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大棚 思索

合作研究:在法拉利老家成长起的激进政治思想

作者:Emiliana Armano等

来源:破土首发

【破土编者按】意大利工人阶级在20世纪有着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60-70年代,亚平宁半岛的北部工业城市中曾经孕育了无数富有生机的激进政治思想,包容了各类左翼工人联合实践。罗马诺·阿尔科是这些政治活动中一颗闪耀的明星,他的“合作研究”理论,他的“工业社会学”课程,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学习、参考。

(图片来源:网络)

罗马诺·阿尔科蒂的个人、政治和学术历程和意大利的战后历史是紧密相关的。当时那代士兵都将自己的职业追求放在第二位,倾向于寻找更能够表达他们政治忠诚的职业。以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了新的“政治地生存”,直到今天这都成为将他们与后来一代人区别开来的分水岭。这正是当时新一代社会科学的基础。在这种社会科学中,学术和政治先锋们通过理论描述和经验研究来讨论和评论社会的构成。他们不再将那些主体视为是被研究的对象,而将他们视为参与想象和实现社会变革的积极动因。

罗马诺·阿尔科蒂的研究阶段按照意大利工人主义思潮的变迁可以划分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两个阶段,再概括点说来,他的研究沿袭了由恩佐·帕齐(Enzo Paci)和吉多·大卫德·内里(Guido Davide Neri)所推广的现象学方法,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更决定论和哲理性的那方面质疑了它的哲学基础。更加准确地说,阿尔科蒂的研究项目直接针对的是工业社会学的彻底革新以及意大利社会合作研究的发展。在以下的记录中,我们会尝试描述出这些工作的关键面向。

(图为阿尔科蒂,图片来源:libcom)

政治和学术成型期

罗马诺·阿尔科蒂在一次自传性质的采访中曾经回忆道,自己出生于一个中上层布尔乔亚家庭。他的父亲卡洛·阿尔科蒂(Carlo Alquati)是一位军队上将,也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朋友。他的父亲曾经因为在法西斯党内具有左翼倾向而被流放到克罗地亚, 罗马诺在那里出生,并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早年岁月。1945年,在10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被维切利的党派所处死。家庭命运的这次崩塌令他们在战后的岁月里一直非常贫穷。

阿尔科蒂的成型期是在波河河谷的一个中等意大利城市克莱蒙纳度过的,接着他经历了一次农业产业的深刻重组,伴随这次重组的是由中小型企业带头的工业化的逐步扩散。五十年代的克莱蒙纳是个真正的政治实验室,既提供了宽阔的视野,也孕育着意大利和海外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所以实际上阿尔科蒂从那里开始他的政治活动算是很幸运的。特别是他在那里邂逅了达尼洛·蒙塔尔迪(Danilo Montaldi),然后又遇到了雷纳托·罗齐(Renato Rozzi),——他聪明又耐心的大哥哥——又遇到了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和国际主义者乔万尼·波塔伊奥罗(Giovanni Bottaiolo)。另一方面,根据奇安弗兰科` 菲亚曼尼(Gianfranco Fiameni)的说法,我们可以在阿尔科蒂身上找到一种“工人主义的原型”,“类似于一种真实的过程,类似于我们在克莱蒙纳工厂时期和其他文章和会议中能看到的那些东西。”

罗马诺的政治历程始于五十年代,当时他是“赤脚研究员”中极少数的重要成员之一。虽然他们一直在劳工运动内部(尤其是工会)以一种批判的姿态行动,但他们已经同运动的体制代表们深深分裂了,同样也和社会主义的国家道路分裂了。不过,他们同历史上的反斯大林运动仍然有很大的区别,这区别更多是由于代际的缘故,代际之间的分裂只有到了1968年的时候才完全显露出来。罗马诺· 阿尔科蒂生活在一个追求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盛行的文化舞台上,他能够调查并参与到一个现实的工人群体当中去,而不是只知道共产党经典论述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应该是怎样的理想样板。正如塞尔吉奥·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所强调的,工人主义者必须把意大利左派内部的两种文化协调起来:一方面,是共产党所强调的国家统治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在反资本主义圈子中优先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争取国家解放的斗争。和其他工人主义者一样,阿尔科蒂和这种观点始终保持距离,他更愿意跟随达尼洛·蒙塔尔蒂的想法,质疑工人阶级本身的主体性。如果这种研究部分需要改善以往的理论工具,那么说明它也能够产出真正的方法论革命。实证主义的研究往往被认为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修辞的再生产从而被抛弃,他更倾向于使用一种和调查的主体一起建构起新知识的研究方法来工作。这是一种全面的方法论,当人们在他们自己的阶级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他们的动机、欲求和价值观——不管是说出来的还是没有说出来的。正如博洛尼亚后来评论道:

