里,英格兰与“宿敌”德国队好巧不巧地抽中了同一小组,而两国的足球流氓在英德之战开赛前,也在布鲁塞尔号召了近千人“全民开打”,闹得比利时鸡犬不宁,逼得主办的欧洲足协祭出了“足球流氓再闹一次,英格兰就退赛”的严正警告——但讽刺的事,闹事的德国与英格兰队之后却手牵手地小组淘汰,闹完一回的两国流氓们也只好摸摸鼻子打包回家。

2000年欧洲杯,英格兰球迷大闹布鲁塞尔,让主办的比利时头痛不已。 图/路透社

1998年在法国举办的世界杯,英格兰队对阵突尼西亚队的比赛竟被选在马赛球场,大批的英格兰足球流氓于是在马赛大乱斗,对城中所有的北非裔面孔嚷着要“所有突尼西亚人都滚出来!” 图/美联社

2016年欧洲杯,英格兰球迷重返马赛,并又一次上演了18年前的乱斗戏码。 图/路透社

为了钳制激进球迷们的闹事,英国检警也加强了取缔权限,像是在各种国际大赛开赛之前,提前提报“重点对象”、暂时没收护照以阻止他们出国捣乱。同时欧盟各国的警察也会彼此配合,例如2006年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杯,英国与波兰警方都有派遣执法人员前进德国,协助主办单位指认足球流氓,并参与镇暴球迷骚乱的清场战术。

但即便警方通力合作,2006年的世界杯却仍成为英格兰球迷砸场的舞台——毕竟在老对手的家里,不闹事对这群人来说可真说不过去。大批英格兰球迷在法兰克福、司图加特都与德国球迷发生街头冲突,纳粹礼、二战军歌、歧视性言论(“土耳其人都从德国滚出来!”)都让英德足协脸上无光。

不过英格兰的足球流氓如果真的那么嚣张,为何在2016年法国的欧洲杯赛场之外,又会发生如马赛骚乱——英格兰球迷连三天被俄罗斯足球流氓围攻、狠揍——的情事呢?其实自冷战结束之后,昔日东欧的铁幕大门早已开启,但开放之后的经济自由主义浪潮,亦让各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社会失序,而重演了英格兰在1960-80年代之间,球场暴力文化的往事,像是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地,近年“建立”的足球流氓大军,声势多比英格兰的本土流氓更为庞大,结合政军黑帮的故事,往往也与在地政情盘根错节,而衍生出另一种版本的流氓故事。

只不过英格兰的流氓“传说”相对悠久,球迷醉醺醺失态的模样与英国绅士的形象反差也更大,一时之间要让“英国病”变成“俄罗斯病”、“波兰病”,就算是全球化时代,代名词形象的转换也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

2016年欧洲杯,英格兰与俄罗斯的小组比赛赛后,俄罗斯的足球流氓冲过隔离区,暴揍英格兰球迷的“英国国耻”画面。 图/欧新社

责任编辑:黄亚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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