在60年代,合作研究在我的理解里针对的是一种,我应该说,是一种观念:我们通常相信在工人阶级的身体内部早就具有了完整的关于解放的知识,关于团结、凝聚、反抗的意识。我们相信冲突是深深藏在工人阶级基因和血液中,以社会身份的形式呈现,当然,还有关于强烈的失败的记忆,所以你可以说,我们需要一些审慎。

阿尔科蒂从他二十岁起就被周遭的政治和艺术氛围所影响,早年就受教于蒙塔尔蒂,蒙塔尔蒂先带他去了米兰,然后又去了都灵。在都灵他和赖尼奥罗·潘齐尔里

(Raniero Panzieri)积极参与了杂志《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的编委会,那是新左派形成的关键时期。在《红色手册》分裂了以后,1963年他又同马里奥·特隆迪(Mario Tronti) 和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一起创办了《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这是后来“工人主义”真正的诞生之地。在60、70年代的时候,之前精英主义的大学系统变得很混乱,以至于在不断发生斗争的工厂中产生了许多政治活动家,他们得以进入高等学府成为学生或者研究人员。正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罗马诺·阿尔科蒂找到了工作:开始是一个临时的、非终身职位的教员,然后成了副教授。和其他当时许多同志一样,他并没有跟着主流追逐学院里的职位,“我从来都没想过要申请教职,首先因为我想要避免来自于体制左派给的压力和期望”。正如吉多·波利奥(Guido Borio)所强调的那样:“多年来他在学院中都勉强求生,他的工作更多受到学生的关注,而不是同行们的关注。在学院里他基本上是被隔绝的,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学术独创性而被接纳与认可。”

(图为奈格里,图片来源:libcom)

2阿尔科蒂的创见

阿尔科蒂成功地向读者输送了许多理论工具和概念。在此我们将重点关注其中的一些,特别是那些和主体性、合作研究、矛盾以及超-工业化进程相关的一些概念。

(图为fiat在都灵的工厂,图片来源:wiki)

2.1主体性

第一个主题,这显然和阿尔科蒂整个历程是相关的,指的是在政治范畴里对主体化过程的“发现”,以及“主体性的爆发”。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阿尔科蒂就时常像其他许多杰出的左派知识分子一样,经常出入工厂,他在米兰和克莱蒙纳之间往返,之后在1960年代就去了都灵。都灵在那个时候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也是国家最大的私人企业Fiat的所在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城市工厂涌现了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有广泛的工作和生活经验。许多工人都是移民,不是南方或东北方的移民,就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呆过的移民。

在这些集体经验的严酷考验中,阿尔科蒂和新工人阶级中的人物们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些“人民工人”同全球力量和新资本主义相互拮抗,同时也在行为和心理上全都和以往的劳工运动有所不同。正是因为这种集体性,使得一些基本的分析范畴,比如“阶级成分”被提出,还有研究和介入的方法也以“合作研究”的形式提出。在斗争一代——即六十和七十年代那代人的土壤中,个人关系的社会构成是把握主体性表达和形式的核心,这种主体性不能被简化成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被转变成“情境化”的集体主体性。

这个论点反映在在阿尔科蒂论FIAT工人的重要论文里,最早在《红色手册》和《工人阶级》发表,后来编入《论FIAT》文集中。FIAT长期以来都是产业稳定的堡垒,在60年代初期方兴未艾的罢工运动复兴中始终保持了生产稳定。但是通过调查和合作研究等方式,阿尔科蒂同他亲密的同志却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强调了在这个汽车大鳄中潜在的可能性。阿尔科蒂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他首先找到了在“新生力量”起伏浪潮中的转折点。虽然后来工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日益增加的敌意被证明是在现代工厂中经验的直接结果,但阿尔科蒂也开始发现一些特殊的因素,可以证明这些“新生力量”其实构成了那些新生的阶级,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和感性特征。虽然说“新生力量”特别注意那些他们没有关注到的劳工运动,但这也并不代表之前的工人们就仅仅是被动接受他们在流水线上命运,仅仅是消费主义的奴隶。

新的工人们并不抽象地谈论社会革命,他们也没有完全放弃新改革主义的冒险。这些改革不会触碰基本的阶级剥削的问题,因为工人们需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确证自己。

阿尔科蒂的经历必须放在阶级构成转型以及阶级构成在政治构成中的表现等背景下来讨论:这个过程体现为“工人主义”。正如塞尔吉奥·博洛尼亚所注意到:工人主义者们希望融合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工厂的现实状况。在这种方式中,理论具有了工具性价值。

阿尔科蒂关于六十年代早期其他有影响力的研究主要围绕着Olivetti——在当时是意大利最重要的计算器生产商,研究也包括其他一些商业机器。这些研究也都是以合作研究的形式来进行的,由一群有着地方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活跃分子来执行,这些人因为对工人组织的无私奉献而被挑选出来。虽然 Olivetti的文本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让工人主义表达社会成分的话语走上前台的文本,但它的重要性不止于此。正如马泰奥·帕斯奇奈利(Matteo Pasquineli)最近指出“在Olivetti资本和劳工力量有机的组织”包含了非常复杂的讨论,包括资本-劳工关系中的信息定位。在这个关系中,信息是内在于资本的价值化过程的。实际上,信息是劳工力量最重要的东西:信息是工人通过持续的资本投入转变成一种在评估、测量、阐释的基础上的一种生产方式,为了在劳工对象上推动转变,这些转变,这种工人的“可随意处置性”使得他们成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化指标,通过这个指标,产品的价值就变成由一定量信息的接受者来衡量了。生产劳动是用信息的量来定义的,这些信息由工人向“生产方式”所制作以及传递,与“持续资本”的中介一起,以这种方式,变得越来越间接,直到完全社会化。

如同许多阿尔科蒂的作品一样,在段落中存在着矛盾性,而且有很多内容需要进一步的反思。价值和信息是同一种东西吗?文本并没有继续解释这一点。文本接下来对比了两种信息模式。首先,正如帕斯奇奈利强调的,有一种“控制信息”在追求更多积累的时候控制和调节生产。第二,有一种信息组成了“工人阶级的集体遗产,简单来说就是生产性信息”,其中资本通过对劳动力的纳入,试图转变成一种针对生产规划所需要的“控制信息”。通过所有这些理论,阿尔科蒂试图提取出某种最初潜藏于看起来原子化和整一化的劳动力中的阶级冲突,目标都是为了超越那种即刻的、经验的东西,历史性地超越那种话语偏见的政治界限,这种话语偏见仍然和斗争的偏见与原子性质共生相伴,阿尔科蒂的目标是为了达到话语的普遍性,让斗争全球化。

如果从意大利共产党的视角看来,工人们的主体性仍然保持在党内官方指令的界限中,阿尔科蒂和E.P. 汤普森一样都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被看做是一种连续的发展过程:它不应该被看做是一种征服性的力量,而必须被看做是一个应该在人类学的层面上被研究的,在世界文化的连续发展中的巨大人口群体。这个关于主体性的话语正是合作研究的基础。

(图为意大利抗议活动,图片来源:网络)

2.2 合作研究与阶级构成

合作研究的操作是一个真正的节点,围绕它的不仅仅是阿尔科蒂的学术著作,还有他所构建的政治关系。合作研究产生于六十年代早期同FIAT MIRAFIORI工厂和其他在Piedmont(Olivetti,Lancia)工厂的斗争中,这既是一个研究活动也是一个知识过程,需要在研究者身份和工人主体性之间进行双向转变。作为一个介入的活动,研究者被放置在同研究的主体同一个水平的位置上面 ,取消了一般左派逻辑喜欢的那种区隔他人的先锋人物。如此一来,它从水平位置上重新调整了理论、实践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可以形式化成一种方法的活动,即使是在被动的时期,在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也可以用来阅读非正式组织,以及阅读在阶级的技术构成和它的政治构成之间的断层中的成分模糊性。

合作研究代表了一种认识论断裂,在其中他试图克服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分裂。阿尔科蒂一直激烈批评社会科学试图躲避在方法论隔离墙后面以保持一种被尊敬的状态,为了反对这种研究,他建立了一套在科学对象决定、研究过程,反思数据搜集的方法和展示研究发现之间更加精确的关系。诚然,正如阿尔科蒂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多亏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我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我从来不曾被真正认为是一个科学家”——一个不能再荒谬可笑的处境,特别是他已经写了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了,而当时意大利几乎没有人会用定量。合作研究通过一种集体组织变得更有效了,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空间,在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能够表达自己。研究是和主体一起执行的,所以是一个开放而实践的过程,那会使得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方便,能够开发一种公共活动,将参与者的主体性调动起来。

合作研究激发了人们自己社会实践的变革,因为它是一个积极的认知过程,通过参与者们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来转变他们的集体性角色。合作研究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过程,即使它很难自发地扩展。所发展出来的合作包含了在参与者之间互动的,根据阿尔科蒂的说法,需要明显超越在技术组织——资格——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对立,在那个时候决定就可以做出来了。

合作研究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知识和介入的政治方法,扩大和丰富了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这很明显包含了参与和对每个参与到集体中的人的资格评价,通过给予一种普遍的连接性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能在一个单一的、固定的时刻被解决,而是在一个连续的,包含和转变集体成员的过程中被解决,通过合作和交流的方式,而不是标准化的组织形式。正如蒙塔尔蒂早就在他的书《政治运动的基础》(Militanti Politici di base)中表明的那样,教育者不应该被党校所教育,而应该被阶级内部的日常经验所教育。

合作研究于是就是一种根据一个开放和实践的过程来行动的方式,在其中,倾听和对话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这个领域所呈现的东西的基础上,以一种连续的方式来改善理论工具。简言之,合作研究是从某个视角来看,从一个直接的阶级的视角来看,是一种对知识的征服。所以他包括了一个能够利于建设新可能性的活动:“合作研究本身不过就是一个集体的、共同的、系统的、丰富的、有利的研究,对于对象的情况和它自身现实化的形式”。它是一种反研究。

阿尔科蒂所追求的方法其实是将事情变得双向而全面,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能够发展出“一起行动的”集体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集体中的所有成员的能力都能得到珍视。这样长期的实践使得“存在的转变”成为可能——特别是,使得和政治控制相关的社会关系的转变——伴随的是一个拥有不同研究能力的“反合作”。和资本使用的用来控制的知识不同,合作研究所发展的是一种反知识。

合作研究是在一个实验路径上的舞台,根据阿尔科蒂的说法,能够激发年轻人在短期内考虑变革的可能——但合作研究本身的发展是处于一个长期的过程中的。合作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个人的困难,拓展自己,支持自己,使得自己成为一个能够让自己向多种多样高度无产阶级的主体开放的人,将自己扎根在一个领域,扎根在某个时刻,这个时刻正是全球化浪潮无所不在的时刻。

(图为都灵大学,图片来源:网络)

2.3 人类活动和超-无产阶级工业化的过程:

阿尔科蒂的努力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科学。他拥有一种极端的能力,能够抓到那个断裂的时刻,这个时刻中超越了所有政治的和组织的感性。这意味着,在七十年代早期他的视野已经超越了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以蓬勃的大众工人斗争为标志。相反,在一个人类活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他试图去辨认一种资本主义总和的脱位,将它们和朝向“社会领域的”工厂脱离开来。他关于《中产阶级大学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为接下来他关注的教育、通信和大众知识分子化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作为资本产品的服务的研究,还有关于活生生的人类能力商业化再生产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这个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一个阶级构成循环的末尾和一个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那需要超越工人主义的进一步阅读。阿尔科蒂的想法撞上了对新解释工具的需求——部分是通过持续然而孤独地同伟大社会学家们的对话,比如阿兰·杜兰和鲍曼(特别是,鲍曼作品中流动的现代性的部分)——在他成为高度工业主义的阶段:换句话说,整个人类经验到社会再生产的逐渐展开的有效综合。

关键节点是充满矛盾的,知识和活动能够朝向主体的自主性,或者他们可以在资本的形式化、科技化的语言的符号化内部被征用。问题就变成了,认出那个高度无产阶级的、被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技术机器所社会化的状况。能够把他们自己解放到一个自由的实践当中去。人类主体性的研究,就算是在“铁笼子”里面都能够发现,使阿尔科蒂能抓住“创造力量”的连续矛盾性,长期看来处于潜伏之中,只有在危机时刻,才能突破社会和劳工的界限爆发出来,最终形成了一个促进改变的基本方式。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斗士们在研讨会上处理高度工业化和矛盾的主体,研讨会以大众大学为一个批判知识集体生产的可能性场域,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他的学生。

学习和教育的问题对于阿尔科蒂仍然是很关键的,阿尔科蒂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这个领域中,他在都灵大学直到2003年都一直在教授“工业社会学”的课程。根据阿尔科蒂的说法,知识规训(formazione)通过它暴力的形式来生产和转变主体性。在面对PPT简报规格对信息的吞噬时,阿尔科蒂的课程充满了持续的张力,还有概念化的设计,全都很精确但是从来没有完整定义过:“一种思考当下的机器,为了给还没有成型的东西定型,以及试图想象新的东西”。这就需要一个有意识的交互和知识的集体建构这样的激活过程。这个课程并不仅仅局限在“工业社会学”这种狭隘的领域当中,他期望进入“现代工厂的核心,逐渐能够解决再生产、消费、塑型和信息交换等问题”。他的知识覆盖了广泛的领域,总是具有一些刺激性。同时,他对待学生就像对待新人研究者一样,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相信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量”。正如阿尔科蒂自己曾经在一次批评大学培训传统的采访中提到,“教育是一种将其他地方生产的知识再分配的过程。”这就好比是商业,它分配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程序性知识。而且学生们也喜欢程序知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知识是多么贫乏。

阿尔科蒂最后的作品是一部没有发表的关于人类活动工业化过程的书。这些作品包含了他最丰富、最精华和最复杂的思想遗产,在其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阿尔科蒂是如何针对一般社会学发起“工业社会学研究”的,今天一般社会学已经去掉了“活动的工业化”。但准确来说有五分之一的人类活动都是沉浸在工业生产当中的。今天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无所不在的工业生产,由于广泛的规训过程,工业生产重新塑造了人类的能力。”超-工业性”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并没有在大学和教育过程中缺席。在阿尔科蒂讨论《今日工业社会》的论文当中,他仍然服膺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的概念来进行批判,展示他自己对于当下超-工业化阶段的定义:“这是活动/劳力的网,在其中工人们受到雇佣,这些活动由市场和等级制的混合进行调节(所以,它并不是人们关系之网)。”当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可以互换位置的个体之间的工资条件,遮蔽了“他们作为人的性质,使得连对于工人们虚假的自主权和外部的创造性都激发不出来(表面上)。”实际上,阿尔科蒂强调个体朝向“虚假个体”的转变正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这个时代从日常行为中排除了冲突和集体,“个体越能够在强大和自由的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个体就能够变得更加强大,至少在一些真正的自主的时刻……而个体觉得他们变得越来越虚弱、空虚和平等,那么他们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就会滋长……当无产阶级斗争和工人们拘束的社会角色相互碰撞的时候,就会出现更多的个体,通过这种碰撞,整个系统都以一种迫切的感觉来运作,而不像今天过度个人主义的时代。”

阿尔科蒂坚持对价值化形式进行分析,而且他一直关注他自己定义为“资本-途径”的东西——即,一个合作和包容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武器,通过这种解释能够读懂最近的资本发展以及作为“后-机器”的互联网经济。正如阿尔科蒂在他关于当代工业社会的长篇论文中指出,模棱两可和矛盾的核心就存在于资本价值化来源当中,存在于既是劳动力又是劳动者这种双重的角色当中。马克思认为辨认出在资本统治下面劳动力的双重特性是他自己最重要的发现,之后在工人主义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马里奥·特隆蒂曾经抓住这个观点发展出他自己的异端观点来,他认为:“劳动力必须看到作为商品,作为他自己敌人的劳动-力量,如此才能够解构资本的亲密属性,还原成原本作为构成因素就具有的对立性特点。”在阿尔科蒂最后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当中,他应该直接回到马克思和特隆蒂的观点上,而不是在他们观点的阴影下,应该有所评论、修正和深化。

工人们一方面是工作的主体,他们能够通过制作系统互关功能的大件物来激活他们的社会角色。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意识到资本的物化问题,意识到无法捉摸的物体化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假设他们也能够拒绝这样做,否定他们在其中的角色,并且对抗他们自己,以一种肯定的、自主性的方式做这些对抗。

(图为反映罢工的意大利电影 I Compagni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结论:

阿尔科蒂指出了一些当代资本主义价值化中很基本的、反直觉的因素。总而言之,他的合作研究的方法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他所遗留给我们的例子就是一个非常肯定地无法抵抗他们职业身份诱惑的人类,但是又持续在采用“与他人在一起”的研究方式。他拒绝成为工人阶级领导层中的一员,或者帮助形成工人阶级领导层,这让他能够同官方的共产主义文化和传统保持距离。正如博洛尼亚所强调的,“他非常好的意识到了哪些人能够表达自己,他们拥有比其他人更加清晰的观念,他们具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长远的眼界。”

(作者Emiliana Armano, Devi Sacchetto, Steve Wright ,张沅汐/译。原文标题:

Coresearch and Counter-Research: Romano Alquati’s Itinerary Within and Beyond Italian Radical Political Thought,载于viewpoint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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